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病毒共存”的争论要避免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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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LIUYUANJU

FT中文网、腾讯大家、南方周末

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

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

作品见于中外媒体

以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

客观的态度去发掘现象背后的事实

德尔塔毒株来势汹汹，在三周内迅速蔓延至17个省市，以为已经安度新冠疫情的中国人再次直面病毒，争议随之而起。

7月31日，张文宏称这次疫情是一次“压力测试”，并提到“我们曾经过的还不是最艰难的，更加难的是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的智慧”。除了张文宏，感染科医生、原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著名流行病学专家曾光也发表过类似观点。不过，很多人却反对这个观点，甚至将之上升到崇洋媚外的高度。由此，在网上爆发出激烈的争论。

网友的逻辑很简单：我们可以清零，为什么要选择共存？这个反问就像“有肉丸子，为何要去吃野菜？”但显然，清零与共存，不是在眼前的肉丸子与野菜间选择，其背后有着诸多艰难的权衡。

一、当下与将来

首先，何为“与病毒共存”，其实并无清晰定义。但显然，并不是如今的发现一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大规模封城，大规模核酸、最终扑灭。但也不是毫无防备，坐等医疗挤兑、坐视死亡率高企。所谓与病毒共存，是指假设未来没有压制住，更大程度的扩散开了之后，确诊、隔离、治疗、流调等工作仍然要进行，但在医疗不出现挤兑的情况下，不停顿大部分经济生活，甚至连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的餐饮、娱乐行业，也保持运营。

所以，张文宏所说的“与病毒共存”，并不是对当下状况的建议，不是说要撤掉现在的核酸检查、隔离、健康监测等措施，直接跳到“与病毒共存”的状态，而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状态，提出的展望式建议。

正因为“与病毒共存”是展望式的，所以会造成当下选择与未来选择的矛盾。

中国社会的舆论，并不能很好的展现不同群体以及他们短期与长期的利益，从而提升公共讨论的理性程度。对一个餐饮店老板来说，假设几个月后的强力清零政策，很可能意味着他会破产。但他现在上微博，也会不假思索的说：“为什么不清零，崇洋媚外”——虽然当他真的面对强力清零政策后，他的想法会改变。

二、安全与生活

“与病毒共存”，并不是一个好的提法。

对某件事物的不同角度描述，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看法。被问到“要不要与病毒共存？”这个问题，没人会回答要。因为这个提问没有涉及成本、没有提及代价，那么自然没人愿意去承担风险。直接选最好的就可以了，只要肉丸子，当然不选野菜。

所以，这个提问的方法本身就错了，换个更具体的问法，人们答案或许就不一样了。

比如，某一线城市，全市每天确诊300，其中200无症状，80轻症，15重症，5人死亡的情况下，要不要全市都再回到2020年春节后那样的足不出户的生活，并且由于德尔塔毒株传播更强，可能这种封城生活要维持更长时间。

面对这个问题，恐怕很多人说，不要。还是用疫苗、追踪、隔离少数、核酸检查、行程码，尽量维持正常生活——哪怕这段时间，每天的确诊都在300-500人。

这就是“与病毒共存”。所以，如何提问本身就会强烈的影响结果。

保卫日常生活，是所有人的愿望。实际上，对“共存”强烈批评的人，要的也是日常生活。只不过，他们只看到眼前的，而没去想，眼前的这一切，是否真的能长期维持。

三、阶层偏差

每个人面对同样的政策，收益风险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有稳定退休金，不怎么出门，每天可以在自家院子锻炼的老人，是感染的高风险人群，但对封城的经济后果基本无感，自然会赞同强力的清零政策。

中产、白领，特别是背靠大公司、国企、事业单位的上中产，有收入刚性，停止上班一两个月，收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反而想着可以在家摸鱼了，所以自然赞同更强力的封禁。

但还另一些人。对一个在热恋中的年轻人来说，他喜欢玩，他觉得自己可以承受1%的感染率，也就是万分之一的重症率，去换取日常生活。

大量的小微民企，资金链紧绷，至于一些人，更是手停口停，他们对经济停顿更为敏感。对一个贷款开餐馆的30岁的年轻人来说，他打了疫苗，重症可能性小，情愿承担一年内10%的感染概率，千分之一的重症概率，去面对不封闭餐饮业堂食与外面的政策。

不要觉得这些人不理性，恰好相反，他们的选择才是人类真实的理性。

人都会觉得自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但这从来都是幻觉，比如抽烟、喝酒、超速、开车带孩子的时候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骑电瓶车、买低配的车。

2018年杭州全年涉及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1200余起，造成250人死亡。杭州总人口1000万。2009、2010年两年间，上海电动车事故死亡人数600多人，伤10万人。但没有任何人说不要电瓶车。

当然，病毒会传传染、车祸不会，但病毒的传染仍然是概率问题、程度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相同的。所以一定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具体的应对不同程度的疫情风险，采取程度对应的措施。

