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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女孩2》：父托邦、母托邦与喜剧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心碎人聚乐部 Author Shaw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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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Shawn Chan
1.
父托邦，
抑或是母托邦
乌托邦，或者又叫做空想主义——这两者都是不可分的，人们一般会说想得乌托邦太美好了，做不到，加之做到了也是坏的（所谓的反效果）。但是，这些苦口婆心劝说别人不要找乌托邦的人，或许也在说明他们自己的空想：没有完美的东西，于是退而求其次，起码我们现在还不算太坏！
但是，人们很少看到，乌托邦的任何支持者或反对者，他们自己不就存活在某个中间状态乌托邦里吗？某个段子的道理也相似，有两个父亲，他们都要带孩子去见外婆，一个前现代的父亲要孩子遵守命令；但是，或许后现代的父亲会询问孩子的意见，然后再把孩子带过去。这两个父亲表现不一，但是他们想要的效果是一样的：总之你得跟我去看奶奶！这是个斩钉截铁的律令，但是后现代的父亲把它掩饰为一种温和的请求，所以有些人想要好一点的父亲，亦即后者。可是，有些人想：既然都得去，那不是坚决点更好？所以为了避免比烂，我们反而要选择前者。
避免比烂是好事，可是这首先是“坏”事，比较这两个父亲的好坏都是多余的，但是这不是说这两个是极端的（坏的），而是不要再让善恶——超越善恶（似乎超越恶之后还有点什么）的把戏继续了，不管是好点或者坏点，在绝对的坏面前根本无立足之地，善或者恶在根本之恶面前，都是自慰。因此，面对父亲不那么好-不那么坏的两重，结果只能是两者都不选，比烂学的釜底抽薪之势也是对“势”（phallus）的抽离。
但是，这里面的问题确实不只是不选，而更在于“不”。这个“不”代表的到底是拒绝（宁可不），还是不需要（你可以不）还是你不能不享受？这个“不”衍生出来的恰恰不是父亲，而是母亲。而且不是“慈母”，而是个相当现代化——被认为“阴盛阳衰”的母亲——这是严厉的、不容分说的母亲，但是她又能保护你。当然，说到底我们不是在说任何母亲，而是说母性——它恰好暴虐和保护的功能一起的，从一个诡异的颠倒的角度来说，这个母性的“人”反而是原父。原父 可以得到一切，但是大部分人会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发现获得一切也等于承担一切，或者有些人会更聪明——原父 不存在，只是我们需要以此来维持律法，他们是“朴素无神论者”。于是他们必须有禁令，禁止他们被母亲欲望吞噬，但是禁止享受不是终点，禁止不享受才是超我的终极。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乌托邦不是简单地“不给做”，这是相当拙劣的反乌托邦想象。简单来说，乌托邦有两个，一是自由竞争、努力奋斗就有收获的父托邦，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形式的；二是不那么资本主义的，有福利，有国家保护的母托邦，这里才能看到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母性）超我：我保护你，然后你就能享受，同样你得遵守我的命令，这里的命令不是禁止，而是“禁止禁止”，它像是个勒索者，他把享乐的方式变作贡献，甚至是不能够不享受——也不能够不再其循环中。
母托邦乍一看不就是“现实社会主义”吗？苏联就是这种予取予求，实际上又什么都不能做的典型。但是，对于资本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福利国家而言，这个才是真正体现乌托邦的两面一体——纯粹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从来不存在，而当今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只能是父托邦和母托邦的结合。就像一些恋旧癖者所说，正是苏联的威胁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要搞福利国家，但是，这似乎更加说明了母托邦如何深刻嵌入了资本主义，即便新自由主义如何砍福利，他们也仍然得用自己的形式做福利，以免反资本主义的作用力真的摧毁了资本主义。诸如个人缴费的商业保险就是超我勒索的新形式，这种隐性强制既显得个人选择，也显示了新资本主义的温情脉脉。
除了诸如老去的苏东国家或者福利国家这样的“社会主义”母托邦，当然还有各种边缘-反抗的例子，例如亚文化和他们的“祖宗”嬉皮士，还有各种试图挖掘边远地区的反抗性。不得不说，这些人都是有毅力的，也是满腔热血，可是，我们往往会从这些“善”或者“少点恶”（less evil）的地方获得尴尬处境，例如到了充满佛教气息，似乎遍地都是虔诚信徒的西藏，但是他们去了之后往往会失望，景点城市里面的外地游客比起本地人还多！这或许是不痛不痒的尴尬，但是有些例子是痛入骨髓的：例如向原住民传教的神父被射杀，还有嫁给藏区的男人的女记者，以为能够借此改变当地落后情况，却遭到丈夫虐待。当然，相比皮毛之苦，最大的灾难是意识形态的“头盖骨”：后68状况体现了这种边缘性的真实“中心性”，激进的中产阶级子女在街垒倒塌之后只能回家，领袖们还能谋得社会地位，以便“反思”自己当年“太左”。这才是资本主义母托邦的真谛：任何逃脱禁令的人都会得到它的报答与报复，就如同“丁蟹报恩”一般。任何试图边缘化的，都会发觉这个边缘就是中心。走灵修之类的神秘主义的嬉皮士最后走火入魔，或者集体生活过不去而回到家里面（literally母托邦了）。
