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作品，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其难以重复。在书法家的一生中，一旦错过了几种要素的结合，他的字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了，自己也变不回来。
文 | 刘九洲
编辑 | 倩倩
作为大书法家的何绍基(1799-1873)，目前还面临两个方面的困境。一个方面在于，以往总是把何绍基“碑学化”，把猿叟“妖魔化、晚年化”。这三个“化”的评价，始终干扰人们正确地看待何绍基的贡献。“碑学化”是动辄称何绍基为“碑学大师”，依据就是强调何绍基从汉碑中学习到的东西，强调何绍基26岁购买到的《张黑女墓志》，决定性的影响到他的风格、他的水准。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发现，何绍基是“晚年学碑，早年学帖”，甚至他学《道因法师碑》都是比较晚的事情，在这个学习、发展过程中，各种风格的东西，他都愿意尝试。如果分析他第一次书法高峰的形成过程，决定性影响他的因素，居然是《定武兰亭》和《争座位》，这就是说，何绍基早年书法的根底，立足于王羲之、颜真卿，而不是《张黑女》。对“猿叟”执笔妖魔化的问题更加严重一些，以往介绍何绍基书法，一定要强调他的执笔方法，以为那个执笔方法，才是何绍基成功的重要原因，其实，难道没有人注意到，头脑才是指挥毛笔的?没有头脑的变化，一个怪异的执笔方法，必然带来一个江湖术士，而不是一个书法大师。而何绍基书法登上早年高峰的时候，他还没有使用特殊执笔方法。关于何绍基“晚年书法”问题，就是一贯说何绍基晚年书法如何高妙，但是，很早就有人说他中年书法最好，杨钧的《草堂之灵》和1993年梅墨生有关文章中正面指出，何绍基书法“晚年最佳”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何绍基晚年时候，就比较赞赏他自己中年的作品，“自叹自赏”，赞赏到自己掏钱去买自己早年的字。何绍基的困境，除了评价方面，受到习俗干扰，还有一个困境，在于艺术家的作品数量太多，这显然是个问题。古往今来，作品传世最多的艺术家，应该是毕加索和齐白石，毕加索大约有30000多件作品，齐白石大约有20000多件作品，这是经过反复推算过的数据。现当代大师中，傅抱石、潘天寿的作品传世特别少，陆俨少传世作品比较多，这些都是常识。一般来说，书法家的作品要比画家多一些，但是如果书法家生前没有足够的订单，自己关门写上1000件作品自己保存的事情，也从来没有见过。以林散之为例，他是比较愿意提供作品的大书法家，他的传世书法，大约不超过8000件。这些数据，都是研究与探讨这些艺术家的基础。1799年出生的何绍基，其书法存世有多少呢?根据最新估算，大约在2000件左右。海内外各种博物馆的藏品，加在一起，大约接近1000件，流散于各处私人收藏的，大约有1000多件。对于一个晚清书法家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他毕竟已经辞世将近140年了，期间中国社会变动巨大。能有这么多的作品传世，主要原因，是他生前的书法名声就很大，当时就很珍贵，同时他自己也很愿意写，颇以能写字为荣。曾国藩讥讽何绍基，说他“欲写尽天下字”，这个话不太容易理解，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各种场合的字都“包圆了”，仿佛今天市面上的招牌都是何绍基的字。估计何绍基写的太多了，也写得太好了，曾国藩这样的能臣、也是喜欢写字的，与何绍基又是老乡，交情还不错，面对那么多何绍基书法，估计也是无可奈何、头痛无比，所以说出了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何绍基交游很广，那个时代著名人物，很多都与他有交情，往来信件、应酬，也导致何绍基书法作品很多。据说，何绍基一天可以写100副对联，这是需要极其熟练的功夫(对书法史熟悉，对书法的各种招数熟悉，算是书法功夫)，才能够办到的，因为写起来以后，这么多作品基本技巧不能重复，这不是容易的事，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何绍基这种大量写字需要的功夫、热情、精力、手段，都不容易达到，他确实是一个天才书家。书写数量大了以后，精品自然会出现，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因为写得多，技巧就会反复使用，最后容易把字给写油滑了，很多书法家都是在成名不久之后，把字给写滑了。何绍基的大量作品中，确实有相当部分，是无所用心。但是何绍基早期的，以及少量的精品，依然是精彩动人的。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何绍基作品238件(套)，并且时间跨度比较大，品种比较齐全，是最大的一批收藏，其他博物馆的何绍基书法收藏，比较零星、分散。在历史上，谭泽闿可能是有史以来收藏何绍基书法最多的私人藏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至少数十件，带有谭泽闿“瓶斋”收藏印的何绍基书法，他的全部藏品，应该不止这个数量，但是这批藏品质量并不是特别突出，这说明，70年前的谭泽闿，在收藏何绍基书法的时候，并不比今天我们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不比我们拥有更好的选择范围，现代市场拥有强大的“起底”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我们的藏品可能超越谭泽闿的背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何绍基作品的数量和匹配关系，现在已经很难超越了。假如你很有眼光、财力充裕，可以一下子买光今年市场上所有的何绍基，但是，数年之内，也没有那么多何绍基真迹、以及搭配好的品种，在市场供应。这是收藏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艺术品投资存在的一个问题：收藏需要时间，一夜之间很难成为一个收藏家。何绍基书法的困难，不仅在于作品的数量多、藏地分散，更加麻烦的问题在于，何绍基绝大多数书法不落年款，这使得他的作品，只能靠风格推断创作年代。这与王铎等书法家情况截然不同，王铎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明确的年款，研究者就轻松很多。因为存在以上两个问题，所以，何绍基书法，到今天依然不能被正确认识。何绍基只好依靠一些偶然出现的精品，来撼动人们对他的误解。