但是，疫情政策的受益与受损群体的声音大小并不一样。虽然社交媒体众声喧嚣，但地域、阶层的系统性遮蔽是存在的。很多地域、阶层的声音很微弱，就像河南农村洪涝的重建才刚刚开始，但随着郑州恢复，农村、遇难者家属都消失在舆论之中。同样的，对经济停顿有更大承受能力的中产，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音更大。

四、政策逻辑

现在不是春节，“强封禁政策”所需要承担的压力和后果，是截然不同的。

2020年时，春节前媒体开始报道疫情，中国人在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春节，之后休假延长到大年十五。某种程度上，继续保持较大的封禁程度，是一种顺应大势的，对现状改变最小，实时挑战最小的选择——是对已经停顿的车，延迟踩油门、然后轻踩油门。

但在未来几个月，假设德尔塔毒株再次散播开了之后，实行强力的清零政策，就是对正在运行的经济的一个紧急刹车。这带来的加速度改变，或者说冲击感、挑战性、责任，与2020年春节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人虽然纪律性更强，更服从，但人性都是相通的，因时因地因事而变化。中国人对疫情的恐惧的阈值提高了，管理难度也会上升。

一家KTV关闭三个月，收入停了，但房租、工资的轮子不会停，资金链断掉后，这家KTV在疫情之后，也不可能立马复活。整个经济也是如此。

而且，春节封城时，很多人都在老家，几个月后再次封城，所有外地人都不能离开。工作没了，县城的房子也断供了，但房租还要交，10个农民工住在8平方的小房子里，小区封闭了，一天一家只能出去两次。除了农民工，还有打工者、大学生都聚集在城市中，失业、无课可上，封闭在狭小空间。这些都会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挑战。

五、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性是，巨大的挑战会迫使政策渐进式的走向“共存”。

中国本土是可以清零，但长期闭锁、独善其身，仍然会面临不断的外来输入，中国不但有巨大的外贸，还有漫长的边境线。这就意味着反复的、长时间的清零状态，付出巨大的、不成比例的经济代价。

与此同时，人类对新冠病毒更多的认识，给了政策更大的容忍空间。随着疫苗的出现，治疗方案的改善，重症率、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那么政策的空间就会更大。实际上在春节之后，复产复工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中国的防疫抗疫政策从来都不是不顾一切的清零。

还有另一种可能。

应该看到的是，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仍然在流感的10倍，而且，不具有季节性全年都可爆发。那么另一种可能是，正如上面所述，当民众在各种因素下，情绪化的要求清零，而强力清零的挑战与责任又如此之大时，防疫政策会被下放到各个层级，逐层加码。

各个地区并不会为大的经济目标负责，但爆发的责任却是更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那么必然采取更激进的大规模核酸、大区域封禁，甚至全城封禁的清零方式。形成示范效应之后，会被其他地区效仿。

六、情绪遮蔽了理性的公共讨论

行为至此，不难发现，是否与病毒共存，其实不是一个科学话题，精确的说，它是基于科学的数据、预测，然后，充分讨论，权衡各方利益的公共议题。更简单的说，是“怎么选，为什么要这么选？”

制定政策的基础是病毒的传染力、致病性、致死性；疫苗的种类、方式。这些属于医学。此外还有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这属于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范围。最后，是政策的收益与成本，如何分担，这是一个公共议题。所以采取哪种政策，是多方面因素，多学科结论，最后通过公共选择形成的。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这些公共选择会体现在各个方面。

它会在人们的生活细节中体现出来。比如，高风险是像上海那样精确到街道，以最大程度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还是像有些地方，只要行程码带星号，也就是所经过的城市有高风险区，就拒不接待。这些都涉及到了长期中，我们付出何等的经济代价，不便程度，去实现何种程度的防疫目标。

共存原则，还会导向更宽松的官员防疫处罚。

“与病毒共存”，还包括批准更高效的疫苗等一系列政策。长期共存，疫苗十来个百分点的差别，就会被放大，变得更加重要。某种程度上，许多专家谈到清零的时候，他们更想说的，或明或暗的暗示的，正是这类问题。

遗憾的是，情绪遮蔽了这些关键性的讨论。

从这个角度，“与病毒共存”与其说是一系列政策的纲领性源头，不如说依靠各方面、各层级的思路，政策的改变，才能撑开空间。只有把问题想清楚，说透了，才能明白要不要选，为什么要选。然后，才能做好准备，在长期上做出最好的选择。

毋庸讳言，中国民间舆论前一段对欧美的嘲笑，影响到了后续民间态度。在民间舆论场，“是否与病毒共存”成了一个，既不需要科学，也不考虑各方利益的态度议题、情绪议题。于是，情绪性的攻击，替代了本该有的，真正基于科学的，权衡各方利益的公共讨论。

对所有人而言，这都是一个最糟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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