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上）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
王 锐
文革四川“二月镇反”始于1967年2月中下旬，高潮期在3月。当时四川全省不管造反派，还是坊间，都习惯将那次局势突变称为“三月黑风”。
笔者身为造反派，不是“二月镇反”的直接受害者，却是亲历者和目击者。其间一些经历，可堪一记。
直升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撒传单
我所在的四川自贡市，当年驻军仅有一个市武装部，除一个公安中队一所陆军医院外，没有正式驻军。武装部主要领导人，却公开支持市内造反派。
进入2月份，驻军就对造反派有了一些行动。有天，街上大字报栏突然贴出醒目标语和大字报：“强烈支持市武装部逮捕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自贡分团坏头头×××、×××！”才知道头天晚上驻军展开了捕人行动。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是全国合同工造反派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后因曾得到江青肯定一度名扬天下。江青那个讲话我也看到过，并深有触动，因为我当时就是一个没转正的“合同工”。幸亏我当时总体上比较保守，没有离开单位去介入形形色色合同工造反组织（多少都与“全红总”有牵涉），这首次逮捕造反派，我纯是旁观者。
2月中旬，全市已是造反派天下。有天，在市内一家国营盐厂当车间统计员的父亲回家（父母均在该盐厂不每晚回家），在饭桌上谈到一个消息，让我深觉意外。
父亲说，有人从成都带回来的消息，毛号召“军队支左”后，省城造反派曾结队到成都军区，结果吃了闭门羹。而“产业军”到成都军区，受敲锣打鼓欢迎。
“成都军区怎么会支持产业军呢？”这是我和父亲脑子里的共同疑问。
“产业军”是成都有名“保字号”组织。我心里疑惑，也怀疑父亲消息不确。其时通讯交通差，自贡市虽与成都重庆一样为省辖市，但消息闭塞，比成渝两地差太远。我虽造反团勤务员，对省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8·26”围攻成都军区这类重大事件，基本无知。
记得是2月中旬一天（后获知是2月18日），我正在市卫生局院子里，突然天上响起飞机轰鸣声，而且响声巨大。院子外面有人在喊：“直升飞机，直升飞机！”
那时光临自贡这种地方的飞机极少，何况是直升飞机。巷子里又响起叫喊声：
“快看，撒传单！直升飞机在撒传单！”
院子里的人都涌出去，包括楼上住的“重庆8·15驻自贡联络站”的人。当年的市卫生局，在牛氏巷的一幢民国小洋楼內。楼上原是卫生党委机关及“局长室”，地板及楼梯全木质且高档。年前10月，被“8·15”学生强占做了“驻自贡联络站”。
我随人一起往巷子上头跑，一气跑到解放路小学（现解放路中学）门口。那里较空旷，地势又高。抬头望去，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无数纸片如同“天女散花”，随风飘飞洒落。这场景，仅电影中见过。以我经历，是第一次，也唯一一次。
市民轰动了。高声大喊，纷抢传单。我动作还算迅速，抢到一张。小16开印刷纸，略黄，纸质不太好。传单内容正是四川“文革”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央军委2·17信件”。我至今收藏有一份当年飞机散下的传单原件，全文照录于下：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負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亊，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预。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作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看这份传单，才知道了省城发生的冲击成都军区事件。当时完全没意识到，这封语气用词也不太严厉的“公开信”（对“兵团”和川大“8·26”甚至还称“同志”），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它直接敲响了全川造反派的“丧钟”，揭开了“二月镇反”序幕。
后来，我研究这段史实得知，其时不仅是自贡市，全川各主要地市，军方都派出飞机撒传单。两天之内，共投放了80万份传单。作出派军用直升机撒传单这种前所未有重大决策的，是其时主持成都军区的副司令员韦杰。
▲ 中央军委2.17传单原件。后来揭示，这个信件是当时成都军区负责人在当地弄的。仅仅电话中告知了当时在军委的叶xx，毛，林均不知。且信件落款为2月17日，其实13或14曰已在军区印刷厂开印了。当时老旧的印刷设备，80万份传单整整印了几天几夜。主要是为开展镇反才弄出这个2.17信件。最后中央定性为冒用中央军委名义，彻底否定了这个信件，成都军区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均被追责。
