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秀长：防范化解银行业金融风险的重点和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把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强化金融监管举措，把握住了发展大势，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外溢性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要求我们保持头脑清醒，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金融风险具有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的特点，如果处置不及时、不得当，小风险就会迅速发展，波及其他金融机构，区域性风险就有可能演变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造成社会不稳定。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81.58万亿元，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重为91.14%，因此，防范化解银行业风险，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
一、防范化解银行业金融风险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防范化解银行业风险是落实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必然要求
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首战”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中，“稳金融”排在第二位。习总书记曾多次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补足监管法规短板”“防范和化解各种重大风险，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我们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2018年7月2日，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召开的首次会议就是研究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审议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此后多次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指出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对形势要客观认识、理性看待，对存在问题要开准药方、及时解决。
（二）防范化解银行业风险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现代商业银行发展史是一部与风险不断博弈、相伴相生的历史，银行的发展不断面对风险，对风险的缓释和处置又不断推进银行发展。第一，防范风险是银行实现可持续经营的需要。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风险管理能力与经营现状不相适应的商业银行会集聚巨大风险，面临市场退出的命运。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破产的例子就是典型。第二，防范风险是银行实现经营目标的需要。从本质上看，银行就是经营资金、管理风险，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发展，关键看管理者、经营者对风险的认识和把控能力。近年来，银行整体净利润增速不断放缓，盈利水平持续下滑，资本回报率连续8年呈下跌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稳住增长率和回报率？关键在于强化风险管理，通过做优资产质量来减少拨备、提高利润。第三，防范风险是银行实现改革转型的需要。当前，商业银行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商业银行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坚持差异化经营策略，思考如何在竞争形势下“突出重围”，走出一条发展新路，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特别是对于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来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谋求改革和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风险管理能力跟不上，改革转型注定不可持续。
二、当前防范化解银行业金融风险的重点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带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二是国内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产能过剩等行业的企业贷款风险防控压力增大。我国三季度GDP增长率从6.2%下降至6.0%，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部压力，银行业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压力依然不容乐观。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九个方面问题。
（一）资本管理
资本是银行吸收损失和抵御风险的最终手段，是衡量银行稳健经营的“硬指标”。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银行需要达到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7.5%、8.5%、10.5%，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则分别为8.5%、9.5%、11.5%。
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情况还比较理想，2019年6月末这三项指标分别为10.7%、11.4%、14.1%，均显著高于监管要求，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在结构性上存在明显问题，其他一级资本占比明显偏低。从满足监管要求和降低成本角度出发，核心一级资本对资本充足率的贡献在6.5%~7.5%左右，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贡献分别在1.5%~2%左右。2019年6月末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的贡献率仅有0.7%，明显低于合理比例。而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的其他一级资本充足率更是大幅低于平均水平。
（二）公司治理
