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教学名师：吴飞——越走越宽的“宗导”之路

深 度 专 题 

WECHAT ID: DEANPKU  

关键词：教学名师 宗教学导论 吴飞

 编者按 | “教学名师”系列 

第十四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暨第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于2018年底结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付志明教授、医学部段丽萍教授当选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哲学系吴飞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归泳涛副教授、医学部许雅君教授当选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

       截至目前，北京大学共有国家级教学名师17人，省市级教学名师83人，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这些教师主动承担本科基础课教学任务，积极活跃在本科教学一线，深刻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引领教学团队成长，对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本期教学名师将带我们走近哲学系吴飞教授的师者生涯。

一种建设：贯穿中西古今

对于哲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宗教学导论》并不是一门陌生的课程；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更是一门名声赫赫的“明星课”，在它走红的背后，有一位不得不说的“造星者”——吴飞。

在北大，相比于门目丰富、风格各异的通选课、公选课，《宗教学导论》并不算一门十分特别的课程。事实上，国内众多高校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作为哲学和宗教学专业的基础课，北大哲学系亦然。然而，或许是囿于课程性质和内容限制，在过去，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宗教学导论》往往是一门难以让人提起兴趣的专业课。

2005年1月，吴飞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授予的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正是次年，吴飞开始讲授北大哲学系的专业核心课——《宗教学导论》。

新的大门由此打开。在授课之初，为了将课堂内容与学界新进展相联结，吴飞从传统教学模式的框架中跳脱出来，不仅仅局限在对一些宗教学理论的介绍，而是以基督教为主，渐渐展开西方宗教范畴中的一些重大经典问题。“我觉得当时自己已经能把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带进其中，讲了两年之后，很多同学反映中国的部分比较缺乏，于是开始（在课堂中）加入一些中国的内容。”

2008年开始，吴飞陆续引入中国古代宗教的内容，直到2011-2012年，《宗教学导论》授课体系走向成熟，也正如我们现在所见，综合了中国古代、西方古代和西方现代三方面宗教传统，然后综合比较审视。这样的课程设计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吴飞经过双重考量后的安排：一方面，在他看来，这些内容都是对现代世界与现实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方面，《宗教学导论》在北大不仅是一门基础专业课，也是一门大类平台课，文史哲专业的所有同学都能自由选修，“这注定了它不能是一门狭窄的课程”，它当然与宗教学的专业知识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门课应该能帮助文史哲专业的同学们形成对宗教的概念，并且能够将眼光投射于更加广阔的中西文明史维度去审视，这对之后各类学科的研究展开都能带来益处。

然而，一门“不狭窄”的专业课，不等于“不专业”，更不意味着难度的降低。吴飞教授坦言，“它可能会比宗教学的专业课还要难。”然而，这也恰恰符合他心目中未来通选课的发展方向，“既要有足够的难度和专业性，又不应过于狭窄”。

不狭窄——这个在吴飞授课理念中反复出现的形容，究竟从何而来？

一次审思：“跨”出学科边界

三十年前，吴飞在大学读书时尚未出现如今这么细致的专业分化，人文社科的同学们常常有一些共同的书单，因此也能够一起讨论其中的问题。

“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都有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流、碰撞的经历，这样相对而言知识面就不会那么狭窄，也能够有更大的问题意识。近几十年来，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倾向，就是学科专业性越来越强。这样的好处是具体在技术层面的训练更加精细了，但与此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狭窄，不要说不同系，在同一系别中的不同专业甚至都没什么交流（比如中哲与西哲），大家都守在自己的责任田里面。”

也正是在过于强调专业化的新形势下，吴飞开始思索本科教育的未来，在他看来，“这是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面临的大问题”。为了对症下药，跨学科项目应运而生。

二十一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教学改革的列车轰鸣驶来，吴飞深入参与了古典语文学项目、思想与社会两大特色项目，不仅担任授课教师，更是项目的设计者之一。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吴飞并未做严格意义的区分，学生的主动性与兴趣点是驱动师生交流的重要因子。“我本人的兴趣也比较杂，几个方向都可以进行辅导。除了跨学科制度设计之外，导师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与导师之间密集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修正方向，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在吴飞看来，跨学科项目的本质是让同学们有更广阔的视野，是对当代大学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这一现状的弥补。“跨学科并不是迎合总趋势，因为总体学术发展趋势是另一条向专精发展的线，跨学科项目的同学在高年级时仍然会进入自己的专业学科，但是有了跨学科训练在前，他们的视野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弥补专业分工细化的总趋势，跨学科教育是越来越必要的。”