这种边缘到中心，从好到坏的“进步路线”，仍然在体现“不”的诡异环绕。这些边缘地带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简单来说，那里没有禁令！这不是很吸引人吗？但是到最后这些兴冲冲的人却遭到了被压抑物的回归：不要压抑的结果就是享受灾难，乃至更悲惨的“被恶享受”。不过都没有最后倒错的不那么厉害：不允许享受，但是又没有人不享受，那么我们直接去享受“不”，乃至享受“不得不享受”，这就是恋物癖的拒认。
如上述所言：父托邦和母托邦是一致的，那些指责别人空想的人更接近父托邦；对于各种左翼的意识形态而言，更应该突出母托邦。在中产的口中，这就是一路吐槽国家如何黑暗，可是自己出了什么事情，就立刻央求巨灵。简言之：既不想别人管，又想有人包办一切，这些人总是聪明过头地选择后者。所以，《禁忌女孩》，nano的暗黑世界无疑是母托邦：即便它体现的也有诸如竞争和金钱，但是这些都是表象，而最重要的是结构——他们这里的“享受症状”就是典型的不得不享受，这当然不是自由，但是不是常规的压迫，而是比自由还要“更多”。
死活人的惩罚
相比于叛国而被曝尸荒野的波吕涅克斯，安提戈涅其实也只是无（nothing），她对克瑞翁的反叛的意图，不只是埋葬哥哥，也是至少给我留下一个地方，而她的存在（象征化）方式是死亡。可是，我们在上面的看到齐泽克对于安提戈涅与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的解释中看到，像布哈林或者其他被陷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同样想着接受这样的死亡——实则是第二次死亡早于第一次死亡，因为他们会以为自己认罪，就能够保住革命成果，就像安提戈涅以死亡来威胁一样。 黄长翰，公众号：长翰洲GuyzislandAntigone avec Old Boshevik——以《旺達幻視》為例
所以，重申一下，《禁忌女孩》就是母托邦，它不只是维持所有人都生命，还鼓动了人们怎么样逾越禁忌是无所不能。即便我们说Nano不是惩罚者，但是她终究是参与的——这是为了反驳生命Nano是邪恶的神灵，是撒旦的女儿，来惩罚罪人，这类废话不还是预设正义，甚至最好有这个洞察一切的人吗？而且如果执拗于区分善恶，他们只能分裂地认为Nano是善恶一体的——他们其实早就看到了，只是他们没法说明这点，更不可能超越善。
3.
恨与爱
所以，Nano是不是一个神，这点无关紧要，关键是她在这里面如何中介？除了最简单的把各种秘密揭露出来，其实更可怕的，是她根本不出现，就像第一集和第六集她的突然消失，就像一个bug一样，程序员对这个bug置之不理了。
约伯记就是一个巨大bug的故事。我们当然说能够说，约伯无条件的相信上帝，是虔诚的信徒，但是这里关键不是信（belief），不是约伯自己享受的物或者某种身份，而只是爱，这个爱 不只是爱别人，这并不是某种对于局部客体的爱（恋物癖），而是即便没有什么，他也仍然承担一切。
约伯的名字在希伯来语就是怨恨的意思，他也在吐槽耶和华，他自己都想不到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却还是不自杀，这似乎就是熵：熵代表混乱的程度，你不对它增加能量，很容易，但是这就意味着它的混乱的不断膨胀——只有对其增加的能量才能压制能量。约伯的这一爱 的力量就是巨大却微小的，他坍缩成这个小点——一个本不该存在的污点，才铭刻于象征秩序之上，上帝被约伯“逼出来”了，也表现为这种奇怪的难以自立的“物”。
所以，我们这里的爱是十分功利的，要功利到完全不讲求利益，不需要顺序，而只是一种混杂的剩余，我们就是这个怪物了。在母托邦里头，对于这一剩余物成为主体的历程，应该用坏的伦理学来考量：不相信乌托邦的人当然是傻瓜，但这不等于相信乌托邦的人是精明的，而是不那么好-不那么坏面前，只有这个东西可以选择——在这种不得不选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再一次什么都不选——才是根本的，才是釜底抽薪的。这根本不取决于背景（表象的表象）或者表象，不是以鲜血和火焰来考虑，也不是“黑暗大陆”，而就只是结构，只是非常简单的揭示。
所以，对于精神病的解读，也仍然在于剩余——但是精神病的发生却是是拒绝剩余。这个已经异化的世界，就像超越快乐原则的耶和华一样，他能够对自己创造的世界孤芳自赏，可是他碰到了他的爱和恨的纠缠——他面临了自己的障碍，这不只是他自己订立的法，更是受到了约伯这样的阻拦，与约伯一样被大他者戏弄，却完全成为其附庸的法官施雷伯，恐怕就是一个完全对立于约伯的实例。
同样的，我在这里不是指责精神病患者（这毫无必要），而是凝视者的倒错——他们热衷于寻找这样的精神病者来赞美和欣赏，这就是他们恋物的审美——精神病人失去一切，没有压抑，不会犯错，他们确实就像一块木头一样。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别显而易见，但是命运是相通的：你不知道这种对物的审美，是不是某种淫秽快感的运作机制，是不是神经症也可以成为倒错者追捧的“主体性”。这就是享受你的“症状”的倒错版本。
4.
