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的中国人 ——赵尔丰在藏区的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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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中，赵尔丰的名声并不好，甚至可能会被归入“反动派”的行列。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运动中，时任地方大员的赵尔丰严厉镇压，招致民怨，最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因为成了辛亥革命的对立面，赵尔丰此前的政绩，就很少被提起了，一般人知之甚少。不过，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并没忘了他。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对国家贡献很大，清末以来的历史学者，对此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功不仅在一代”。
“改土归流”，意思是把土司改成流动的——也就是中央派遣的——官员。这是个很重要的国家整合进程。在一些边疆地区，由于中央鞭长莫及，无力直接统治，于是便委任当地人做头领（土司），实行间接统治。说白了，就是中央承认当地“土豪”的统治地位，换取“土豪”对中央的臣服。当地的种种事务，实际上是“土豪”说了算，中央很少能干涉。
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加，加之国家整合大趋势的需要，在适宜的时机，中央会对这些地方实行改土归流，剥夺土司的地位，由中央实行直接统治。
可以想见，改土归流势必招致当地土豪们的反对和抵制。这个过程不会是轻松愉快的。就算是各方面条件具备，敢于动手改土归流的，也一定是强悍有为的皇帝和大臣——否则不敢捅这个马蜂窝。
云贵广西等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雍正，算是这种强悍有为的皇帝的典型。而大臣呢，赵尔丰可算是典型代表了。
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在紧挨西藏的川边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遭到激烈反抗，当地爆发叛乱。四川总督赶紧派兵剿平。大致平定以后，大军主力返回，留下赵尔丰为善后督办，继续平定叛乱。
手里有了权力以后，赵尔丰强力推行改土归流。朝廷看他干得不错，干脆把他提拔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更是放手大干。他先是在川边藏区各地乱七八糟的地名整理为正规的府县等行政区，实行和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然后，他又大张旗鼓地强行收缴土司的印章等物，废除土司地位。到宣统三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清廷正式批准了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
不久以后，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就此走上了不归路。不过，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已经基本完成。这要算是赵尔丰的大功一件。
如果你以为改土归流仅仅是设置府县、收缴土司印章这些是，那可就错了。改土归流对当地来说，是一场深刻全面的变革，甚至可说是革命。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政治方面，彻底废除土司的名号，代之以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职名称。原来的土司，接受改土归流的，可以担任这些官职；抗拒的，则没收全部财产，并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
同时，各地新设地方官衙门，兼有汉人和藏人官员，管理当地事务。衙门开支由上级政府拨给，不许向民间索取。地方上有事，必须随时向上报告。总之，政治上完全接受朝廷的统治。
宗教上，赵尔丰的措施非常严厉，强硬地推行政教分离，严格削弱寺庙实力。寺庙的土地，一体向国家交粮缴税。严格限制寺庙喇嘛人数，大寺庙也不能超过三百名。喇嘛的个人情况，均需登记造册，呈报给官府。寺庙所在地的各种行政事务，都归汉官管理，严禁喇嘛干涉地方行政。
经济方面，赵尔丰在各地清户查产，统计人口、土地、牲畜的数量，制定税则，统一度量衡等等。这其实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编户齐民”。
赵尔丰还大力鼓励垦荒，从内地招募农民来此开垦土地，政府发给路费，并借给住房、农具、耕牛、种子等等。垦荒收获以后逐年偿还。当时，这个政策吸引了不少内地农户迁往川边。
此外，赵尔丰还在川边地区建工厂、开矿藏、建学校、发行货币、建桥梁、通电线、开设邮局等等。可谓是推行了一套综合性的全面改革。
当然，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足，加之清廷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投入的资源很有限，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给藏区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后来完全不能比，差距很大。在某些方面，甚至仅仅是聊胜于无。
虽然如此，回顾赵尔丰这次改土归流改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汉人高官，赵尔丰在藏区推行改革时的理直气壮和充分自信。在赵尔丰看来，土司统治下的川边藏区就是有待开化的野蛮落后之地，而他自己则是来自文化昌明、制度先进的中原地区的精英。他要做的，就是居高临下地教化民众，输入文明，消灭野蛮。
改土归流以前，除了寺庙宗教教育以外，藏区基本没有学校。赵尔丰在兴办学校时，毫不犹豫地大力提倡儒家文化，排斥佛教文化，比如明确指出：“（教育）其要旨，两言总，一忠君，一尊孔。”“教以汉字，无非令其同文”。
在教给当地儿童的“兴学歌”中，内容有：“讲忠孝，讲文化。不论蛮娃，不分喇嘛，人人都要入学堂，学官话，蓄了头发，讲究礼法。”赵尔丰毫不客气地强令青年童僧半日读书，半日学习制陶，以各有专业，自谋生计。
对自己在藏区的办学成就，赵尔丰颇为自得，曾对人说：“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竟能作数百言文字。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蛮民归顺之诚，已有变夷为夏之势。”
对，就是这个“变夷为夏”，是赵尔丰这种士大夫面对异文化时充满自信的根本原因。他们深信，华夏文化大大优于夷狄。变夷为夏，用夏变夷，当然就是文明的进步。这还用说吗？
所以，看到藏区独特的文化或者风俗，赵尔丰可没有兴趣去理解，去分析其中的价值。他直接就用中原汉地的制度风俗取而代之。关于婚姻制度，对藏区的自由婚配，一妻多夫，他嗤之以鼻，认为是乱伦败纪，要严禁。规定必须一夫一妻，他印发婚书——也就是结婚证。结婚不领证的，要惩办。
赵尔丰还在藏区推行百家姓，让各地百姓自领一个，以便追祖求宗，知道自己的家族来历，也防止近亲结婚。在丧葬习俗上，赵明令禁止天葬、水葬等，要求实行土葬，认为“按大清律，（天葬）属禽兽之不如……按国法亦在必诛。须及早禁革”
对藏人的穿着打扮，赵尔丰尤为不屑，要求“不得再似从前之披头散发似活鬼一般”“尔等男女皆不穿裤，自问是何形象”。在藏区，赵尔丰还推行“厕所革命”，在大街小巷设立公厕，禁止随地大小便。
总之，赵尔丰的改土归流，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国家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而且在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大力改造“化外”之地，而改造的方向，就是边地内地化、中原化。
当然，赵尔丰的这些改革，从今天的角度看，肯定有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简单粗暴的弊端。可是，看到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叹不已的是：即使是在国势不振的清末，中国人也曾经如此自信过。
这种对自身文化优势的高度自信，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赵尔丰所作所为，相信在古人看来，很正常，就是一个士大夫应该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在落后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明的士大夫，前后相继，连绵不绝。比如苏东坡之于海南，王阳明之于贵州。这些地方，都因为中原文化精英的到来和教化，而深深受益。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解放西藏等地的历史进程中，也有这种对于自身制度、文化先进性的充分自信。但是，这种自信，由于中国一度的贫穷落后而遭到严重冲击，可说所剩无几，以至于现在国家要特别提出“四个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尔丰这种自信的中国人，已经是有些陌生的形象了。我们不太习惯看到如此自信的中国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充满自我怀疑、自我贬低乃至自我否定的中国人，而且，还多半会同时有对异文化的盲目崇拜和神化。
国家的复兴，必然会表现为对自身的充分自信。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人全面恢复历史上长期拥有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就在不久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