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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反审查，抑或女性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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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表面的审查以及分级制度是一种自我安慰，实质要反对的是超我； 多个上帝的多元，都只能导致多神论和泛灵论，这仍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无神论的圣状恰恰是上帝； 不存在非暴力的政治——政治就是暴力的，甚至你要接受并履行之，这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真理。
在牧夫看来，当走绳索者用头倒立的时候，这表示着现今的被颠倒的世界；转轮子的神秘意义就是破产；耍鸡蛋的秘密就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作家的谋生之道，他尽管能“颠来倒去”，但有时也会失手，使自己的整个“物质基础”为蛋黄所污损；手风琴是不能使人吃饱的宪法，鼓是不能使人吃饱的出版自由，旧货铺是同样不能使人吃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沉入这种象征的想像之中的牧夫，唉声叹气地穿过人群，终于像英仙以前一样，产生了一种骄傲感：他是“在恶魔之中唯一富有仁爱精神的人”。
——安格尔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圣状，抑或是强迫症？
什么是圣状？它当然是神圣的，但是咱们也要反直觉一点，这种崇高的颠倒就是污秽——就像神圣人恰好就是牲口般的非人。藏传佛教的转经筒就是一个典例：那些虔诚的信徒的信仰，不在于他们的声音或行动，而只在于这个小小的转经筒，信仰的实际表现就是不断地转着筒子。但是，转经筒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反而是信仰。
所以，如果那些“实干家”和“科学家”想要一个圣状的“客观实在”，那非 转动转经筒 这个行为莫属，圣状就是这种极度自觉——自觉到不自觉的行为。我们每天不用想着道路或者看着地图，也能随便走回家也是个例子。当然，咱们并不是为了把症状和行为一一挂钩。
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在于消除分析者症状，但是，总有些症状不可消除（精神分析也不追求“治愈”），所以这时候只能保留这个剩余——圣状恰恰不是日常理解的神圣，它是那个结构的支撑，却又是不可能点，所以这和精神病学等治疗行为也不同：就是这个独特的症状保证了新的精神结构的诞生，而不是医学那种 老套的“没有症状才是正常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状不妨叫作“剩状”。
为什么要特地把圣状搬到台面上来？这就是为了说明一些电影发烧友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在他们那里，物就是物质——物就是享受。他们理解的享受电影，就是不要有规限的自由，简单来说，就是反审查。但是，我们得区分这种对规限的态度。一是除权弃绝，即宁可不看电影，也绝不向审查制度低头；二是否定电影审查，但是又可以接受一定的“审查”，他们的“辩证法”就是可以审查，但是不要删减，不要破坏电影的“原初完整性”。他们的药方就是电影分级，似乎即便审查了，但是分级的话，还能保存我们完美的电影，哈哈！
不难看到，这些电影发烧友的圣状就是电影的完整性，进而他们认为电影审查就是破坏电影创作，但是，只要有个分级制度，他们立刻就投降了。除了表面上的反审查，那些一看电影被删减（他们最喜欢用的词，“阉割”），他们就立刻扭头。哪怕这种删减不是动用国家机器，而是为了向市场和观众妥协：电影时长不能太长，否则影响排片。