稳健的银行体系与公司治理状况密切相关，只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才能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防范银行风险。这在历次金融危机中获得了广泛共识。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树立客户的信心，鼓励更加稳定的、长期的资金流入，激励董事会和经理层正确履职、实现共同目标，也可以提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没有最优，只有更优，不存在标准模式。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不能是简单地追求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应是各相关方积极参与的“共同治理”，既防范内部人控制，也防范一股独大、外部人不当干预。要遵循独立运作、相互合作、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原则，推动完善银行股权结构、优化法人治理架构、强化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建立高效的决策和制约机制、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一是结构不完善。国内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决策执行体系不合理、监督机制不够有效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内部控制不能有效地运行，从而导致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实际缺失。二是缺乏管理人才。管理人才是构成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人员的缺失问题是阻碍商业银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三是文化建设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框架的设定缺乏完善性，内部控制激励的政策机制没有形成，管理机制对于银行的管理程度弱化。这些问题，城商行显得尤为突出。2019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通报了部分地方中小商业银行现场检查情况，共列出8大类31个典型问题，其中“公司治理不健全、股东股权管理不规范”这一类的问题最多，共有5条，分别是：一是股东入股资金来源不合规。有的机构个别发起人股东的入股资金来源主要为信托贷款资金。二是高管人员长期缺位。有的机构董事长长期缺位，未指定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人员代为履职；有的机构监事长长期缺位。三是“三会一层”履职不规范。有的机构未按规定对高管层及成员开展履职评价，评价结果未按时报告股东大会。四是重大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有的机构发放单笔贷款金额超过资本净额1%，属于重大关联交易，未提交关联控制交易委员会审核并报董事会批准。五是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
（三）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银行存在的主要风险，不只出现在贷款中，也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表内、表外业务中，同时，信用风险贯穿整个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之中。所以信用风险管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对于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金融风险意义深远。
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达2.2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长3.62%，不良贷款产生速度有所放缓，整体不良贷款率1.8%，其中，中小银行不良率依然处于上升趋势，城商行由2018年年末的1.79%上升至2019年6月末的2.3%，农商行一直维持在3.95%左右的高位。在此背景下，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压力有所增大。截至2019年6月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90.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保持上升，接近250%，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企稳，但城商行和农商行出现下滑趋势，城商行从2018年年初的214%下降到2019年6月末的149%，农商行从2018年年初的164%下降到2019年6月末的131%。
从以上数据看，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压力依然较大。201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公告，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于即日起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根据报告，包商银行出现信用风险的主要问题在于其贷款质量堪忧，以及该行贷款集中度风险较高，早在2016年年底时，包商银行的最大10家贷款占资本净额的比例达到了28%。
当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控仍面临较多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潜在风险将逐步暴露。同时，当前经济处于产业结构升级、新旧动能转换阶段，部分传统产业进入调整期，新兴产业逐步发力，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仍较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二是部分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范压力较大。全国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进一步加剧，商业地产投资持续低迷，写字楼空置率上升。中小房企销售金额同比明显下滑，房地产库存压力仍然较大。个别地区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随着融资渠道收窄和存量债务集中到期，部分债务水平高、经济水平差、财政实力弱、融资平台过度依赖当地财政的地区融资平台的资金链压力持续增加。三是企业过度融资问题仍较为严重。近年来，一些企业通过开展多元化经营、提供关联担保、多渠道融资等方式获取远超实际经营需求的融资，形成债务规模大、杠杆率高、财务负担重、偿债能力弱的不良现象。在当前经济下行承压的背景下，较多企业陷入困境，出现现金流紧张。同时，商业银行也存在经营不够审慎的问题，普遍存在“垒大户”“搭便车”等情况，对企业多头授信、过度授信、贷款集中度过高等问题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四是外部风险冲击明显增强。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商业银行与进出口相关的国际融资、跨境业务等面临一定的压力。
（四）流动性风险
目前，我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总体可控，2019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55.77%，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2.33%，人民币存贷比72.85%，流动性覆盖率稳步提升，平均流动性覆盖率达140%以上。但是，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分层现象日趋明显，大型银行长期以来扮演“批发行”角色，流动性最为充足，股份制银行流动性管理一直处于高压状态，而中小银行处于资金转移链条的末端，获得资金成本相对较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相对大型银行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部分城商行还存在负债结构失衡、过度依赖同业负债、不重视基础客户导致储蓄存款比例低、期限错配严重等问题，在“去杠杆”和信用风险暴露的现阶段面临较大的流动性缺口，流动性风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商行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以包商银行为例，该行负债结构严重失衡，同业负债依赖程度高，2016年年末含债券同业负债达到了41.8%，2017年年末达到了48.6%，比例惊人。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正持续、深刻地影响原有金融生态，同业刚兑被打破，市场对中小银行普遍缺乏信任，银行依赖同业负债支持资产快速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流动性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五）声誉风险
