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刘心武:到了80岁,不需要有写作计划
午后的茶馆里,来了一群不喝茶的人。日光穿过中式拉门,被切割成块状,倒映在灰色的大理瓷砖上,根雕茶台泛着光泽。
四周忽然安静下来,人们聚在一起,朝门口望去,刘心武来了。
钱粮胡同的合欢树
“有天,我看《人民日报》副刊上有篇文章,看完以后觉得我也可以写,可能写得更好些。”刘心武顿了顿,看向众人:“当时,我对印出来的文字无比向往。”
昏黄的灯光下,还在上初中的刘心武趴在八仙桌上,笔尖划在格子纸上发出声响,到了白天,他把信塞进邮筒。这时,刘绍棠已成为知名作家,王蒙凭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崭露头角——这些热闹与喧嚣,离他很远。
那时,他住在北京钱粮胡同,院里有一株很高的合欢树。一到夏天,枝头长出丝绒花,满冠遍生。树下,母亲王永桃端锅翻铲,香味沿着窗缝沁进屋。小床上,男孩正在读《福玛·高捷耶夫》,手边还有一本巴比塞的《火线下》,书报杂志撂满屋地。
王永桃宠溺老幺邻里皆知。当人们去传达室取信件,常常会看见刘家的报刊——头几年还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再过几年就换成了《人民文学》《收获》《文艺学习》《文艺报》《大众电影》《戏剧报》。邻居大娘曾问:“怎舍得给幺儿花这么多钱?”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旧衣,王永桃平淡地说:“他喜欢,就尽着吧。”
隆福寺街挨着钱粮胡同,东段有三家电影院。上小学后,刘心武开始看译制片。一天晚上,他和小哥看完电影《流浪者》往家走,聊起加演的话剧《凤仪亭》——扮演貂蝉的演员上了年纪,哥俩讨论,吕布和董卓为何要为她打起来。明明小人书和烟画上,貂蝉都画得极美。上了高中,从家走到学校,总要路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三年,刘心武几乎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所有剧目。
父亲刘天演忙于工作,基本不过问刘心武的事,碰上班主任来家访,他竟问对方,儿子现在哪所学校上学。“我家的文艺味儿特浓,兄弟几个都喜欢一些。”刘心武提到父母的教育理念,“无意的熏陶比刻意的培养更重要”。父亲是修绠堂常客,会把买来的《增评补图石头记》、线装《浮生六记》藏于枕下。趁他不在,刘心武取出翻阅。母亲则一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每日阅读大量书报,对《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儿如数家珍。
看过书,刘心武就讲给胡同里的玩伴听。有年冬天,他讲《卡斯特桥市长》,乔哥儿家里的白菜帮子存够了,还拉着小轱辘车往城外跑,只为到菜地旁听书。高二时,有杂志发表了刘心武的一篇书评《谈〈第四十一〉》,《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常刊发他的短诗、小小说。高考前几个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咕咚》,剧本是他编的。刘心武的成绩很好,走在学校的过道里,同学看向他,总带着欣羡的目光。
毕业后,刘心武被分到北京十三中当老师。教育局分配工作的领导告诉他:“到汽车总站坐13路汽车,然后坐到第13站东官房下车,下车后再步行13分钟,就到十三中了。”刘心武到学校报到,路过东官房南口的一个小院。那时,他还不知道,小院里住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吕晓歌,后来吕家迁往了附近的羊角灯胡同。
因为备课认真、讲课生动,刘心武的课堂上,学生总是很活跃。教师宿舍在西煤厂,院子深处有一排平房,2人住一间。房间不大,摆上床、储物柜、桌椅,就没空地了。书桌挨着床,同住的物理老师一翻身,就能看见刘心武伏案书写。
1960年,刘心武如愿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隔年《中国青年报》相继刊登了散文《从独木成林说起》《水仙成灾之类》。文章发表了,刘心武从不提起,甚至为了不引起同事注意使用笔名,“刘浏”是最常用的一个。
那时,冬天很冷。平房靠着什刹海,小窗外,后海冰面开裂,轰响不绝。躺在宿舍的平板床上,刘心武久久无法入睡。他只能提笔疾书,挨过苦闷、冷清的冬夜。
步入文坛
1977年夏天,在家中十平方的小屋里,刘心武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前一年,他被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小说源于他的教学经历。夜深人静时,刘心武把稿子读了一遍,心里直打鼓。
“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他大为疑虑。
终于,刘心武鼓起勇气,下班后在编辑部附近的东单邮电局寄出。柜台工作人员检查信封,板着脸说,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刘心武本就忐忑,遇上这一遭,愈加烦闷,索性不寄了。骑着自行车到中山公园,又把小说读了一遍,他决定寄出。
两个月后,从报纸看到目录,刘心武骑车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他到总务人员在的大屋,用现金买了10本。屋里没人招呼他,把他当热心读者。拿到杂志,刘心武十分欢喜,连忙骑上自行车回家。
1978年,《班主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1979年初,茅盾为刘心武颁奖,满眼都是慈爱又带着鼓励的目光。1980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长篇小说座谈会,一二百人与会。会上,茅盾提到,中青年作家应该尝试写长篇小说了。
忽然,他问:“刘心武来了吗?”
