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书话文脉 | 董仲舒与汉武帝
徐兴无
书|话|文|脉一代儒宗与一代雄主风云际会，都想大有作为，却貌合神离。个人的命运虽有遭逢，而思想和精神却不可磨灭。董仲舒与扬州的故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奇。
乾隆年间，江都县的衙门口悬着两个匾额，一个上面写着“绩传董相”，一个上面写着“邑肇荆王”。挂了五年之久，某日被当地大学者汪中（1744-1794）看见了。于是他写了篇《江都县榜驳义》,说这两个标榜都是错的。首先，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设立江都国，治下包括广陵、江都等二十一县，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五府，通州、广德二州，江宁府上元、江宁、句容、高淳、溧水，镇江府溧阳以及杭州府于潜、昌化，泗州府天长等十来个县，现在的江都县不过是国中的江都一县而己。汉朝的县令只是个千石或六百石的品秩，而董仲舒担任的相国，视同郡守，是二千石以上的品秩。如果以继承董相国的政绩自比，岂不是以国为县，混淆视听？其次，汉高祖六年（前201）封刘贾为荆王。高祖十一年，淮南王黥布造反，刘贾与战不胜被杀，国灭不传。刘贾以吴作为荆的国都，并非江都国的都城广陵。况且景帝设立江都国时，刘贾都死了四十三年了，在此之前从未听说有过江都县的设置，怎么能说江都县肇始于荆王刘贾呢。汪中说：“二者之云，失于不学。榜立五年，无觉其非者。”此言一则讥刺江都县的官员不学，也讥讽扬州的士民无知或者不敢直言。此文收入汪中的文集《述学》。
扬州北柳巷董子祠
董仲舒担任江都相要拜汉武帝之赐。《史记·儒林列传》说他专心治学，景帝时就做了《春秋公羊》学的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也就是说新来就学的弟子跟着老弟子们学，不一定面授。又说他“三年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东汉王充认为并非三年坐着思考，没有进园子看一眼，而是他精于思考，存道亡身，察而不见（《论衡·儒增篇》）。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即位，这个十六岁的少年英主雄心勃勃，想要改变文帝、景帝以黄老无为之术治理天下的局面，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方极谏之士来朝廷对策。丞相卫绾上奏，建议所举士人中，不许有治法家和纵横之术的人。于是儒生董仲舒应运而出。
凤凰出版社
汉武帝这次并没有问国计民生，而是询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即天人之道的根本问题。他问贤良们：听说上古时代的五帝三王治天下之道，都是通过改制作乐使得天下和洽，他们作的乐还在流传，为什么他们的道却衰微缺失了呢？努力效法古代帝王，难道与世无补？夏商周三代是如何接受天命的？天为什么会降下灾难和怪异？人性的原理又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说到底，他在询问如何通过改制作乐，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他还屡屡叮嘱说，你们务必逐条论述，详细分析，知无不言，无所顾虑，我将亲自启封阅览，不必担心外泄。于是董仲舒一连对了三策，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对汉武帝不切实际的理想浇了盆冷水。他说，汉朝得天下以来七十年多了，一直想治理好国家却一直做不到，这是因为“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即应该改制的时候却不改制。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向往太平盛世，不如退回去改革制度。而改制决非“改制作乐”，那只是改变朝代的名号、历法的正朔，回应天命而已，当下之务是变革吏制，因为官员们多出身于荫仕（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保送为官）和訾选（富人买官），“未必贤也”。只有兴太学、置明师、养士选贤，通过考绩以尽其材，才能为民师帅，教民廉耻。
汉武帝读后不甘心，反问董仲舒：既然你主张孔子《春秋》里的王道是永恒不变的，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政教都产生了偏弊呢？董仲舒答道：“天不变，道亦不变”，行不由道，才有偏弊，并非有不同的道。所以夏商周三代都要通过减损或增益制度的方法补偏救弊，回归王道。“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也就是说，皇上你不要好大喜功，做那些制礼作乐的表面文章，而是要看到汉朝建立在天下大乱之后，应该减损礼乐虚文，重视道德教化，从而为礼乐文明打下基础。
位于陕西咸阳的汉武帝茂陵
尽管武帝心不在焉，可是按照汉代诏举制度，对策得中就要拜官。把董先生留在朝廷，时时听他教训当然不行，于是汉武帝就让董仲舒去教化一个不可教化的人。“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景帝有十四个儿子，程姬生刘非，是武帝的异母兄。先封为汝南王，吴楚七国之乱时，十五岁的刘非上书请求出击吴国，景帝授予将军之印。吴国平定后改封江都王，治理吴国地区，还以军功授予天子旗。武帝元光年间匈奴大举入边，刘非又上书出击匈奴，武帝不许。因为江都王喜欢军事，招募四方豪杰，生活过份骄奢，是个危险人物。