商业银行是高风险、高信用的金融企业，依靠品牌信誉和公众信心维持运转。银行声誉风险不可避免，它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银行变革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它既有不利的一面，会给银行带来负面影响和损失，同时又有有利的一面。在处置事件过程中，银行、客户及媒体之间通过交流沟通，找出问题所在，提出解决办法，相互得到理解，也推动银行不断改善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小的局部的风险事件也是银行实现转型发展的一个动因。特别是对于已上市的银行来说，信息披露要求更严格，业务及口碑受群众和监管部门的关注也更集中。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产生，银行声誉风险突显，并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和业界的关注。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给负面金融舆情管理带来挑战，在互联网环境下，金融舆情的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舆论传播由传统媒体向自媒体、公共媒体方向发展。新兴的微博、博客、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种信息载体的快速发展使每个网民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极大加速了新闻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会通过网上传播发酵成不能控制的局面，给银行声誉带来巨大损害。二是线上线下互动更加频繁。近年来网络舆论的影响范围逐渐从线上转到线下，通过和传统舆论之间的深入互动推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解决。传统媒体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体现自上而下的舆论导向，而互联网舆情往往来自民众最底层，两者之间的互动互补，更进一步推动了舆情的发展。2019年6月，一篇名为《中年人的风平浪静，只能靠命》的文章迅速引起热议，招商银行P2P“钱端”业务负面舆情迅速传播，成为财经要闻TOP10之一，直到现在，“钱端”事件负面舆论仍在线下线上热议。
（六）市场风险
银行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市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等，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将市场风险控制在银行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内，实现经风险调整收益率的最大化。现阶段，利率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风险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风险。央行2019年8月对市场报价利率（LPR）进行的改革，给银行带来较为复杂和综合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银行利差将会收窄，利润会受到冲击。根据2019年10月20日第二次报价结果，LPR为4.20%，总体下降幅度较小，但2019年11月5日央行下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利率5个基点，而存款定价机制并未调整，银行依然会面临利差进一步收窄的冲击。二是银行利率风险管理难度加大。新的LPR市场化程度更高，银行必须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独立管理利率风险，在贷款和存款定价的过程中不仅要紧盯市场利率的趋势和变化，还也需要结合客户的差异化条件和行为施行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三是银行风险偏好将重塑。一方面LPR改革后优质客户的利率议价能力较强，银行为了达到利润目标，可能会被迫上调风险偏好以追求更高的信用溢价，导致信用风险上升。
（七）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之一，但实践中，合规风险管理一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不少银行还存在“发展优先、合规让位”的思想。2016年被称为“金融监管风暴元年”，近几年不断升级，强监管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2015年修订的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明确不仅要处罚机构，还要处罚人员；不仅要罚款，还要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也要按违法所得数倍计算。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银监会开出罚单836张，罚没金额2.03亿元，处罚人员327人；2017年开出罚单3 452张，罚没金额29.32亿元，处罚人员1 500余名；2018年对银行业开出罚单3 813张，罚没金额20亿元，处罚人员1 500余名；2019年前三季度，对银行业开出罚单2 530张，罚没金额6.8亿元，处罚人员1 200余名，其中62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37人被处以最严厉的个人处罚——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2019年9月12日，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严监管的取向没有变，对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严监管不会放松。从处罚案由来看，信贷业务违规被罚最多，约占处罚案例的44%，票据、理财投资、同业业务、乱收费等也是处罚的“重灾区”，这些领域都是银行的主要业务方向，商业银行务必要严格遵守监管规定，狠抓合规建设不放松。
（八）操作和案件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现阶段商业银行在业务的经营和发展中要面对的主要风险。近年来，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了防范违纪违法案件的组织架构和内控制度，但银行操作和案件风险问题频发，其影响力和破坏力逐渐增强。比如：2016年农行 “39亿元票据案”、2017年广发银行 “侨兴债”违规担保案、2017年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放贷向1 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案、2018年邮储银行79亿元违规票据案等。从这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国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上还有较大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理念和认识不足。银行监管审查部门对于操作和案件风险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措施少，而主要重视事后处置。同时，对高管的监管不足，而是把精力集中于基层员工，一旦管理层操作失误或存在道德风险，就容易引起案件风险。二是体系和框架不健全。有的商业银行未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对风险进行监测和应对，对于风险管理不集中，不能系统地对风险加于控制，对于操作和案件风险的管理缺乏完善科学的处理方法和程序。三是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是引起操作风险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银行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行为习惯、业务能力等方面。许多重大的银行案件都是由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所造成，甚至一些系统问题也是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所造成的。