独立团进驻自贡
“2·17信件”发出的当天，成都即开始捕人。所捕对象开始是“2·17信件”中提及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造反团”及其与之联系密切的造反组织。不久，打击范围扩大，连一般造反组织成员也捕。
自贡不是这次“2·17信件”事发地，看了传单，我和多数市民的本能反应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8·26’这次可能遭了，但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没料事态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自贡捕人比省城晚，3月上旬开始。被捕者先是全市一些名声响亮且势大的造反团头头和骨干，清一色属市民称为“老造反”那些人。还有就是本人或家庭有明显“历史问题”那类。再后来，扩大到一般成员。
但最大的变化在于驻军身份的变化。各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自贡部队”名义发布的“公告”、“通令”、“告全市人民书”等，张贴于大街小巷。但这时的驻军，已不是当初的自贡市武装部，而是从相邻的内江调过来军区独立团（受成都军区指挥），来自贡主导“镇反”。原来的“自贡驻军”负责人李宗伯等，也成了“镇反”对象。自贡武装部已被其接管并改组。
大约是3月中旬，一个下午，军方发出通知，让全市机关干部在市委大礼堂听驻军首长报告。我虽合同工，也享受了“机关干部”待遇。千人大礼堂座无虚席，气氛却紧张。礼堂大门口及台上两边，均有持枪士兵值守。真正“枪杆子下的报告”。作报告者，正是从内江军分区来的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
从台下远远望去，刘尚武一身戒装，身材魁梧，微胖，微黑，标准军人形象。目光威严，讲话口气很厉害，甚至粗鲁。那天报告，概括一句话，就是“镇反动员”。
这位刘司令员，报告中历数造反派种种“反革命行为”。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在历数“罪行”时，提到，自贡居然还有什么“硬骨头战斗团”。接下来，刘司令拍着讲台，发着怒朝台下的上千市级机关干部咆哮：
“什么硬骨头？我看你就是软骨头、贼骨头！我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把你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骨头，通通砸碎砸烂！砸成他妈的碎骨头、烂骨头！”
实在说，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听得在座者胆战心惊（不管是不是造反派）。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刘尚武这几句话说完，会场静默片刻，不知谁领头，全场竟爆发掌声，且经久不息。
多少年来，忆那情景，我总在心里琢磨掌声从何而起。刘某极出格，不管带表演性质还是真实内心状态，为何竟能获全场掌声，而且“经久不息”？看来，人性实在有点不可知。
据我所知，台下上千机关干部，其中不乏老资格。我所在的卫生局一副局长，就是1934年参军经历过长征老红军，一样坐台下听他怒骂。刘某那旁若无人，唯我独尊拍桌子咆哮，让人不免想起电影中见过的旧军阀（而且是小军阀，不入流那种）。
然而，历史发展实在出人意料。仅仅一两个月，局势大变，这位曾经趾高气扬，指挥军警疯狂捕人抓人的刘副司令员，灰溜溜带着独立团部队离开自贡。
但这还不是结尾。后来，清算“二月镇反”问题，刘被检查。但自贡造反派和公众仍然不依。改组后的成都军区领导人最终同意，让刘尚武回自贡，“向自贡人民作检查”。
▲ 4月中旬局势大变后，带军队来自贡主持镇反的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遭到自贡学生造反派穷追猛打。
大概是当年6月，刘押回自贡批判那天，我也有幸在场。与在市委礼堂作报告模样相比，刘司令判若两人。他身穿军便服，没有军帽、领章之类，低头呆呆站在那里，神情沮丧，人也仿佛变得矮小了许多。仅仅三两个月，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自贡造反派仍未平心中怒火，小报文章及广播台，继续指名道姓羞辱堂堂的刘副司令员：“刘尚武，两个多月前，你可想到你会有今天？”
这件事，给我最深感触就是，一个人无论处在何种得意情形，都不可太过张狂忘形。
进入市生产指挥部农村工作组“避风”
独立团驻军进驻后，市内形势越来越紧张。当初设于闹市区十字口广场（“文革”时更名“英雄口”），市内最高建筑“自贡饭店”顶楼上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是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所设。一直以来，成了市民普遍关注时局“风向标”。不久，被驻军当局封闭接管，每天例行播音的高音喇叭，突然安静了下来，让市民一时似乎还难以适应。