刘心武自觉起身。
茅盾望着他,四目相对,青年热血沸腾。
接着,茅盾说:“好,刘心武也来了,你的《班主任》写得不错,可是你还应该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要写长篇。”
1981年3月底,刘心武在杭州出差,在西湖的阅报栏上,看见茅盾去世的消息。那天,下着小雨,他悲痛难忍回到住所。“我本来计划回北京就去拜访他的,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刘心武眉头紧锁地说:“座谈会上,看着还挺好的。”他不知道的是,那天茅盾是坐着轮椅去的。
不久后,茅盾文学奖设立。刘心武决心写长篇,上报了“北京城市居民生活题材”的创作计划。他想去东四人民市场(原隆福寺百货商场)取材,需要文联开介绍信。
那时,一位市文联领导认为,刘心武当冲到工、农、兵一线,而不是深入商场。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联任领导职务,他觉得城市生活也可以写,在他支持下,开出了介绍信。
1984年,刘心武一整年都在写《钟鼓楼》。想参评第二届茅奖,小说必须在1985年前发表,当时《十月》最后一期只能刊发一半,他转投《当代》杂志。
《钟鼓楼》刘心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35.00元
得知获奖消息的那天,刘心武从书架上取下一张茅盾的照片,轻轻抚摸。“茅盾有一本书,现在很少有人看了,叫《夜读偶记》,他写了很多对现实主义的思考。”刘心武说,自己始终是一名现实主义作家,这是受茅盾的影响。
翻开《钟鼓楼》,刘心武在正文前的一页停下,用指尖点了点——“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钟鼓楼既是时间,也是空间,两者引出了一个更大的概念——历史。小说从薛家喜事写起,将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凝固在1982年12月12日这一天。他想通过一些小事,诉说历史流变。
茶室临街,落地玻璃窗外,人来人往。
“历史记载是残酷的,会筛掉很多普通人”,刘心武张开手掌,用手指作比,说:“历史是骨架,往往血肉不足,文学给历史以鲜活的补充。”
这一刻,路上行人忽如流沙,于时间的巨网中倾泻。历史的洪钟敲响,时针转动,分毫不差。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晴天,和过去任何一天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黄金时代
“电影《黄金时代》里边,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北京市文联的同事,一口锅里吃饭的。”刘心武笑着说。1980年,他被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老少几代同堂:老一辈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阮章竞、雷加、张志民、古立高、李方立、李克;壮年的,有管桦、林斤澜、杲向真、杨沫、浩然、李学鳌、刘厚明;归队的,有王蒙、从维熙、刘绍棠……新加入的,有张洁、谌容、理由……
进文联后不久,有人责怪刘心武骄傲自满。同一茬的作家谌容说:“我写小说的,看得出人的内心,心武不能主动跟人握手,生人跟他说话,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应答,种种表现,其实不过是面嫩,不好意思罢了。”刘心武感念,把此事写在《失画忆西行》中。
同一时期,作家林斤澜对刘心武说:“《班主任》的文学性太差。”后来,刘心武写了中篇小说《如意》,还被拍成了电影。林斤澜说:“文学性强一些了,但还是不行。”再后来,刘心武写了《立体交叉桥》,有权威评论家对此失望,认为调子太灰了。林斤澜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小说了。”林斤澜始终真诚、耐心地指导他。
1978年,刘心武参与《十月》杂志创刊。借了“编辑”身份,他得以潜入黄金时代,深切地穿行在作家间。为了约稿,他敲过刘绍棠家的门,到北池子招待所找王蒙,又打听地址,骑自行车去南吉祥胡同找从维熙。书房里,浩然兴奋地拿起《第一犁》,忽然发现书脊上的封皮有点开裂,他边说话,边用牙刷蘸着浆糊涂抹,粘好后,把书摊在桌上晾干。
还有一回,刘心武随同事章仲锷到上海出差,拜访巴金。他腼腆地坐在巴金对面,远没有同事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巴金答应为《十月》供稿。看着刘心武,巴金说:“编辑工作虽然忙,你还是应该把小说继续写下去。”他明确说,《上海文学》《收获》复刊第一期要登刘心武的作品。忆起往事,刘心武感到愧疚,“这两个巴金亲自约去的小说,质量都不高”。