这里面最滑稽的，无疑是所谓的上映版和导演剪辑版的分裂，他们这些“唯物主义者”的独特有神论，就是以为导演是真正代表电影的人，恰如观众以为艺术策展人有什么专业的魔力一般。于是极其吹捧长得像裹脚布一样的导演剪辑版，但是他们终会遇到欲望的挫败：导演剪辑版还不如短小精悍的上映版，他们拒绝“阉割”，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这种文艺圈子的独特的“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强迫症的。他们所渴求的，就是还要一点，还要再多一点——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欲求不满。他们如此病态地渴求不要阉割，或者接受一点阉割，但是不要阉全了，这恰恰是对内在的审查的认可和乞讨。之前意大利取消电影审查制度的消息引来了一片欢呼。但是我们实在是应该歇斯底里一点：这里的取消，就真的取消了？没有法律的审查，但是律法的审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对这种欢呼声的怀疑：如果审查代表的是封禁《巴黎最后的探戈》，那么反审查也不代表要解封，因为这部电影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封还是不封，而是在于贝托鲁奇利用导演权力，如此粗暴地让女演员接受猥亵（甚至有人直言这是强奸）。专业人士依靠自身权威来控制他人的问题太普遍了，这难道不比隔靴搔痒的什么反审查严重吗？
所以，我们还可以大胆地延伸下去，这种对法的反对，或许只是让人们内心的各种陈腐规矩曝光：关键不是外部的审查，而是这些观众的内部的审查，取消审查制度或者法律根本不值得高兴，如果没有审查就等于自由的话，这种自由会不会是鼓励导演消耗演员身心的自由？所以，齐泽克曾经指名道姓地斥责福柯的倒错，这里也有所体现：不是没有法律，就没有律法，相反，这个暗地里的律法才是真正操控人们的东西，它的厉害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毫不知情，却在履行着律法；另一方面甚至正是因为有了律法，所以只需要遵守它就行了，我是不需要知道它有什么（罪）的。即便我知道自己做什么，但是我可以假装不知道，反正守法就完事了，法利赛人深谙此道。
社会政治领域中，这种对律法的遵守就更明显。律法的“楷模”就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或者是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他们的奥义就在于，即使法条是这样，但是我还会遵从我自己的法，甚至要把法条变成我自己的律法。这种现代的法利赛人群体里同样产生了很多滑稽例子：某个知名的美国色情网站清理视频，很多人的“珍藏”都没了，于是有人直呼这是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更滑稽的是，他根本就不是美国人！这就是色情自由主义和律法世界主义的奇妙结合。
所以，纸面上的审查存在与否都没法改变以下事实：不审查，不等于创作自由，这里仍然有道德约束，不管是传统道德还是“时髦”道德，即迎合市场和大众（背地里是代表了钱的主人能指）。所以这种不堪一击的反审查运动不是全部，同样它只能代表并非-全部——纸面上的审查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道德——律法才是最厉害的。相比于明面的运用公权力的审查，内在的审查更为强大。不管是市场经济的隐性规则，对于传统风俗道德的无意识遵守，什么时候触碰到这些深藏——实际上是浮在表面，人人都知道却被“忽视”的“自觉”，才是唯物主义的反审查。
我们也知道律法的另一个名字：超我，它不只是父性超我般的禁令，即不允许做，更是母性超我般的勒索：你不只不允许这麽做，甚至不允许不这么做；超我在这里的形象就不是威严的诫令，而是纵容你享受，甚至不能不享受。反暴政的道德化也没法逃出超我，所以反暴政诉诸的通常是过往的合法性，尽管是反道德的行为也很容易陷入凡事都要合法的陷阱。这道理其实非常浅显，反暴政一般被非常简便地理解为反暴政过后就是好，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好是预先设定的，似乎只要没有坏，就是好，更糟糕的就是以为之前是好的，现在是坏的，回到好的过去就行，这简直是另类维持现状的说辞。
因此，反暴政不意味着有种“善政”，这仍然指向了大他者的欲望。法国六八世代的结局就是他们的自我设限：禁止禁止，用禁令来达成另一个禁令，如此这般，好像所有事情都允许了。他们不止没意识到禁令不带来解放，而且还要把解放等于禁令：以一个禁令反对下一个，上帝死了，于是还得有个上帝——他们自己心中最强大的超我不是禁止享受，而是禁止不享受，千万不要停下来！不难看到，强迫症患者（不停延续，回避现在）和倒错（直接成为大他者享乐的工具）并不见得有太大的区别，哪怕这二者结构上不一样。