（九）信息科技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和金融的相互融合，信息技术已成为现代银行业务发展创新的催化剂，推动商业银行进入科技引领的新时代。在银行广泛深入应用信息科技的同时，银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信息科技风险，信息科技风险是唯一能导致业务瞬间中断的风险，一旦信息科技出现问题，轻则影响银行业务运营和客户服务，严重时可能危及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目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金融安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网络安全风险。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使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任何地点、以多种方式向客户提供服务，在给群众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应急中心对105款互联网金融APP进行检测，发现安全漏洞505个，其中高危漏洞239个。这些数据反映出金融机构在网络安全的管理意识、安全制度以及安全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如果一旦遭到黑客或者病毒攻击造成信息的丢失、泄露，将会使金融机构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二是基建滞后存在隐患。2014年7月1日，宁夏某银行核心系统数据库因版本严重老化出现故障，导致该行（含异地分支机构）存取款、转账支付、借记卡、网上银行、ATM和POS业务全部中断，时间长达37小时40分钟；2018年11月3日，重庆某银行机房电池老化失火引起火灾。这些事件对商业银行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如果灾备系统建设滞后，会给业务连续性带来严重挑战。三是信息系统外包引发的风险。2016年4月22日，北京亦庄某数据中心供电中断，造成某村镇银行和多家金融机构托管在该机房的所有设备宕机，服务全部中断。随着金融机构对信息系统外包依赖的程度不断增强，范围不断扩大，信息系统外包给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如何管理信息系统外包服务，如何量化服务，如何保证外包项目的质量，是金融机构在控制外包风险过程中应密切关注的问题。
三、防范化解银行业金融风险的路径
（一）提高站位，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对金融工作作出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坚持党管金融，从战略高度谋划金融工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政治保障。要强化责任担当，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战略决策。要加强制度化流程化建设管理，形成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风险点、研讨金融发展态势、决定金融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确保金融风险监管有力、防控得力。要强化能力本领， 提高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员的金融素养和战略素养，增强对潜在金融风险的洞察力、防控金融风险的决断力、做好金融工作的组织力。
（二）深耕细作，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商业银行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解决好内控管理、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要扩供给。商业银行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策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要求，紧密围绕中央关于“六稳”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重点方面，扩大总量、做大增量，继续保持信贷增长的良好势头，持续加大有效信贷投放，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阳光雨露。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二要抓重点。以江西省为例，当前江西省正在大力实施创新型省份建设，全面开展“大干项目年”活动，培育打造“2+6+N”重点产业集群，这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商业银行要抢抓这些发展机遇，加快战略布局，精准对接全省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的金融需求。积极投身“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等重大战略实施，完善与“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相配套的金融服务。响应政府号召，更加主动高效地对接江西省“2+6+N”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攻坚战行动计划。
三是扶弱项。商业银行要全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继续下沉机构、下沉服务，提高存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有效满足城乡居民金融需求。进一步扩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薄弱环节的有效金融供给，解决这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不折不扣完成普惠金融贷款投放的监管要求。要全面审视信贷制度，清理对民营企业不公平的规定，做到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要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投放，支持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和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纯信用贷款的比重，使制造业贷款比例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更加匹配。创新抵质押融资方式，推广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保单质押等融资模式，提高贷款可获得性。适度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整合业务办理环节，推广“信贷工厂”模式，实施模板化运作、批量化审批，提高信贷审批效率。商业银行要重点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推广“金融+扶贫车间”“金融+产业+财政”等扶贫模式，做优做强“产业扶贫信贷通”等扶贫产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金融力量。
四是促改革。商业银行要大力支持经济供给侧改革，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原则，用好联合授信和债权人委员会两项机制，对主业突出、治理良好、风控能力较强的企业，要充分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继续保障住房贷款的基本需要，对投机性房地产贷款要严格控制。加大主动减费让利力度，严禁巧立名目、捆绑销售、加通道等变相收费、违规收费行为，同时通过管理上的提质增效，扩大融资成本可压降空间。