相对应的却是，“自贡饭店”大楼街对面的市二轻局仅四层的办公楼，顶楼是个大平台。独立团进驻后，即在二轻局大楼平台上设了武装岗哨，昼夜值守。所有从十字口广场（“文革”以来，从街头辩论到一些大会均在此举行）经过的行人，稍抬头，即可望见那些持枪武装士兵，正监视着大街。行人车辆一举一动，都在武装士兵注视之中。
▲ 十字口广场是自贡文革以来，全市举行重大活动的最主要场所。无论官方，还是群众组织的大辩论，大集会，大批斗，都在这里举行。但3月驻军开始镇反后，十字口广场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 当时全市最高建筑自贡饭店顶楼是红卫兵司部设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对面轻工局平台上，镇反时每天多名持枪士兵值守，昼夜监视十字口、正街，几缪沟井动静。当时还没有建图片中的十字口大桥。
这有点类似监狱看守所和劳改场地，让人周身很不自在。行人在那种处境下，只想匆匆低头走过，让自己尽快离开士兵监视。生怕有什么不当，遭到那些士兵开枪。每天我去卫生局上下班，走过那街口，都是如此心理。那平时总是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全市唯一的街头小广场，那一阵行人稀少，顿显冷清。
我当时是局里造反派团的“二号勤务员”，虽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摆样子，也从来没一点恶行或出格，但毕竟是造反派，而且做了“勤务员”，大势如此，心里自感压力。
三月初，正好有一个通知下来，市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准备往农村派“工作组”，督促眼下春耕生产。要求卫生局派一名干部参加。得此消息，我当即向主事的“一号勤务员”提出，我愿意下乡。他想了想，竟然同意了。由此，我不仅在非常时期暂离原单位是非地，到乡下逍遥一个多月，而且，有了充当工作组成员的一番颇值回忆的经历。
第二天，我就去“市生产指挥部”报到。生产指挥部就设在市人委（市政府）办公楼，与卫生局仅一巷之隔。后来才知晓，这个市生产指挥部，是军方按成都军区负责人的指示建立的，专门负责当前“春耕生产”。对外表明，军方主政后，不仅搞“镇反”，也抓生产，尤其农村眼下的春耕。其时，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3月7日，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生产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都强调了“春耕生产”。
不过，以我在这个“市生产指挥部”一个多月的经历，军方建这个机构作这种安排，仅仅是对上做做样子，根本没当回事。其重中之重，仍在持续大规模捕人“镇反”。
这个市生产指挥部，由一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国××负责，好像军方有三两个人象征性参加。像我这样，从各市级机关抽调的机关干部，也就四五十个人样子，比起其时动员组织成千上万人夜以继日，轰轰烈烈搞“镇反”，小指头也算不上。而且，关键在于，这个“生产指挥部”除了派人下乡了解春耕情况，回来汇报外，没有任何一点实际权力。
▲ 中共中央致全国贫下中农和农村于部公开信传单原件。在各地成立生产委员会，派人下乡督促春耕生产，正是依据这个精神。
我们这批人报到集中后，由这位国书记（好像还有军方代表）召集开了一次会，然后就分组分派下乡地点名单。我被分配到与内江地区相邻的胜利公社。
同我一组的是个女孩，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短发，稍矮稍胖，眼睛很亮。名字我已经忘了，好像是从市轻工局一个下属单位抽调来的。分组后的第二天，我们这些人都分头下到公社。
（未完待续）
2011年6月自贡“危楼书屋”
2015年12月改毕
题图、插图：传单、文件、报纸照片由作者提供，其余老照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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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锐，四川自贡人。作家，“文革”研究独立学者，“文革小报”收藏家。出版有《岩石中的声音》，《波光洞穿》，《灵感毒药》，长篇《盐商世家》等。著有《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中国文革小报研究》书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