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吸星大法 ——关于魏晋南北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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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三国分裂局面的西晋，经历了短暂稳定之后，就出现了内乱——八王之乱。“司马”们互相杀来杀去。国家因此衰弱不堪。北方众多少数民族纷纷趁机南下，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一批政权，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
对于这十六个政权，以往说得比较多的是，他们分别是由哪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汉赵是匈奴人建立的；前燕是鲜卑人建立的；淝水之战中失败的苻坚，他那个前秦，是氐族人建立的……
这些说法，并不是错误，但有可能过分简化了历史。
首先，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十六国”这些政权，虽然其皇帝是少数民族，但并不等于那国家就是那个族的人组成的。不能用当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去套这些古代国家。古代人的民族界限没那么清晰。
“十六国”其实都是多民族混杂的国家——当时北方的方方面面都是一片大乱。苻坚的先秦帝国，之所以淝水之战一败就解体，多民族混杂而成是主要原因。如果是单一民族，凝聚力不至于那么不堪一击。
其次，从长时段的历史看，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就是说，“五胡十六国”后来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融入了华夏，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他们是怎么融入华夏的？融入的具体过程是什么？这其实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以往被忽略的知识点，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那就是，为什么是“五胡十六国”？“十六”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311年，匈奴人攻陷洛阳。中原陷入“永嘉之乱”。从那以后，中原地区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虽然几年后匈奴人建立了汉赵政权，但汉赵政权根本不能像汉朝晋朝那样恢复国家统一。各种大大小小的强人、草寇，要么拥兵自立，要么据险而守。那是个遍地都是草头王的乱世。
曹操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我，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谓乱世，特征之一就是强人纷纷自立为王——当然有大王有小王，有直接登基称帝的，也有只是当个山大王的。总之，在乱世中，各种国家、类国家的组织会数量猛增。
其实可以说，永嘉之乱以后的那些年，中原大地上到底出现了多少政权、多少王朝，有多少帝多少王，是个谁也搞不清楚的事情。那么，“十六”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北魏时有个名叫崔鸿的史学家。为了记述这段历史，他写了一部史书《十六国春秋》，收集了十六个政权的历史。《十六国春秋》这部史书已经失传，找不到了。不过，虽然书失传了，“十六国”这个说法倒是流传下来。“十六”这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了，崔鸿是根据什么确定“十六国”呢？当时，就算不考虑那些后来根本找不到踪迹的山大王、土皇帝，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政权，仇池国、吐谷浑国等等，延续的时间甚至比那十六国都长，崔鸿却视若无睹。这又是什么回事呢？
对此，崔鸿倒也早有明确交代。他的选择标准是“各有国书”——那些有本国史书的王朝，他才认为那是个“国”，才收录进来。仇池国、吐谷浑国，都没有自己的史书——官修的和私人的，都没有。在崔鸿看来，那就不叫国家，属于化外。
对他这个取舍标准，崔鸿非常较真，一丝不苟。这方面有个例子。当时在四川有个成汉国。这个国家有史书《汉之书》，但崔鸿一直没找到。没找到，他就停笔不写，继续找。一直找了十二年，终于找到了，崔鸿这才开始动笔，把成汉国写入他的《十六国春秋》。
以是否有史书来判定那是否是个“国”，这种观念，初看起来平淡无奇，但你越琢磨，就会越觉得深不可测。这其实是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的“吸星大法”，或者说是个历史大漩涡，不知不觉地就把周边的人群和地方都纳入了华夏的范围。
崔鸿的这个取舍标准，并不是他个人的新发明，而是当时人的共识。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史学传统最深厚的国家。在文明早期就有意识地用文字记录历史。最初是私人修史，左丘明写的左传，就是史书。后来发展到官修历史。朝廷设置专人编写前朝历史，本朝也有皇帝起居注等详细的记录。修史被认为是正统王朝、合法政权必须做的事情，甚至是宣示正统的一种方式：修前朝历史的，正是正统性的继承者。
这样一来，中原王朝不但确立了“有国必有史书”的传统，还不知不觉地把华夏文明的“私货”加入其中，那就是：国家不但要修史，还要按照中原王朝的叙事模式、价值观去写史书。于是，那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写史书的过程，就同时是模仿、效仿中原王朝的过程，也就成为“汉化”“华夏化”的过程。