喜剧和更糟的
这个倒错版本（perversion）也是父法（père version），这里面对待父亲的态度——以及其本来明显的父之名不只决定了男女性化，更决定了症状，神经症主体则是明显存在父之名的。但是，就像菲勒斯终究不是阴茎，父之名也不是父亲——这一象征的父亲/父亲的功能，恰恰是实在父亲消失的补救措施，所以精神病的除权弃绝（foreclosure）是丢弃父之名，可是他们只能看到前异化的恐怖并且沉浸其中，而神经症——强迫症和癔症（歇斯底里）则已经清楚父之名——当然也清楚实在父亲之死，父之名只是对于母亲欲望的补救——也是遮掩、压抑这一原初欲望。
虽然我经常说明强迫症和癔症的区别，但是，拉康警告五月风暴的学生“你们总会找到一个主人”，这一告诫不只是面向运动者，更是面向所有人——只要你需要享乐，你就得找到一个主人。让它得到你的劳动，让它分配，强迫症主体清楚知道自己的主人，但是是癔症主体也知晓——强迫症是癔症的方言。
所以，这里面我们唯有步入主奴辩证法，也就是说，奴隶为了享乐而创造主人，主人则可以使nothing，但是它就是得存在，这里的主人和奴隶也不是人，而就是精神的分裂的两方面——所以，这里的奴隶非要有主人的原因，不只是对主人的愚昧，而是那些口口声声要推倒主人的人，他们才最需要主人，才能一直享受微不足道的反抗的享乐，同样借此永远推迟对主人的颠覆。在1968年夏天的巴黎，在《禁忌女孩2》的第六集，造反的学生最后大闹一场也只能回到过去，恐怕就说明了奴隶的困境：主人自然是无能，但是这要考虑一下，反对主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时地出去撒野胡闹一下，然后又继续让它安枕无忧。
最重要的不是Nano，如果关注于她，那只能落入一般邪典片的俗套，邪典片在正道理论家那里，有时也会当作某种警告：但那仍然是善的警告，我们是要做的，只能是把善恶两种暴力（阴性的真实和阳性的虚伪）都揭露，并且不需要向善。
因此，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复杂的悖论的存在，甚至完全视之为我们自己的悖论，把这一疯狂而寂寥的宇宙背在你的身上——这就是宇宙论，它要求的不是个人在宇宙里面，而是个人就是宇宙。
整个德国观念论的框架也仍然是类似的，即便在那里也存在着人的关系——存在着最小程度的组织，存在着更大的共同体。但是，我们不是要兄弟会。同样的，你不要某个东西，也意味着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大部分组织和兄弟会没有多少区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不需要实际建立这些共同体，却已经能猜测到它的存在和不该存在。那么一个“不该存在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它自己的分裂——这个激进的界限划定了共同体，也实际上使得这个共同体不是小圈子，保证了其开放性——这种无人保证的开放性也意味着，还有最低限度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会有混乱发生。
在这种开放性里面，解散共同体其实就可以想到了。我们终究想不到它怎么被解散，只是这种存在和非存在的矛盾能够让你明白：不管有没有这个东西，你都得当做既存之物理解，更必须过度理解它的必死性。这也是为什么神死神学代表已不再是闭门造车的经院哲学，而就是无神论的最深刻的一部分——是无神论的内在裂缝，更是基督教的一神-无神（anti theo）的分裂。这一“治愈”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死者在信徒中复活——这就是圣灵，这个死去的不存在之物才是信徒的共同体的凝结，这一凝结是脆弱的，却也可以坚如磐石，因此齐泽克将此比作“易碎的绝对”。
做一个不合时宜的类比，与基督教无神论和各种文化一样，《禁忌女孩》的升华仍旧是压抑——不只是众人借Nano来中介自身，更重要的是，连作为中介Nano也会死去，因此，最后我必须重复一个讳莫如深却浅显易懂的结论：上帝复活了，但是，它也已经死了，甚至死得好，这就是“物质不灭定律”。同理，Nano的死不是悲剧，就像她诡异的笑声，这场死亡是引人发笑的喜剧，恰好是种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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