同年,丁玲回京,刘心武拜访。她手头只有一篇散文《杜晚香》。很快,该作安排编发。一天晚上,《人民文学》杂志时任副主编葛洛找到刘心武家,当晚要拿到《杜晚香》。刘心武很纳闷,说稿件在编辑部。
几个小时前,中央给中国作家协会来电,已经决定给丁玲平反,她的作品必须由《人民文学》首发。两人一到编辑部,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负责人严文井也在,人文社也要赶编丁玲的书。刘心武打开门,两人拿到稿件如获至宝。他把这一晚写在《我与丁玲及〈杜晚香〉》中。
那也是刘心武的黄金时代——踏上文坛不久,属于作家的道路,缓缓铺开。刘心武家有一个纸盒,里面保存着12封冰心的来信。其中一封上写着:“《如意》收到,感谢之至!那三篇小说我都在刊物上看过,最好的是《立体交叉桥》,既深刻又细腻。”她用一天时间读完了《钟鼓楼》,评价“不错!”有外国记者采访冰心,问她中国青年作家里,谁最有发展前途?冰心答:刘心武。来自前辈的肯定,长久地激励着他。
靠着藤椅,刘心武说起一件往事。大约在1981年,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要去天津看望孙犁,他知道后同往。孙犁住在报社宿舍大院的平房,准备了一桌茶果。14岁时,刘心武就在《人民文学》杂志读到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爱不释手。冬日的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但在见到孙犁的那一刻,染上了金色。
青年刘心武
偶入《百家讲坛》深处
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西方文化涌进国内。不少作家言必提“四斯二卡”——“四斯”指的是乔伊斯、普鲁斯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二卡”为卡夫卡、卡尔维诺。刘心武也爱读,但因不懂外语,总要依靠译本。于是,他开始研究《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名著,决心从母语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
时间来到2004年,自诩“退休金领取者”的刘心武着手写回忆录。
夏末,电话铃响起,打断了这一切。
电话那头是傅光明,邀他到现代文学馆讲《红楼梦》。刘心武总是拒绝。傅光明全无恼意,和缓地说:“那好,现在就不讲吧,可我还是希望你能来,过些时候再约你,好吗?”傅光明打了两年电话,刘心武心一软,赴约了。
讲的时候,刘心武发现了录像设备,想是录下作馆藏资料。过了些时日,CCTV-10《百家讲坛》播了一组《〈红楼梦〉六人谈》,他讲的也在其中。《百家讲坛》和现代文学馆有合作协议,可利用馆里的演讲录像用于文化传播。节目播完后,节目组找了上来。
编导轮番上阵,没能说服刘心武。会面接近尾声,一名编导无意提起,几人大多是“70后”,不再享有“铁饭碗”,台里实行“末位淘汰制”,若栏目取消,只能各谋出路。有人北漂多年,背上了房贷。刘心武心一软,同意了。
录制前,刘心武把提纲和引用《红楼梦》的原文及相关文献抄在一叠纸片上。他讲得尽兴,有时竟超时一倍,工作人员也高兴,直接把一回剪成2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窜高,制片人万卫名声大震,《红楼梦》销量大涨。采访纷至沓来,刘心武只得拔掉家中的电话线。
不久后,他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售。一个小伙子背上贴着标语:“我爱李宇春,更爱刘心武。”一个小姑娘背上也贴了标语:“刘心武骨灰级粉丝。”看到“骨灰”二字,刘心武吓了一跳,直到听完编辑解释,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百家讲坛》邀红学家周思源录制节目,批驳了刘心武的观点。记者采访刘心武,他说:“周先生很儒雅,他的观点也很可以供观众参考。”记者登时失了兴致,不愿再听。
2006年,刘心武应邀参加香港书展。就餐时,刘心武的座位刚好在金庸对面。金庸说:“刘心武,我同意你对秦可卿的分析。”刘心武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金庸以为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
逛书展时,跑来一个人,一把抱住刘心武,说:“《红楼梦》我从小就读,只觉得秦可卿古怪,就没想到你那个思路上去!你的揭秘太好了,我完全信服!完全信服!”来人是倪匡。