       正是基于对本科教育的深刻认识，吴飞认为《宗教学导论》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打破一些大一学生从高中带来的成见。也如他所愿，自吴飞授课以来，时常能收到来自于各个专业学生的反馈，他们发觉许多事情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通过读书能够形成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自我理解，“这应该是我想达到的目的”。

一场尝试：可“大”可“小”的课堂“变形计”

不仅是课堂内容越走越宽，课堂容量也越走越阔。从2010年起，包括《宗教学导论》在内的一批课程，悄然无声地开启了各自的课堂“变形计”。

十年前，北京大学教务部希望能够逐步落实小班讨论课；而事实上，在回国任教之后，吴飞就曾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下提起这一话题。终于，在一个春季学期，吴飞教授与杨立华教授分别开设了通选课《西方思想经典》与《四书精读》，开始了一场“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模式试验。

对于通选课而言，吴飞与杨立华的这场尝试确实给师生双方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完成两个小时的授课之后，助教团队还会带着选课的同学们进行一小时的小班讨论。“一般在同学们的认知中，通选课会比专业课简单一些，但是我们这两门课却成了比专业课还要难、投入精力还要多的课程，起初选课的同学很多，但是到了真正开课之后，大家发现阅读量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于是有很多人退课了。”

最终坚持下来的同学有五、六十人，这个数字相比于吴飞的预想而言还是有些惊喜。在这门通选课的经验中，吴飞收到了许多“收获很大”的反馈，这是一个绝对“不水”的模式，“它会监督你读书，而且一定是要认真的读书，因为在小班讨论中，针对这些书都会进行很细致的分析，所以学习效果是比较好的。”

经过两三年的经验积累，这场“变形计”从通选课走入了《宗教学导论》的课堂。自吴飞讲授《宗教学导论》以来，选课人数的规模已经从数十人发展到了两百人。面对这样“庞大”的体量，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助教。

即使是在小班讨论课已经大力推广的今天，也并非每门课都能收获很好的效果。“有些讨论课效果不理想，关键就是助教的问题。”目前，《宗教学导论》的小班课一般为十个上下，每班尽可能不超过十五人，而助教一般都是吴飞自己带的研究生。“我对助教还是比较了解的，即使自己的研究生不够，我也会另外去找一些自己比较了解的、基础比较扎实的研究生。”

在《宗教学导论》的教学实践中，吴飞和助教团队采用了一个新的沟通机制——集体备课会。“这个机制是从杨老师的《四书精读》开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一方面，在集体备课会上能够把大班授课的内容梳理一遍，哪些是需要讨论的，需要讨论到什么程度，都可以在集体备课会上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另一方面，对于上周讨论中的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同学们产生了什么问题，讲课时哪些地方接受的比较好或者不好，都能够进行信息的整合。

沟通，在教师、助教、学生三方共处的体系中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小班讨论的过程既展开了助教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实现了对师生之间沟通的弥补，而集体备课会，则是在师生之间构建了一道稳固而坚实的桥梁，完成了这一沟通体系的闭环。

在被问及小班讨论背后的工作量时，吴飞坦然地说道：“工作量肯定是增加了，但对于一个教师而言，这是我的本分。对于助教而言，这也不是无用功。”在《宗教学导论》的模式下，小班讨论精读原典的过程，既是在巩固助教团队的专业研究基础，也是在纾解教师培训的压力——在不久的未来，许多助教也将走向教学的岗位，而这份助教的经历，对于他们未来的教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吴飞回顾了自己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做助教的经历，说那是自己最初的教学经历，对于以后真正的课堂教学大有裨益。这就是为什么，带讨论班在国外大学中是青年教师培训的第一步，也是工作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庞大”的工作量并非纯粹的付出，而是在浇灌充满可能性的种子。

这条越走越宽的《宗教学导论》之路，实现了吴飞的愿景，也拓宽了学生的视界。本科教育的变革仍在路上，无论是在可见的过去、还是很长的未来，吴飞或许都不会停止思索、放下脚步。

彩蛋：吴飞老师给本科生们的小纸条

“一个是，当然要认真学习，努力钻研，但不要变成专业的机器，局限在一个领域之中。

另外，大家在大学里学了很多，读了很多书，但最终是要回到常识，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不是通过读书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变得越来越“怪异”，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采访老师 | 吴飞

采访、撰稿 | 赖钰

录音整理 | 孙咏洁、庞惠琳

编辑 | 赖钰

部分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推 荐 阅 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