本文将介绍两件何绍基早期代表作，一个是临本，一个是创作，两个比较，从而使人们对何绍基有一个新的了解，只有早期优秀书法，才可以担当这个使命。首先讨论何绍基37岁时候临写的《争座位》。北宋的时候，《争座位》就非常著名，当安师文的两个儿子，把分开的《争座位》真迹带到北宋首都开封的时候，苏轼、黄庭坚等当时最重要的人物，都跑去看，而且对《争座位》都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连米芾这样的反对颜真卿的人，对《争座位》也是另眼相看。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北宋开始，《争座位》刻石就在西安，至今还在，而且拓本素来不难得，但是没有什么大书法家出自《争座位》。历史上看，何绍基就是第一个从《争座位》中获得重要营养的大书法家。其中原因是什么?简单的说，可能有两点，第一，《争座位》技巧高，难度大，字迹多，动作复杂难解，一般人学了记不住，用不上。第二，如果没有对笔法的实践经验与相当程度的理解，很有可能完全看不懂《争座位》。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争座位》在1000年后，才等到了何绍基。何绍基学习《争座位》的代表作品，是1837年(丁酉九秋)写的《为颂南前辈临争座位》册页，和1841年前后写的《为霁南四兄大人临争座位》册页。2013年春天，香港又拍卖了一本(道光戊戌，1838年)。这三本真迹传世，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何绍基对《争座位》的临摹与变化，是他早年书法突破点所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件何绍基1835年(乙未二月)的临本(图一)，这是发现目前最早的临本，而且明确写明，这是临写的“第三本”(图二)，可以推想，何绍基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临写《争座位》。此作仅存黄牧甫拍摄的照片，此物珍贵在于这是真迹照片，比较准确，与拓本价值不可同日而语。结合上述三本来看，这件最早的临本，已经具备比较强硬的习惯与内核，也就是说，何绍基上手就写的很好，直到1838年，变化也不大，这可以视作他当年临写之际，对书法，对《争座位》已经有坚定的认识。而比较何绍基那个年代的多件立轴，可以发现，他基本上就是用《争座位》为基本立足点的。
图一
图二在有了早年与《争座位》反复较量的背景下，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何绍基的四屏，《跋郭熙树色平远图》，这是何绍基大约1845年的作品，距离上件临本，大约晚了10年。当我们把大多数传世书法都看明白的时候，就会对书法本身产生一点厌倦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是缺乏刺激，缺乏新信息的刺激。其实我们在等待创新，如同在等待苹果公司新产品上市一样，但是这种等待往往很漫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件何绍基《跋郭熙树色平远图》四屏(图三)，就是一件可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其力度大约可以等于苹果公司的Ipad 出现在市场上。
图三这件书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秋天纽约佳士得拍卖中，其内容是节录《庚子消夏记》卷三讨论郭熙《树色平远图》的内容，郭熙这件山水画真迹还存世，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何绍基书写的时候，对这段文字进行了一些修改。为什么何绍基这件《跋郭熙树色平远图》很好?我最早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同一个房间，挂着很多徐悲鸿齐白石的绘画，说实在话，在这件何绍基书法的照耀下，那些绘画黯然失色。书法要么就不高，如果高起来，你就会理解“法书名画”这个说法的顺序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好?当年我获得这个何绍基四屏的时候，一个管理书画的小伙子把东西交给我，他当时说了一句让我感到震惊的内行话：“何绍基早一年不好，晚一年也不好，就是这件最好。”虽然现在我可以增加很多说明，来阐释这件作品，但是这个小伙子的话，其实说得比较到位。何绍基更早的东西，有点不足，更晚的东西，有点老气横秋。只有这件东西，恰到好处，不可言喻。潘良桢先生也认为这件作品，妙不可言。我后来曾经追问一句，到底好在哪里?潘先生说，就是各种地方他都处理好了。在“恰到好处”，与“各种地方都处理好”这两条之外，我想，这件作品，可能是把各种要素都结合的比较恰当。古人的东西多了，迂腐;自己的东西多了，往往是妄人;帖的东西多了，容易流利;碑的东西多了，容易笨拙。这件书法，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算是整个清代书法的亮色。我曾经把几件王铎书法挂在这件作品旁边，王铎的作品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最近又把《砥柱铭》的墨迹印刷本，与之比较，发现此作与《砥柱铭》居然存在息息相通的地方，让我大吃一惊，而何绍基其他几件精品，显得个人的东西多了一些，古典的东西少了一点，这件书法，可以与黄庭坚、王铎形成这样的比较，让我目瞪口呆。这种作品，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其难以重复。在书法家的一生中，一旦错过了几种要素的结合，他的字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了，自己也变不回来。这件作品达到了古今的结合，他人与自己的结合，老与嫩的结合，偶然与必然的结合，是一件精力弥漫、毫无习气之作，在整个何绍基书法作品中，毫无疑问堪称巅峰之作。这件作品，给人们带来的是全新的感受，完全可以重新唤起对整个书法的热情与希望。有人会问，那么何绍基早年书法价值何在?我约略觉得，何绍基早期的成功，来源于他的取法纯净，这个综合了《定武兰亭》和《争座位》的做法，其实是书法正道，他自己的书法，后来也被碑学带坏了。如此数百年一遇的天才大书家，都被碑学带坏了，何况“浅浅吾辈人”?碑学不能说是歪门邪道，但是其资料实在过于庞杂、生猛，如果吞食过多，或者吞食以后消化不良，很容易把人引入野道，20世纪后半期的书法，很多书家早年很好，至少说早年尚可，晚年越写越枝蔓，也许教训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