2008年,外交部邀刘心武讲《红楼梦》,地点在新闻发布厅。还没等上台,外交部时任部长李肇星来了,他把小布什送上“空军一号”,马上赶回。那天,李肇星拍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封面说:“群众欢迎,就是好的嘛。”
2012年,风浪过去,他可以继续写回忆录了。
岸边卷起浪千叠
1942年6月,刘心武生于成都育婴堂街的陋宅里。没等大人拍屁股,自个儿哇哇大哭起来。“心”是辈分,“武”是父亲定的。那时汪精卫主张“和平路线”,刘天演支持武装抗日,所以取“武”字。
“我说不了,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刘心武不愿谈某些话题,说:“你应该采访那些搞社会学研究的人。”他身后是一盆滴水观音,叶片纹丝不动。
我在《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中找到一些踪迹。刘心武祖父刘云门,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得中举人。赴日留学时,他与廖仲恺、何香凝来往密切,见过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寇乘敌机疯狂轰炸。刘云门遇难,家人痛不欲生,翻到双手冒血,也未找到遗体。
7岁那年,重庆发生“九·二大火灾”,浓烟隔岸可见。当时,还有国民党溃军的散兵游勇,时不时放冷枪。一个穿道士服的人走进院子,指着刘心武说:“太太,你把那娃儿舍了我吧,兵荒马乱的,留下是个累赘。”母亲镇定地说:“师傅你快去吧,莫再说了,那是不可能的。”长大后读《红楼梦》,看到甄士隐抱着女儿看过会,癞头和尚讨要女孩,刘心武不免脊背发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生产队都有收音机,农村安装了高音喇叭,连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爱情的位置》发表后,电台广播,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听了非常振奋,不到一个月,刘心武收到了7000余封信。一位海边渔民来信,说自己在广播里听了小说,意识到爱情不是罪恶,于是和女友公开交往。为表谢意,寄来一个巨大的海螺。这个海螺至今仍摆在刘心武书房。
1980年,刘心武家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84年换了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彩电热”。2005年,刘心武站上了《百家讲坛》,无意中抓住了那一时期信息传播最厉害的媒介。他多次对记者说过,自己上《百家讲坛》是偶然,但没有一家媒体那样刊登出来。
1983年,刘心武赴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电影节的两位主席认为《如意》是一部难得的文艺片,特邀小说作者到场。那天,巴黎上空有大雾,只能盲降奥利机场。他只觉有趣,毫无畏惧。
一位有名气的中年导演曾找到刘心武,想把《蓝夜叉》搬上荧幕。实在找不到投资方,只能作罢。有投资者反馈,小说是好的,但这片子只能到国际电影节上拿个奖,难以收回成本。有人劝刘心武写电视剧本、电影剧本,赚钱更多,他拒绝了。
2021年~2022年,刘心武入驻喜马拉雅,推出了栏目“听见·刘心武·读书与人生感悟”,录制了200多期音频,节目评分9.7。时隔20年,那些守在电视前看《百家讲坛》的青少年,再一次找到刘心武。
“每期获得的流量数字都是真实的,包括评语也一样,我的助理焦金木不会做花钱买流量的事,我就更不懂了。”说着话,刘心武扭过身子看向助理,焦金木点了点头。
天喜文化将音频节目转成文字,推出了散文集《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一拿到样书,焦金木寄出了几十套,他说:“好多人要,反应很好。”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路》刘心武著
天地出版社2022年9月版/68.00元(单册)
前辈钱穆写过一本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今年刘心武正好80岁。过去,他总觉得“80岁”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忽然,这天就来了。他伸直右臂,用平直的手心碰了碰立着的新书,就像轻拍孩子的小脑瓜。
盛名带来的困扰
“我有很多作为被其他的作为淹没了。”刘心武感到困扰。近几年,他研究明代小说“三言二拍”,写的文章在《今晚报》发表,专栏开了两年多,年底收栏。他还写了一个四幕话剧《大海》,今年10月在《中国作家》刊发,杂志专门辟了一个新栏目“特殊文本”。
2022年10月2日喜读《中国作家》杂志上自己的剧作《大海》
