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的“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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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这部优秀的科幻小说，让“三体”这个词广为人知。“三体”是个天文学术语，指的是三颗恒星互相环绕而成的系统。
宇宙中的恒星，远看是一颗星，其实大部分是双星系统，也就是两颗恒星互相环绕。太阳这种一星的，其实是少数。太阳系的几大行星中，木星质量最大，而且大得出奇，和其他行星不在一个级别上。木星以外的所有行星，加起来质量不到木星的四分之一。木星相当于1321个地球。而且，木星是个气态行星。
天文学家认为，木星就是那“另一颗恒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木星没“发育”成恒星。结果，太阳系就成了少有的单星系统，而不是常见的双星系统。
双星系统和单星系统以外，还有三恒星系统，也就是三颗恒星互相环绕，这就是“三体”。北极星就是一个三恒星系统，是个“三体”。
“三体”系统的稳定性低，并且，内部的运动规律极其复杂。据说，“三体”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目前人类掌握的数学能力，以至于人类现在没办法弄清楚“三体”内部的种种规律。
关于天文学的铺垫，就说这么多。接下来进入正题。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三体”现象，而且，和天文学中的“三体”一样，人类社会的“三体”，内部规律特别复杂，因此，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看中国历史时，有一个核心问题让人很困惑，那就是：如何评价中国的皇帝和皇权？
按照革命史观，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和利益代表，是专制统治的施行者，形象基本是负面的。皇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则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就是要推翻、打倒皇帝、皇权这样的统治阶级及其权力，解放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
可是在历史中，皇帝施行仁政、善政的，并不少见。不少皇帝，发自内心地想要人民过上好日子，甚至为此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生活享受还不如普通的富家翁。说这样的皇帝是在剥削人民，总觉得哪里不对。
有的人因此立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革命史观说成是暴民作乱，把皇帝、皇权、朝廷说成一朵花。这种说法听上去也很别扭，也觉得有哪里不对。
类似的善恶一体、评价两分的情况还有很多。对地主、资本家、企业家都有类似情况。要么说他们贪婪剥削、自私自利，要么说他们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简直是普渡众生的大善人。
以前一直被类似问题困惑，想来想去，想不清楚。直到读了柯华庆先生的《论共同自由》中关于“社会三体”的理论，这才恍然大悟。
《论共同自由》这本书并不是那种大部头的大厚书，只有一百多页，但“理论浓度”很高。其中至少有两个观点，对我极富启发。“社会三体论”是一个。这个观点，打通了很多理论“卡阻”，足以成为新的理论范式。
或许有人认为，二元论错得浅，不应该如此机械地把社会分成两方面，而应该就事论事具体分析。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分析任何问题，总要有个理论，有个方法。二元论是一种分析方法，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二元论就算有问题，也不是错得浅。那种排斥所有理论、所谓就事论事具体分析的方法，才是一笔糊涂账。
努力的方向，是提出比二元论更好、更有解释力、更能深入揭示社会规律的新理论，而不是无理论。
“社会三体论”就是这种更好的新理论。
柯华庆的“社会三体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三种力量在互相作用，分别是：最强者、强者和弱者。这里的强弱，是相对的概念，和具体数量、水平无关。所以，任何社会，都可以划分为这三部分。
这就突破了强/弱、富/穷、有权/无权、主流/边缘等二元论，因此也就解释了很多二元论下难以解释的难题。
皇帝、皇权，或者说政府，正常情况下是社会中的最强者。而富人和各种有权势者，包括政府中的高官，是社会中的强者。普通民众和弱势人群，则是社会的弱者。这就是“社会三体”。
当然，这只是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下，“社会三体”的情况会有变化。历史上，有时皇权衰落，权臣或地方诸侯、节度使做大，这时，后者就成了最强者。或者，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革命时期，民众成了强者，资产者成了弱者。各种变化，情况多种多样。
但不管具体情况怎样，社会并不是强弱对立的二元，而是最强、强、弱互相作用的“三体”。和宇宙中的三体一样，社会三体的规律，特别复杂难料，并且，内含固有的不稳定。宇宙中的三体已经让数学无能为力，人类社会中的三体，更加复杂，因为人有主动性，而恒星只受物理规律支配。因此，研究社会三体的规律，不但数学无能为力，人类的所有学问加到一起，都不够用。