上帝死了，万事皆允？
所以，这种对于法-非法的常规理解，就是二元对立，性别上就是“有一个男人，而且有一个女人”。可是我们说的远远不是这种保持男女差异、事实是以性差为基底的性等级制。真正的唯物主义——不只是承认圣状，承认有这么个不可消除的症状，还得明白这个不可能点带来的不只是失落，而是比绝望更绝望——主体发现了圣状的不可能，但不是像强迫症主体那样得过且过，也不是在倒错之门前徘徊的犬儒主体，而是“女人不存在”。这里的无和不可能是一样的，不可能不只是说明做不到（禁令），而是说明了通向不可能的道路：精神分析所能言说的就是不存在的东西。类似地，布朗肖反击工会官僚的警句就是“做现实主义者，行不可能之事”，这很反直觉，却也很“平常”，因为现实主义者理应意识到，没有那个不可能的存在，我们就没法理解现实，这就是想象力的宝贵之处。如果真的要拒绝不可能，那就只剩下稳健平庸的老干部，而不是迎难而上的革命者。
这些不存在的“物”当然是虛构的，正如符号就不是实体本身，但是为了击破这些虛构——同样也是为了澄明象征如何勾结了实在，它甚至要付出物质性的代价破坏——或者创造（即便是创造出灾难）。这种为虚构而牺牲的典型则是耶稣：一个歇斯底里、被内心的声音（神的旨意）弄疯的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人代表了上帝，上帝在这里和人殊途同归了。这不等于那些经院哲学的陈词滥调，上帝在这里的宿命不是永生，而首先是耶稣的死亡使得我们明白上帝（它的儿子，人和上帝的中保）也是会死亡的，在此人和上帝共享的财富就是死亡本身。而圣灵所创造的新的共同体，它的生命也在于耶稣之死：耶稣复活于信徒们的信仰之中，这就是死和生的辩证——也是新能指的出世，这其实没有先后之分。至于信仰本身的空洞依靠行动来呈现。当然，那就是后话了。
因此，我们对于耶稣的“前辈”——安提戈涅的解读不需要遵从律法：一是她自己遵从的家法，她以此为安葬亡兄的藉口，另外则是不要把她当作反暴政——指向大他者欲望的英雄，她只是听到了她内心的呼唤，并且付诸行动，以拋弃象征秩序的姿态而重新回到象征之中。所以即便安提戈涅经受万分苦楚，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的喜剧性：这个无法重新安排自己生命的人，却永远地保留在历史之中，它既是反对大他者的污点，却又铭刻于象征的裂縫之上。
而耶稣的另一“前辈”，也是耶稣受难的前奏，即拒不认罪的约伯也要加入这一系统。我们也可以从这三者的视差看到，他们之所以代表了激进的伦理态度，不是因为他们这么做合法，或者有什么得益，而是他们的牺牲没有意义（一旦有什么意义，那只能引发为牺牲而牺牲的目的论），但是他们居然还坚持到底，这已经印证一个事实——一个很多人装作看不见的事实，那就是大他者不存在，没有支撑象征律法的他者之他者。
展露了象征的创伤之核后，我们方能看到为什么这种主体能够避免陷入倒错的漩涡：因为他们很清楚大他者无能为力，也知道大他者它自身是个点位，主体到这里只能自己行事了。这事情很容易看到，但知易行难。
我们也从中得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上帝死了，你不需要得到任何批准，所以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坏消息来了：上帝死了，没有人来担保你，所以上帝之死在很多人看来，反而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了。拆解这种迷局的扳手就是女性的歇斯底里。事实上，歇斯底里对大他者的试探，也已经暗示有个最小的主人：我当然知道有象征秩序就有大他者，可是它只是为了让我明白它的作用，只是为了让主体明白自身任务罢了。
所以，无神论者的圣状，反而就是他们竭力反对的上帝——正是上帝不合时宜地在场，无神论才有它的价值，无神论者才可以逾越这个受难的上帝来实现无神论，这是那些拒认上帝的“无神论者”所想不到的，也避免了自以为没有上帝、却迷恋拜物教的“新有神论”。
所以，逃避/服从大他者的强迫症，还有比强迫症更“好”的倒错都无法避免成为大他者享乐工具的欲望，歇斯底里最后达成的理性，就是悬置大他者——还有律法，绝不能再遵从它或者天真地违背它，这些行为依然是向善的，而不能揭穿善中之恶，并且步向恶之行动：“大他者不存在”的社会学解释不就是风险社会吗？
比起那些避免风险而乞讨安全保障的人，安提戈涅-约伯-耶稣的主体更明白绝对的自由就是绝对的风险，这自由也不是纯粹自愿的，而是你不能不这么做，可是你就是义无反顾。