这就是华夏族对周边人群的“吸星大法”。
北魏时，发生过一起大案。当时有个大臣名叫崔浩。崔浩出身北方汉人的名门，对北魏王朝忠心耿耿，贡献很大，深得北魏几代皇帝的信任。但是，后来崔浩主持编写的北魏国史，却触怒了北魏皇帝。崔浩遭到灭族之祸，史称“国史之狱”。
北魏这种鲜卑人政权，早期历史自然有很多游牧民族的“质朴风尚”，并不像汉文化这样礼法严格、尊卑有序。首领、贵族的男男女女有很多“浪漫之事”。崔浩写国史，虽然尽力掩饰回避，但终究还是写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国史写成以后，崔浩还将其刻成石碑，当众展示。这等于给北魏皇室贵族来个“家丑外扬”，所以招致了杀身灭族的大祸。崔浩写的这部北魏史，也被禁毁，没流传下来。
虽然北魏皇帝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但国史之狱这个大案却表现出，到这时，北魏皇室和上层，已经认同了汉文化的种种礼法，而以自己祖先的那些“浪漫之事”为耻。这不就是汉化了么。
无独有偶。十六国时期有个大夏国皇帝赫连勃勃，是匈奴人。有一次他占领了长安，召见一位隐士。这位隐士是个大文人，召见时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赫连勃勃大怒说：我现在还活着呐，你就不拿我当皇帝看。日后等我死了，你还指不定在史书上怎么编排我呐。竟然因此把那个隐士给杀了。
一个匈奴人，居然担心自己今后会不会青史留下骂名，很有汉家风范嘛。
有这么个说法：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这种说法有片面之处，但标准的作用，确实比专利或者产品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华夏文明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很早就在东亚地区确立了标准。标准确立以后，就会深入人心，这样，即使现实中华夏政权有胜有败，有进有退，但其他民族的人，却依然被那个标准所控制，然后渐渐地就会被融合，进而汉化了。
各国写本国史书时，必然要有所美化，自我吹嘘一番。问题在于：你往哪个方向去美化呢？你自我吹嘘出来的那个形象，是什么呢？
如果是在信仰某宗教的地区，自我美化、自我吹嘘多半会是往虔诚信仰那个方向。商业气氛浓郁的地区，美化吹嘘的方向则是日进斗金、财源广进、能赚钱。
在汉文化标准确立的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美化、吹嘘自己皇帝、首领的主要方向，就是这人汉文化造诣很深。
羯人石勒，现实中很可能就是个杀人如麻的蛮夫，但史书上却说他“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尝使人读汉书”，简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
史书都是文人写的。文人吃朝廷的饭，当然要讨皇帝的欢心。美化吹嘘，不可避免。但文人的这种美化吹嘘，也反过来影响了那些蛮夫，让他们不知不觉地以汉化为荣，以有文化为荣——被历史大漩涡给卷进去了。
就说这个石勒，虽然史书中美化吹嘘他的那些话不可全信，但有一些记载，是他说过的原话，这个夸大的成分应该就不是那么大了。
有一次，石勒和众人喝酒，喝到酒酣耳热，问其他人：拿我和历史上其他皇帝比，我像谁？那人赶紧拍马屁说：汉高祖魏武帝都不如您，也就轩辕帝能和您比一比。石勒笑着说：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这吹的，太过了。要是碰见刘邦，我彻底服。遇上刘秀，可以较量一下。不过曹操、司马懿，欺负人家孤儿寡妇，我是看不起的。轩辕帝，我是万万不敢比的。
看，这个赳赳武夫还真挺有文化挺懂历史的。
按照中原王朝的治史传统，编修本国的史书，一旦你开始这么做，就逃不脱华夏文明的“吸星大法”了。
编修史书时，必定要向上追溯本族的起源历史。可是，这些少数民族早期并无文字记载，只有越来越模糊的传说。于是，只好借助和华夏族开始发生联系时的历史记忆，以这个时间点作为本族历史的起点。所以，往往是那个最初带领大家迁徙过来的人，就成为本族的始祖。
可是这样一来，这族的历史，就不再是独立的历史了，而成为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史的一部分，再加上后来认同汉文化的礼法和制度，不融合进来，还能往哪里逃呢？
说到底，问题在于，少数民族政权通过修史整理、归纳本族历史时，他们没有多少自身的史料、素材、论据可用。他们拿来作为本国正统性、合法性证明的素材、符号、论据，都只能来自华夏的历史。他们编写的史书，其实是他们国家历史的一种“再塑造”，肯定和真实的历史有不小的差异。而这种“再塑造”的方向，就是朝向华夏文明的。
如果这不是汉化，还有什么是汉化呢？
前面文章中提到文人和武人各有价值和作用。武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提供现实的有效解决方案，可以直接提升国家的治理水平。
文人的作用，则在于在长时段内塑造文明的形象和影响力。应该说，在这方面，周秦汉以来的中国文人，表现出色。他们成功地打造出东亚地区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模板，因此造就了历史大漩涡，几乎把整个东亚大陆都卷入其中。
周边地区的人们，想要摆脱这个大漩涡，只有远远离开，远遁他乡，比如那些去往欧洲的蛮族。他们确实没有汉化，他们加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明。其他那些没有远走高飞的人，早早晚晚，都会被华夏的吸星大法控制住，被卷入历史大漩涡，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从外人变成了自己人。
世界上本来没有多少自己人。文化模板做好了，自己人就会越来越多，渐渐地，就有了全世界最大的广土巨族。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