早在2002年,刘心武写了一出以老舍为主角的歌剧剧本。散文家祝勇把剧本拿去了,收录进他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丛书印量不多,很多人不知道,他还写过剧本。
刘心武种下了“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第二棵是“散文随笔树”、第三棵是“建筑评论树”、第四棵是“《红楼梦》研究树”。《班主任》被视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遮蔽了《立体交叉桥》。《钟鼓楼》获茅奖,遮蔽了长篇《四牌楼》。《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畅销,遮蔽了建筑评论、散文、随笔。
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了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邮轮碎片》。他注意到,当下年轻人过得太紧张,倾向碎片化阅读,写作时采用了乐高式结构。小说由400多个文字片段组成,从任意一页翻开都能读下去。
就像他儿时的玩具“小颗颗”——插画积木。一盒有一百多颗,玩了多年,没丢过一颗。离开成都时,船在宜宾靠岸,他把一粒绿色积木抛到江面,看它在波浪中沉浮,渐行渐远……
去年,《当代文坛》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心武在法国的接受与阐释》的文章。文中提到,2012年,伽利玛出版社推出刘心武作品的袖珍本,同一系列的作家还有蒙田、福克纳、乔治桑……在国外图书市场,只有进入畅销书行列,出版商才会推出简装版。作者分析,刘心武对底层人民的关怀,契合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式价值。
“我不是放下身段俯视小人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刘心武当过中学教师,平时接触的家长有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饼的炊事员,还有以捡废纸、看自行车为生的老人。在学校扫地的工友、冬天烧锅炉的临时工身上,刘心武发现了“令人惊愕的世态人心”,以及“强烈而持久的美”。
小人物给了刘心武长久的抚慰。他的父亲怕孩子误食药丸,总把药匣搁在高处。父亲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直到老年。那时,刘心武带妻子回家,妻子帮厨时手烫了一下。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刘心武搭了一把椅子,取下药匣。
刘心武的母亲爱聊天。火车上,对面是两个面露凶相的小伙,身上棉衣的破洞露出灰色的棉絮,母亲仍健谈,她拿出包里的如意膏,涂抹在他们手指的冻疮处,末了还把药膏送给他们。两人面面相觑,他们决定换车厢抢劫,事情败露后被捕。
写《钟鼓楼》时,母亲住在刘心武家。他伏案书写时,母亲在他背后,倚床读书。写到兴奋处,他迫不及待地转身,念一段。她不评价,只是微笑。《钟鼓楼》得茅奖后,刘心武给母亲报喜。她很快回信,提了几件家务事,只字未提获奖。
2000年,刘心武去巴黎,到卢浮宫看《蒙娜丽莎》。
他看到,母亲的面容在画上浮现。
《钟鼓楼》的结尾处,刘心武列了一连串问句,大约占了一页纸的篇幅。采访当天,刘心武没有解答,小说角色的命运不由他掌控。
刘心武还会再写长篇吗?下一篇散文写什么?《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会大卖吗?何时再去剧院?未来,还会有人读《四牌楼》吗?那粒“小颗颗”漂到哪去了?
他没有回答,在众人的簇拥下坐上车。焦金木俯身,为他扣好安全带。
很快,车辆驶离茶馆,消失在视野中。
对话
刘心武& 江玉婷
01、叶片上的晶莹露珠
Q:能简要介绍一下新作吗?
刘心武:这套散文集里,我总结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两个收获,一个是读书,一个是经历。《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以“读书”为主题,把我读书的一些体会、文学研究集中在一起。《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以“生活”为主题,写了我对亲友故人、文坛知交的追忆和怀念。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80岁的时候,向读者们、听友们、观众们做的一个汇报。
Q:您在书里写到了和林斤澜的故事。还能再讲讲吗?