我们到这里就可以引伸出爱了，哪怕用日常经验也可以知道，爱就是不顾那个人怎么样，你却还是喜欢ta，甚至藉此融为一体。不过这个解释远远不够，这么解释还是太神秘了。
政治暴力与女性伦理
除了男人，女人也是父之名的另一名字，但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唯有从伦理入手。女性伦理在这里也代表非理性的疯狂——菲勒斯既是代表那个不存在却又要回溯出来维护律法的原父，但是又意味着充当男性的症状的女性，这里我们必须上当：女性在此的角色就是原父。即使我们心知肚明，女性当然不是那个暴烈的父亲，但是她最为纯粹的生存姿态，就是这么暴烈而殘忍的，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找理由，显示自身的正当性——要说明自身是正当的，那就仍然是暗示了有个大他者来“认证”你的行为。
然而，这里的非理性向理性的过渡不等于有个比行动更高的精神，而是没有什么更高的，这是知性的狂暴引发的理性：知性能够划分一切，理性就是知性划分之后的产物，它不是更高者，也不是综合，而只是在行动里孵化出来的某个结晶。
因此，唯物主义者不该沉迷于圣状，而是明白政治-伦理就是坏的，甚至正是它糟糕透顶了，我们才要行动起来。反暴政不意味着在这之后就没有暴政，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不是太轻巧了？反过来，反暴政也不是代表好，而是清楚地、或许是痛苦地理解政治本身就是暴力的，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只是意味着政治的核心暴力被遮蔽了。而暴力所带来的毀灭的死亡驱力，当然就是死亡，却也是新生，这不是两个阶段，不是向死而生，而是为了打败死亡驱力，我们只能依靠另一种更根本的驱力，这是持续的，没有间断，也没有余地。最后显而易见，如血淋淋的婴儿般的主体诞生了。
我们到这里可以撇掉引号，说明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的纯粹伦理：阴性的政治不是什么多元和包容，这只能是菲勒斯的诡计：不存在原父，但是为了让男性避免挫败，所以需要小原父。多元背后意味着的不就是这种不够父亲的父亲吗？除了为了维护律法本身而需要这个唯一的父亲，同样也要制造多座小神祗來避免自己遭遇已经被阉割的事实，这只能是男权-父权社会的逻辑，而绝不是彻底摆脱菲勒斯逻辑的后父权社会。
举一个说明剩余享乐的绝佳例子，一些有权有势的清朝太监为了保持自己的男性气质，于是每年检查净身状况的时候，都会买通官员以逃避检查，这样就保留多一点生殖器组织，以此来获得更多摩擦快感。
为了避免变成偶像崇拜和这种猥琐的补充，女性伦理到底就是决绝的，她就是绝对的、不容分说的，这里的女性性是一种残忍：男性恐惧回避阉割，但是女性不需要回避：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被阉割的，就像上帝——不是犹太教的暴躁的耶和华，而是逐渐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失落的主体，它创造一切的同时也破坏了一切，不管如何，它都已经对这个残破的世界负上责任了。在此才是我们说的爱——爱就是爱上全部，不管好歹，而不是对局部客体的投注乃至固着（恋物癖）。
这种艰苦是很多人难以直面的，然而这就是超越死亡的爱。不是同归于尽的精神症，也不是不断拖延的强迫症，这里的爱和承担便悬置了律法本身，它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矛盾都接受下来，并且通通背到自己肩上——所以主体的任务，就是通过大他者意识到了这种外-密性的自由：大他者的空无（void）使得主体必须对自己-他者负起责任，在此再也没法逃避了。这里的反面则是“遁入空门”，如被新自由主义吸纳为其中一条“路径”的嬉皮士，以及各种宗教和神秘学的灵修。
因此，若要给予反暴政一个终结，那只能是接受政治的暴力本质，甚至变本加厉，要通过自己的暴力来倒转过去的结构。说到令人耳朵起茧的非暴力说到底也只是暴力的剩余，非暴力=理性亦只是男性化主体逃避责任的妄想。我们不妨再大胆地断言：政治里面只有不同暴力的结构，而不存在非暴力的政治，这是拉康的“女性不作为整体存在（not as a whole）”的全部——也是并非-全部（not all）的政治-伦理之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