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影像笔记之65 | 谈话即道路 | 序：黎小锋、贾恺著《大地行走：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跟踪访谈与调查报告》

吴文光影像笔记65谈话即道路

序

黎小锋、贾恺著《大地行走：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跟踪访谈与调查报告》

“谈话即道路”，我把我喜欢的这句话比喻黎小锋、贾恺的书《大地行走：对当代中国纪录片人的跟踪访谈与调查报告》。该书由“跟踪访谈”和“调查报告”两部分构成，按我的理解，前者是“铺路”，以谈话铺就一条路，把读者引入到纪录片作者面前，倾听他们来自现实与创作现场的的讲述；后者类似“实验室”，存在于这个环境下纪录片人当下生存状况、创作轨迹、可能性的道路延伸或终止、以及伴随其间的情绪和希冀，被分门别类安放在设置提问中。就后者而言，依个人经验，我是头次读到这么一个把体制外（独立制作）和体制内纪录片人“溶于一炉”的“调查报告”。

进入“实验室”之前，是书著者与纪录片作者的访问与对谈，24个作者，24条道路，抵达被访者，探究其身处环境、现实度过、创作轨迹并进入内心与情绪。我自己的纪录片作者身份，与这24人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我好奇这些同行“怎么干”。我的好奇被书著者黎小锋、贾恺满足了。黎贾二人皆备纪录片作者、教育及研究者身份，与24位被访谈者属“同道人”。所谓“同道人”，即当今中国纪录片人之“现实共处”，这些纪录片人在纪录片路上的出发与行走方式固然各异，但“共处环境”在他们之间自然而生一种彼此遥望与打量的通道和默契。黎小锋、贾恺以此默契搭建试图抵达24个纪录片人通道，还有一种形容可以是，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打量与对话。

我记忆中至少是在6年或7年前（2013或2014），黎小锋邮件和我说起一本正在做的“纪录片人访谈书”，他约我书稿完了写篇序。我当然答应，我知道这样的访谈书难得，尤其是发生在“纪录片人与纪录片人之间”，如此“道路”本身就接近某种“天然秘密通道”。此事说过若干年过去，那么多事发生，某时甚至有世事沧桑感，比如今年初的“疫情爆发”。就在4月“疫情尾声”时，黎小锋微信告诉我，那本差不多被我抛在脑后的书，依然持续进行中并有望近期内印成铅字。

很快我读到书稿，24位纪录片人除一个我不认识（没看过其影片），其余23人我都认识，看过所拍片子，某些还非常熟悉，曾交往过密，写过看片笔记（比如胡新宇、郭熙志、杜海滨、丛峰、周浩、徐童、杨平道、赵亮、赵大勇），有的我也做过访谈（杜海滨2000年做完纪录片处女作《铁路沿线》后访谈，刊载《现场》第二卷）。据我的了解，20几位被访人的“现实身份”大致为两类，一类是无“单位编制”或“公司雇佣”的“自由人”，丛峰、赵亮、季丹、冯艳、徐童、邱炯炯等属此类；一类是“有单位的人”，即所谓“体制内”，不过我认识的“体制内”纪录片作者，不是那种负有“宣传使命”的媒体人（如电视台），他们大部分在高校任教，郭熙志、胡新宇、杨戈枢、包括此书编著者黎小锋、贾恺均是。

“现实身份”与创作摆不脱关系，有个比喻是“真人与影子”。通常来说，“自由人”似乎更无所谓“规定”或“规则”，比如拍摄时不以片子能否“过审”考虑为先，创作也更无视“常规手法”，重在自由飞翔，但事实经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创作自由”并非“身份自由人”专利，尤其表现在，“最初作品杀出一条路”后，为“迎接拥抱资金与大制作”主动“放弃自由”，这种故事满眼都是。

再看所谓“体制内”的纪录片人，某些案例表现出的“自由疯狂”会让一些“体制外”作者不好意思起来，胡新宇是一典型案例，他的美声教授身份与“自诩并沾沾自得”的“私影像教父”，既是一种自相矛盾又是人在现实中的“两张脸”（为现实饭碗绕不开的循规蹈矩与为创作而疯狂的胡作非为）印证。

类似这样的纪录片作者、以及他们及作品可能呈现出的多种或复杂状态，在该书中可寻得轨迹。

20几位被访人年龄大部分“70版”（生于70年代），他/她们拍摄纪录片也大多始于2000年前后。如果把90年代出现的最早一拨“拍自己片子”（也称“独立纪录片人”）的纪录片作者算作“前世代”，2000年前后出现的纪录片作者可称“中生代”。“中生代”作者钻出地面与90年代末“DV时代”（数字影视）新技术出现有一种“春雨催春苗”关系，人手一机（一个人一台摄像机），摆脱体制（设备控制），走南闯北，自由穿行。彼时，“自由”不再只是一厢情愿或白日梦，可以是具体为实实在在踩在地上的动作。一道渠口打开，汹涌洪流滔滔而下，各路创作好手雨后春笋。我一个来自“前世代”之人，2000年前后，也裹挟在这条洪流中。我的感觉是，这时期出现的纪录片作者及催生并带动之后的“真实影像”创作包括影展（云之南、北京宋庄、南京）、包括大大小小跟随事件，可称当时“灿烂一页”。

黎小锋、贾恺以此书铺就通往24个作者之路，他们是“灿烂一页”的实践者和见证者。该书把他们比喻为“大地上的行走者”，打开此书，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实践者行走的样子。

一本书似乎不可能把所有行走者一网打尽。中国纪录片之路，“70后影像作者”曾经是一股来势凶猛的冲击——

比如杨丽娜，她的第一部片子《老头》是单枪匹马女性影像手持DV所为，可称90年代末DV横空出世的最佳案例之一；

比如王我，他的《外面》，来自拍摄者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影像素材聚合，升华为“作者眼睛对公共空间的注视”；

比如沙青，其《独自存在》，记忆激活“素材”，观念牵制创作，可称“当代影像创作一种”；

比如李红旗，作家与影像作者身份兼备，其片子《神经》，“把日常现实装置于影像构成中”，搭建出来的是一种“作家式影像写作”；

还比如毛晨雨，他最近10年的影像作品，进入一种不管不顾、自我雄辩的“影像论文”方式……

上述是我看过片子并与作者有过或深或浅交谈的案例若干，按我的理解，这些作者及创作是曾经的影像创作坐标或“未来影像”可能的种子。各种可能的原因吧，我们在本书中暂时无“路”通向他们那里。这既是一种“余味留下”，也可以是想象延伸——本书“道路”铺向的是“2000前后出现并活跃的中生代70后”。

接下去的“后来呢？”，比如2010年后出现的“真实影像80后新生代”，就我看过的来自这拨新一代人的创作，又是一种后生可畏和摧枯拉朽。是不是可以期待黎小锋、贾恺的下一个“谈话道路”通向这拨“未来一代”？

2020.5.昆明

吴文光影像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