刘心武:林大哥对我特别好,我需要感念他。那时,《班主任》红得不得了,他说,文学性太差。没人这么跟我说,当面都很客气。他是我文学写作道路上,一位非常好的兄长。
我在《人生没有白读的书》里写过,一般认为梅里美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的《伊尔的美神》很有想象力。这是林大哥跟我说的。《邮轮碎片》里,想象的翅膀张得很开。
Q:这套散文集新在哪?
刘心武:这里面有的内容,原来写过文章。这次用声音重新表达,把文章转换成音频,下了很多工夫,删繁就简,去掉书卷气,加上对话感。天喜文化再由语音,转换成文字。经过两次转换,就像植物叶片上凝结的露珠,晶莹可爱,更直率、更清新、更简明、更雅丽,读起来很舒服。
Q:借此,您想告诉年轻人什么?
刘心武:青年读者可以有三个收获:第一个,慰藉心灵。我引导年轻人去除燥气,化解心中的郁闷、焦虑,以温润的态度面对生活。第二个,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我提到了一些比较冷门的知识,比如抽水马桶是谁发明的,罗马尼亚有个雕塑家布伦库什,芭蕾舞《吉赛尔》女主角首跳是谁,等等。第三个,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Q:有点像工具书?
刘心武:达不到。但能丰富知识、辅助生活,有益处。最近我还出版了1本随笔集《世间多好事》。
《世间多好事》刘心武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版/59.80元
02、艺术是相通的
Q:您现在的时空观,与写《钟鼓楼》时有变化吗?
刘心武:没区别,还是那些看法。表面看起来,空间是固定的,但里面生命的存在状态发生变化了。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人产生一种庄严的历史感。1978年底,我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小说故事发生在1982年,变革正在发生。
Q:《钟鼓楼》里的生活,像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刘心武:这是我的创作初衷。我要把那个时代细腻地记录下来。这些东西大历史是不会记载的。历史是残酷的,是粗线条的,它会筛掉很多普通人,特别是日常生活的,琐碎的东西。这是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写的时候,我是有意的,比方说街上的商店,卖什么东西,有的已经消失了,但在我的文本里保存下来。
Q:您解读《红楼梦》,也是一种创造。
刘心武:当然,我不是拾人牙慧。像迎春穿花,过去对十二金钗,无非是既定概括: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很少有人把迎春穿花发掘出来,跟这些并列,我做到了。
Q:《钟鼓楼》《邮轮碎片》里有一些人物挺像的,比如龙点睛和宙斯教授。
刘心武: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很多人物在他70多部作品里前后呼应。我笔下的人物,自然也会有文学上的血缘关系,这很自然。
《邮轮碎片》刘心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42.00元
Q:《邮轮碎片》里写到,乡村葬礼上放《甜蜜蜜》。
刘心武:这一部分素材是焦金木提供的,我没有力气去当地了。他从老家回来,觉得挺有趣,讲给我听。他说一点,我就盯着不放。
Q:在小说和散文里,您频频提到古典音乐。音乐和写作是什么关系?
刘心武:文学创作和其他艺术门类是相通的。一个人艺术的素养越高,从文学创作,相对来说会更好。这套散文集里,我涉及到了很多艺术门类,有古典音乐、民族乐、芭蕾舞、电影、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这些爱好融入血液,在写作时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刘心武绘制的采风插画
Q:他们是相通的,都是审美。
刘心武:所有的艺术,最后都直指人心。作家最深厚的工作,就是探索人性。把人心中的真善美,充分弘扬出来。
Q:您的小说里,好像没有特别坏的人。这和长辈有关吗?
