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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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
(一)
锦 达介绍工农兵学员的文章极少。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吧。
其一，工农兵学员属文革产物，尽管当年这批工农兵之中也不乏知识领域的人才，但总体来说属于被否定的一代人，所以人们不愿涉猎，甚至当过工农兵学员的都不愿承认自己的这段经历，好像脸上不很光彩。
其二，就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来说，其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特别是基础知识方面更显薄弱，所以除少数出类拔萃者外，多数人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都显得薄弱。特别是与1978年以后正规大学教育毕业的学生相比，从业后的能力均有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都成为让他们不愿意回首的一段历史。
但历史就是历史，你承认也好，不堪回首也罢，这历史总是无法改变的。即便我们国家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当中，也有好几位是有过工农兵学员经历的！这就是一代人，历史是无法回避的。以下从我草原下乡插队，最终走进大学校园及这三年中的种种经历，来回顾这段历史，希望能引起关注这个话题的网友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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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第一次公开招考
大学招生自1966年被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终止后，经过了5年时间，那种激烈的破四旧、打砸抢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了，于1971年北大、清华等各个主要的大专院校开始恢复招生。但所招生的学员名额数量有限，远远比不上文革前的招生数量，且其专业也是和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同时，招生的方式完全采取的是内部控制，领导举荐，不公开被招考人的姓名。所以就一般广大知青而言，根本无法得知有哪些院校来招生，也就不存在着个人努力争取的可能。
1972年仍然采取同样的方式，仍由各级领导干部举荐，政治审查（主要是家庭出身）合格即可。当时有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在 1970年后复出的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或资源，把自己的子女堂而皇之地招收进了大学。
我下乡所在的大队就有这样一位来自锡盟的知青，其父亲文革中被打倒，1971年恢复工作后担任锡盟主管牧草的领导工作。正赶上当年西乌旗一带草原大火后，1972年急需大批草籽飞机播种来恢复植被。这位父亲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让其儿子上大学，兵团领导欣然接受。因此当年盛传，××是用草籽换来的大学生名额。所以在头两年，对普通家庭出身的广大知青来说，上大学是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直到 1973 年5月之后的某一天，听兵团连里的拖拉机手带来的消息，今年的大学要公开招收学员了，告示都张贴在西乌旗镇里中心街道上。为此，我们几个同在一起的插友真是好不兴奋，第二天就一起骑马到罕乌拉，坐上班车到旗里专程来看招生的告示。
这告示足有一米长，70 厘米宽，白纸黑字，各种招生条件、报考方法和过程以及考试的时间均写的很清楚。记得招生的16字方针（原则）是这样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政治审查，文化考核”，四项有机地结合。条件是初中以上毕业生，文化考核有五门功课：政治、语文、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物理与化学。考试实际上是四门，物理与化学是合在一起的，各占一半的分数。
文化课考试的时间是在7月10日左右。我们几个插友都感觉这回可有希望了，而且离考试时间还有两个月左右，临阵磨枪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在从罕乌拉骑马赶回大队的路上，我们几个有说有笑，跃马驰骋。心想这回我总算是熬到头儿了，心中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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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出身政审不合格首遇挫折
我当年在草原下乡的情况与其他人相比有几分不同。1968年刚到草原时，是公社生产队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与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但从1970 起，西乌旗东部的几个公社和牧场整体都划归兵团了，原属地方的关系全都转入兵团的领导之下。但对于原有的牧民和知青（除部分人加入兵团属于兵团职工）仍属集体所有制未变，仍然挣工分；但如果与外界发生交往办事，均需要经过兵团的领导审批才行。
这样的体制变更，使我们这部分知青变得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到哪儿都把我们视作是“外人”。而这次工农兵学员的招考，也必须附属在兵团战士的范围内。1973年，一个团招收工农兵学员大约有60名，而分给白音华公社的名额却只有2名，其竞争的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当年有相当一部知青自我感觉所学的知识有限，尤其是68、69、70届的初中毕业生，可以说基本上是小学文化的水平。而“16字”招考方针中的“文化考核”，明确要求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即让这些人望而却步，根本就没有报名。同时，有个别高中文化的知青，因其家庭出身，主要是父母的问题形成了结论，或仍戴有右派的帽子，也无法报名，也把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拒之门外了。以致整个公社报名者未超过10个人。
这种形势下，自我感觉各门文化课程底子不错的我，显得有几分洋洋得意。在群众推荐的过程中，因自己几年来与牧民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大队领导班子给自己的鉴定也写的很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政治审查的结果却给了自己当头一闷棍。
我的家庭出身一直填“工人”，因我父亲是公交司机，据说解放前也是司机，但父亲曾说过，在1947年曾经在张家口的平门警察局当过司机。为此，在当年三反五反过程中，写过不少的检查材料，具体情况父亲也没向我们几个子女说过。此次报名后，所谓的政审就是审查每个人的档案资料袋。
当年我们来到草原插队，有个现役军人护送我们，他手中提留着一个公文箱，据说就是装着我们每个人的档案资料，而一个16、7岁的中学生能有什么档案资料呢，不外乎就是父母单位的情况调查，这是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人事制度，真是害人不浅。
与我一起报名的其他几位知青，有的家庭是资本家或小业主的，政审也都过了，而我这个“工人”怎么楞没过呢。好在从北京来的招考老师很认真负责，告诉我是因为档案中有一份父亲单位1966年发给各子女学校的资料，证明父亲于1947年6～8月曾经在张家口平门交通警察局担任司机警员，职责是检查来往车辆。
众所周知，1947～1949年间的张家口是国共两党拉锯争夺之地，但就这三个月的工作却留给了父亲一生“伪警察”的印记。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证明只提供了“伪警察”的事实，但却没有结论。所以招生领导小组的老师告诉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请父亲单位把这几年来的审查结论开个证明寄过来。
当时的罕乌拉公社（中心公社）有邮电局，但是那种手摇式的老电话，很难挂通到北京的长途。情急之下，只好坐班车到西乌旗，在旗十字街口东北角的邮电局，挂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向父亲讲明过程，请他到单位尽快开好证明尽快寄来。为了尽早得到准确消息，我就住在旗里的大车店，等候结果。那个等待的心情，用如坐针毡或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是以点也不过分。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到 1973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伪警察本属敌我矛盾性质，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盖有父亲人事部门的证明信函，已在当日用挂号信寄出，使我这颗悬着心总算暂时有了着落。
当时收寄信件的速度慢得出奇，而挂号信就更慢了，在夏季至少也需要半个月到20天才能抵达。
我赶回到罕乌拉兵团招生小组的办公地，向负责招生的老师如实地汇报了情况。老师们及招生小组的成员都非常重视，还专门开会研究。考虑到信函太慢，如果等见到信函，那文化考试的时间就过了。所以破例同意我先参加文化考试，等证明材料寄到后再作最后的政治审核等综合考察。
对招生小组的这个英明的决定，我是千恩万谢，那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未完待续）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
文字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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