王朝周期律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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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王朝周期律，或者说是治乱循环，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历史落后愚昧的表现。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解释了，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误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仅仅因为历朝历代都有终结之时，就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大毛病，这实在不公平。
而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中国的王朝，不但前后相继，没有文明断裂，而且出现了好几个持续了两三百年的成功朝代。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虽然如此，王朝周期律这事仍然有些令人沮丧：人类社会注定不可能逃脱周期律。任何政治体，在维持了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终究会覆灭。治乱就是要一直循环下去。这个结论可不怎么让人开心。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不开心呢？
或许，人们还是希望能找到办法，让人类社会的政治体能万古长青、寿与天齐，让人类永远不再受治乱循环之苦。即使明知做不到，人们在意识深处也顽强地认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这种办法。只要建立起足够好的制度，只要避免历史上其他王朝曾经犯过的错误，人们终究能建立起“永生”的政治体。
这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或者说是一种机械性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缺陷在于，没有时间的概念。而指出和强调时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正是中国的王朝周期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进一步来说就是，无论王朝初期建立的制度多么好，多么完善，多么无懈可击。经过一段时间，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形、扭曲、失灵等等。而只要经过的时间足够长，任何制度都会以失败告终。没人能战胜时间，它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这种观念大大违背一般人对社会、对政治的直觉，尤其违背现在的主流政治观念。
当代世界的主流政治观念，源于西方基督教的教义。这种观念认为，世界的发展是单向的，通向最终的永恒完美状态，也就是在地上建成天国。虽然西方社会现在已经非常世俗化了，但这可不等于他们摆脱了基督教的观念。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地上天国的翻版。
在这种观念中，制度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当初的设计有问题，设计者和执行者没有找到“正道”。而一旦找到“正道”，制度就会永恒存在下去，因为一切已经达到完美，不可能再好了。
所以，这种观念强调制度的作用，认为人是不可靠的。因为人是不完美的，而制度是可能完美的，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完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所谓完美的制度，其实就是上帝的另一种说法。
比如，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推崇法治，鄙视人治。认为只要有了好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人的好坏就不重要了。即使是坏人，在好的制度中，也只能“被迫”做好事。法治成了善治良治的代名词，而人治则成了恶治弊政的代名词。
对于“法治优于人治”这种说法，我们中国人的接受过程很微妙。一方面，接受起来有些别扭，总觉得不放心，需要强硬地换脑筋开脑洞才行。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可以从此卸掉“亲贤臣远小人”的沉重责任。把精力放在建立好制度上就行了。人的好坏，不重要无所谓了。
从这个视角回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政治文献，比如那些著名的大臣给皇帝的上书，就会觉得很烦。这些大臣总是唠唠叨叨地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例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劝后主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从今天的主流政治观念来看，这不是毫无知识含量的废话么？您倒是说点具体的制度建设意见啊。总是重复这些废话，烦不烦啊？
不仅诸葛亮，历史上很多政策建议都是这一套，要求当权者整顿吏治，重用忠臣，排斥奸佞等等。看上去，这些政策建议简直就是无聊的放空炮、唱高调，根本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看，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落后吧。
但是，如果你理解了中国政治传统的精髓，就会意识到，这些看似空洞的劝说，其实才真正抓住了人类政治的关键。
和基督教单向前进终至完美的政治观念不同，中国古人可不相信地上天国这一套。因为见识了太多王朝的兴衰，中国古人深刻地认识到：制度不可靠，治理国家，终究还是要靠人。有了好人，制度差，也能修修补补继续运转。人不行，什么好制度也维持不下去。
周初分封建国，都是自家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分派到各地。这没问题了吧。怎么可能！用不了几代，自家兄弟的后代就已经形同陌路，再往后，就互为仇敌争战不休了。
秦始皇看到了这个教训，废封建立郡县，严管自家兄弟，不让他们有权力。结果，陈胜吴广起事，朝廷无人可用，自家兄弟都在咸阳，有心无力，帮不上忙。
刘邦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建国后“非刘不称王”，但就是他们老刘家的人，打得才狠呐。“七国之乱”差点把汉朝颠覆了。
宋太祖赵匡胤，身为武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抢了别人的皇位。宋朝也把严管武将当作最重要的家法。果然，宋朝比前面的五代稳定多了。但没想到，严管武将的结果是打不过外人，被金灭了国。
朱元璋痛恨贪官，剥皮实草，不能再狠了吧。可是到了后期，明朝官场的贪腐，已达到惊人的地步。
清朝目睹明朝的覆灭，教训深刻，大力修补，其中之一就是严格限制太监，甚至禁止他们出京城。结果呢，到后期，清朝照样出了好几个手眼通天、手握重权的大太监。
可见，无论最初被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过上一段时间以后，总会渐渐被削弱，被架空，乃至无效。毕竟，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如果人出了问题，制度也就靠不住了。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人。
当然，这不是说制度无用，而是强调人比制度更重要。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献，大量强调的是选对人、培养人、教育人。认为只要做到这些，好的制度也就随之而来。
而且，因为人的重要性，超过制度，所以，即使某个王朝的制度彻底失败，王朝也就此覆灭，但人还在，就不难另起炉灶建立起全新的王朝和制度。或许，这正是中国文明一脉相承，有王朝更替却无文明断裂的原因所在。
看上去，中国古人这种政治观，很土气，很粗陋，很落后，和西方那种设计精妙、体系复杂严整的制度论完全不能比。但有趣的是，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却在在证明着中国古典政治观的正确。
以现在西方核心的自由民主制为例。这种制度，设计不可谓不精妙，理论不可谓不高深，在现实中也曾经很成功。但时至今日，这种制度同样没能战胜时间。现在，作为自由民主制核心的公民选举制度，已经蜕变为无聊的政治闹剧和撕裂社会的大杀器，而越来越不能发挥原来设想的作用。
从单向前进的基督教视角来看，制度出问题，主要就是不正宗，解决办法就是回到“正道”。果然，在美国就有人呼吁“回到国父”，也就是回到美国建国时那种纯洁状态的宪法和选举，尽量清洗掉后来出现的种种堕落和扭曲。
但从中国古典政治观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徒劳。自由民主制的变形、堕落、扭曲，一点也不奇怪，太正常了。这是所有制度的宿命。指望着通过回到过去来解决，简直可笑。重要的不是修补这个注定越来越涣散的制度，而是恢复人心，提升人教育人。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可能再次拥有好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王朝周期律，及其相应形成的古典政治观念，不但不是消极和悲观的，反而是积极和乐观的。人皆有死，但我们仍要锻炼身体促进健康。同样，任何政治体都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但正因此，我们不能把文明的存续寄托在某种制度上。文明的存续和发展，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制度。
人还在，心不死。没有哪个王朝能永生，但文明却可以生生不息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