不料董仲舒上任之后，“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有一天易王问董仲舒：“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画伐吴，就能灭了吴国。孔子说殷有三个仁人，寡人以为越国也有三个仁人。当年齐桓公有疑问就去请教管仲，寡人就向您请教。”董仲舒说：“臣愚昧不堪重任。过去我听说鲁国的君主问柳下惠：‘我想讨伐齐国，行不行？’柳下惠说：‘不行。’回去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讨伐他国的事不会询问仁人，怎么问起我这种事情来了？’柳下惠只是被问了一下，就感到羞耻，何况要他设计诈术讨伐吴国？由此可知越国没有一个仁人。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因此孔子门下五尺童子都羞于谈论春秋五霸的事，因为五霸们重诈术而不重仁义。行诈术都不能被贤人君子们赞许，所以五霸虽比其他诸侯贤能，但比起禹汤文王来，就象武夫和美玉一样。”易王听了直说好。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指端正道义而不谋取私利，明白道理而不计较得失。南宋大儒朱熹将此语列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之中。刘非在位二十六年，得以善终，但其子刘建参与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元狩二年（前121）畏罪自杀，封国被取消并入广陵郡。
不过并非读过《春秋》的人都能正谊明道。菑川薛人（今山东淄博薛县）公孙弘曾向董仲舒的同学胡毋生学习《公羊春秋》。他做过狱吏，犯过罪，放过猪。武帝即位时他已六十岁，被征为博士。因出使匈奴回奏情况不合武帝之意，称病免官回家。元光五年（前128）又被举荐为贤良入朝对策，武帝又问“天人之道，何所本始”之类的问题，于是公孙弘在对策中称颂人主之德。当时有百余人对策，主持对策的太常卿将他评为下等。但对策上奏后，武帝却“擢弘对为第一”。此后一路飞黄腾达，官至丞相（《汉书·公孙弘传》）。
这是个博闻多识，处事谨慎却内藏阴毒的人。常常与公卿们约好向武帝汇报的内容，但临场却背叛约定顺从上旨，大臣汲黯在朝廷上当众指责他诈伪不忠，公孙弘却说：“了解我的人就说我忠，不了解我的人就说我不忠。”武帝同意他的辨解，此后大臣越是批评公孙弘，武帝就越是袒护他。当年齐诗的宗师辕固生与公孙弘一道被征为博士，他对公孙弘侧目而视，告诫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阿世！”董仲舒也批评公孙弘顺从阿谀。武帝的另一位异母兄胶西王刘端，是个阳萎病人，性情残忍，经常谋害朝廷派来的官员，于是公孙弘就建议武帝派董仲舒出任相国。谁知道胶西王听闻董仲舒是大儒，对他善待有加。董仲舒也怕夜长梦多，不久也称病免职。史载他“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就在董仲舒出任相国和归居家中的时期，武帝一方面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元朔元年（前128）诏举孝廉；又接受了公孙弘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前124）诏令礼官劝学，为博士招收弟子。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制礼作乐。元鼎五年（前112），他采用齐地方士所奏太一神，在甘泉筑泰畤，始行郊祀上帝之礼。元封元年（前110）四月登泰山行封禅礼，宣示天下太平。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一代儒宗董仲舒病逝长安家中，葬于下马陵（苏舆《董子年表》）。
《廿二史劄記》
凤凰出版社
《汉书·董仲舒传》除了收入他的《天人三策》外，还记载他留下一百二十三篇奏议和行政文书，数十篇阐论《春秋》的篇章，如《蕃露》《玉杯》《竹林》等，后世搜集编纂为《春秋繁露》十七卷，其中真伪杂陈，无法辨读。而扬州毕竟是清代的学术重镇，董仲舒的学问，还是要靠扬州人传承光大。嘉庆年间，江都人凌曙（1775-1829，字晓楼）撰成《春秋繁露注》，“篇义字句，皆梳栉而理解之”（洪梧《春秋繁露注序》）。嘉庆二十年由蜚云楼刊刻，凌氏手稿现藏上海图书馆。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是汉代政论文的典范，并影响了唐宋古文。赵翼（1727—1814，常州府阳湖县人）《廿二史劄记》认为唐代大历、贞元年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扬州府兴化县人）在其《艺概·文概》中评论道：“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
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春秋繁露》书影
凤凰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南宋学者王应麟感慨道：“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通鉴答问》）不过在儒家看来，能否受到帝王的知遇，得君行道，本来就是由命运安排的，但是践行道义这件事，君子却当作自己的道德禀性和人生使命，努力去做而不交给命运，所以孟子说“义之于君臣”是“命也”，但是“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关于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往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不妨在留言区里分享给大家吧。
留言的读者将有机会受邀成为幸运观众，线下参与我们的江苏文脉大讲堂，并有机会获得精美文创一份。
徐兴无·书话文脉 | 浴火重生的传世之作
徐兴无·书话文脉 | 魂兮归来哀江南
徐兴无·书话文脉 | 野史未尝无作者
徐兴无·书话文脉 | 屏风上的女人们
徐兴无·书话文脉 | 园林中的“长物”
徐兴无·书话文脉 | 历史记忆中的牡丹诗会
徐兴无·书话文脉 | 阮元与镇江人的书
编辑 | 白雁 王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