（三）守牢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一是全力化解地方法人银行业机构风险。坚决落实风险化解处置属地责任，分门别类制定地方法人银行风险化解方案，推动有关设区市、县（市、区）出台帮扶政策，协调解决风险处置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优化法人机构班子结构，强化地方法人银行领导班子建设，按照专业化、年轻化、市场化原则配齐配强配优领导班子，加强考核管理，将资产质量管控、风险真实反映、风险处置化解进度、依法合规经营等情况作为履职评价重要内容。强化财政支持力度，推动省级财政部门、各设区市政府通过财政注资、捐赠现金或优质可变现资产等方式，帮助地方法人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挥本土优势，通过批量收购、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积极参与地方法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处置渠道。
二是加快推进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要加快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在法院系统建立专业化金融审判团队或金融法庭，实行金融案件集中审理，提升金融案件审判效率。要提高金融案件执行效率，建立涵盖公安、税务、市场监管、海关、出入境管理、住房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的银行业案件联动执行机制，拓宽被执行人财产发现渠道，及时、全面掌握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动向，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积极开展银行业诉讼案件积案清理，定期组织开展“银行业诉讼案件积案清理专项行动”，切实解决部分案件久拖不决问题。要切实降低金融案件诉讼成本，针对银行案件数量多、金额大的特点，推动有关部门适当降低标的金额提取比例和公告费、保全费率标准。积极落实好同类金融案件诉讼费用返还政策，及时返还银行垫付的诉讼费用，对存量应退未退诉讼费用，采取先易后难、分批分期方式，逐年逐步落实。要加大失信人员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失信人员联合惩戒机制，充分利用信息化的平台，加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打击力度，优化地方金融生态。加大对公职人员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打击力度，积极开展资产查询、扣薪划款等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公职人员拖欠贷款专项清收行动。
三是严防严控重点领域风险。要切实加强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以构建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为目标，压实“三会一层”责任，配强配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提升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能力，构建全面覆盖、严密有效的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三大体系。要坚决防控信用风险，坚定不移地将信用风险防控作为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对表内外业务风险进行逐笔排查、全面评估，摸清风险底数，准确、真实、动态地反映表内外业务信用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将逾期90天以上资产全部计入不良，依法依规计提资本、提足拨备。综合运用清收、转让、抵质押物变现、核销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最大限度追损止损挽损，化解存量风险。同时，要健全信贷管理机制，完善风控措施，突出对借款人还款意愿和第一还款来源的审核评估，着力前移防控关口，遏制增量风险。要密切关注流动性风险，全面优化客户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加快回归主业，坚决压缩同业、投资规模及占比，降低期限错配程度。既要量入为出，合理确定资产规模和期限，也要分散风险，避免资金来源和资产投放过分集中。同时，要加大吸存力度，扩大负债来源，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地方法人机构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流动性应急预案，协调人民银行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部门在必要时提供流动性支持。要大力防控声誉风险，构筑全天候、全视角、快速响应、有效应对的舆情监测处置机制，有效防止负面舆情蔓延扩散、发酵升级。要加强新闻宣传，强化舆论正面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赢得理解与支持。要高度重视信息科技风险，认真开展网络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时查遗补缺。重点围绕完善“两地三中心”，推进地方法人银行加快信息科技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数据安全、信息完整、运营连续。
（四）固本培元，切实推进银行业改革转型发展
深化改革是金融发展与稳定的内生动力和根本保障。确保银行业改革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进，就能够从源头上把控风险。
一要加快发展理念转向。当前银行业已进入高风险、低回报的新阶段，要借改革转型，重新审视发展理念，围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个总目标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这个大方向，遵从发展规律，制定科学清晰的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战略。结合自身特点，找准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定位，聚焦目标客户，深耕细分市场，要客观评估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坚决摒弃“规模求大、地域求广、业务求全”的发展情结，坚守“立足当地、服务当地、不跨区域”的经营原则，建立稳固“根据地”，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二要加快业务模式转型。要坚持“坚持本源化、回归主业”思路，扭转投资超过贷款、表外业务发展过快的局面，这些业务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意味着隐藏的信贷风险，可能会影响金融安全。国际上一些银行过度创新，多是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模型复杂、杠杆高企，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要优化管理模式，改进业务流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吻合行情的经营路径，降低服务门槛，缩短融资链条，压降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弥补金融服务短板。对创新业务，坚持依法、合规、稳健前提，注重优化调整资产结构，增强主动负债能力，提高资产负债匹配度，积极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金融市场化改革趋势；同时，要严守依法合规底线，严堵监管套利渠道，严防资金体内“空转”，严禁游走于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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