刘心武:太对了,这两本书里有一个角色频繁出现,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家庭妇女,但她给我的滋养,特别是对整个家庭影响,非常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的教育。
过去,小时候读亚米契斯(意大利作家)的《爱的教育》,西方崇尚爱的教育。母亲是中式的,更强调善。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怜悯心,同情弱者。你说的很对,我不太写坏到底的恶棍,不忍心那么写。
我出过几个集子,属于文章合集,隔几年出一本。这几本都用一个字做书名。一本叫《润》,我主张“润道”,不要浑身长刺,成天跟人斗。人活着,不是为了攻击、奚落别人。要有“润道”,温润。还有两本分别叫《恕》和《悯》。
冰心为女婿陈恕写过一句话,“恕字终身可行”。对别人的错失、毛病,尽量去宽容。不要逮住一点,就说“你也有今天”,“看你露怯了吧”,给人一大哄(北京方言)。尽量去理解,谁都不容易,失误是难免的。
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恕”。有的家长培养孩子,要拔尖,永远要第一名。考试回来,第三名,(孩子)立刻跳楼,觉得没脸见人。这要不得。要懂得宽恕自己。
这事错了,不是说不认错,那不对。做自我检讨,吸取教训,然后重新出发,继续前行,这是必要的。“恕”是说,不要不放过别人,也不要不放过自己。
一定要有怜悯心。《世间没有白走的路》里,我写母亲,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前面有一名残疾人,双腿没了,只剩半个身子,撑着两块木头往前走。我当时很小,就在后面学。母亲呵斥我,我一看,她眼里涌满泪水。她没说什么,但我一下就懂了,我们有健康的双腿,人家没有,应该同情他,绝对不能在背后模仿。怜悯的情怀,非常必要。
03、不需要计划
Q:从哪一刻开始,您觉得可以吃作家这碗饭了。
刘心武:1980年,我被调到北京市文联,当专业作家,每个月有工资。后来我很不幸,1996年王蒙死活动员我去《人民文学》杂志接班,离开了这个队伍,现在我不是专业作家。
Q:喜欢戏剧,跟哥哥有关吗?
刘心武:跟全家都有关系。我父亲经常在家拉胡琴,我姐姐唱须生,我小哥唱青衣。你这个说法也有道理,我小哥在北大上学,他是北大京剧社的台柱子,号称“北大梅兰芳”。当然,这太夸张了。我确实从小就听戏。
我看剧,也写剧。2000年去法国,法国每年都有一个戏剧节,戏剧节主席问我,能不能写一个关于老舍的剧本。我就写了一个歌剧剧本,有位华裔作曲家答应作曲。这戏后来没演成,但伽里玛出版社给我出了法译本。
Q:现在还听戏吗?在家,还是在剧院?
刘心武:当然,戏院也去,焦金木经常陪我去。可能两三个月去一次,受疫情影响,现在没那么多演出。四大名旦的流派戏,包括梅(兰芳)派的《凤还巢》、程(砚秋)派的《锁麟囊》、荀(慧生)派的《霍小玉》、尚(小云)派的《乾坤福寿镜》,他都陪我看过。
Q:一天的时间怎么分配?有写计划吗?
刘心武:一般上午睡觉,睡到12点,所以我现在刚刚起床不久。(笑)我没有计划,我一80岁老头,不需要有计划,每天没有痛苦,太太平平,就很高兴。睡醒以后,有活动就出来,没有的话看看书、听听音乐,想写的话写一点。
我已经退休很久了。有人说,你不务正业,还写剧本。我就问,我的正业是什么?我的本职工作就是颐养天年,别给家人添麻烦,最好像英国女王一样,一下就睡过去。挺好的。
刘心武在书房
Q:可能会有读者关心刘心武的一天怎样过的。
刘心武:很奇怪,我就不关心别人一天干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
Q:写作时,会有一些习惯吗?比如喝咖啡、嚼口香糖之类。
刘心武:鲁迅时代,就有人写过作家怪癖,有爱啐痰的,爱闻怪味的,还有打老婆的。我没怪癖,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过家暴行为,也没有婚外情。
Q:写不下去了,怎么办。
刘心武:写不下去,就不写。(笑)写长篇有这种情况。卡了以后,要看卡到什么份上,然后去化解。一般来说,如果人物活起来,有生命逻辑了,就好写了。一直卡着,那往往是人物还不活,只是笔下的一个傀儡。
Q:您很少出来参加活动,是觉得累吗?
刘心武:热闹的场合,很难见到我。个性使然,我有社交恐惧症,包括你采访我,我就挺紧张的。我不适合群体活动。
Q:会看青年作家的作品吗?
刘心武:现在新作家特别多,偶尔会看一些。就不举例了,我看的当然不全。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初审:江玉婷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排版|童 尚
好书探,我们绝不放过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