实际上，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从柏拉图到孔子，从佛陀到秦始皇，从康德到朱熹，最优秀的大脑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的规律，试图驾驭掌握，想让人类摆脱种种社会动乱，永享和平和幸福，但事实一再证明这是妄想。社会始终处于非稳定的动态。人类对自身社会的认知，永无止境。
接下来我列举一些“社会三体”视角下的人类社会现象。
对于弱者来说，他想要摆脱强者的压制，反而要求助于最强者。现实中，往往是最强者和弱者联盟，共同对付强者。中国历史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皇帝不但不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反而会联合民众，共同对付地主、官僚、地方势力、豪强等强者。越是优秀的皇帝，在这方面越有作为。
英美主流政治理论，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认为压制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甚至实现无政府，民众才能得到解放，才能拥有自由。殊不知，最强者被抑制，甚至消失，结果不是弱者胜利，而一定是强者胜利。如果政府这个最强者衰弱，弱者的境况往往会更差。“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是中国古人对这个规律的沉痛感悟。
最强者和强者之间的矛盾斗争，才是政治的常态。皇帝等最高权力，和官僚集团、地方势力、权贵等等之间，并不是弱者想象的那样勾结起来，而是矛盾重重、利益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实际上，中国皇帝的日常工作和关注重点，并不是压制人民，而恰恰是控制各种强者。可以说，皇帝和权贵的斗争，是政治史的主要内容，贯穿了中国历史。
宦官、太监当政，往往被视为王朝衰落的原因，被写历史的文人大加抨击。其实，这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皇帝之所以信赖、倚重宦官，就是因为这是皇帝和官僚集团斗争的必然需要。皇帝只是一个人。在王朝的制度设计中，官员是皇帝的帮手，但在现实中，官员往往成为利益集团，和皇帝相抗衡、相争夺。这时候，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去和官僚集团作斗争，否则，皇权就会衰落。而对民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不但不是解放，反而很可能通向天下大乱、颠沛流离。
中国的民众，普遍有一种心理，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这种看法往往被知识阶层嘲笑，认为是愚昧。其实，民众的这种认识，恰恰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三体”的朴素感受。对底层民众来说，最高权力也就是最强者，是他们面对强者——地方官员、豪强势力、资产者等等——时的唯一指望。民众本能地意识到，最强者反而和他们是利益一致的，是可以信赖的。
这种认知，在某些具体情况中可能是错误的——地方官员、资产者中当然有很多造福民众的好人，但在对社会整体形势的把握上，很灵敏很准确，是一种长期积淀下来的深厚政治智慧。
社会动乱，往往是最强者衰落以后，无力抑制强者，于是，在残酷的压迫之下，弱者联合起来对强者的殊死一搏。动乱是否能平息，实际上取决于什么时候打出一个新的最强者，重建社会，也就是恢复“三体”之间的平衡。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初期往往是皇帝很能干，能有效控制社会，压制强者，照顾弱者利益。
到了王朝中后期，强者渐渐做大，最强者相对衰落。这时，强者和弱者之间的矛盾就会积累并激化。但由于最强者只能表面上压制强者，对弱者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差。王朝也就因此在下坡路上越滑越快。终于，最强者彻底失去对强者的控制，社会失序，弱者和强者之间的矛盾爆发。这时，就是王朝的“气数已尽”。
用“社会三体论”去分析中国历史，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就是因为，社会三体论比二元论更符合社会实际，更能描述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不过，因此也可以看到，社会三体的规律非常复杂，没有清晰简明的因果链条。因此，对社会来说，永远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和法律。在社会三体的互动中，任何制度和法律都是暂时的，都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调整。
而且，人类社会注定不会长期稳定下去，必然是稳定和动乱交替进行。这也符合中国古人的“气数”论。当然，在这个框架内，人类并非只能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幼稚地认为社会有“历史终结”，或者悲观地认为社会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都不可取。深入探索社会的规律，探索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之道，永远是仁者和智者的人生使命。
正如那句著名的话所说：“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依旧热爱生活”。
柯庆华、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