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娟娟发屋”对当代书坛的追问 | 薛龙春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中国书法经典性问题的思考》一书，以观察古代与今天“无古无今”的、“不规整的、有意趣”的素人书写（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书写）在当代的不同命运为契机，讨论了某一类书法作品在经典建构过程中，文化的、心理的、社会体制的、修辞策略的等种种因素，并对这个经典化的过程进行了反思。正如作者白谦慎在该书导言中所发问的：“什么是书法的经典？”一种本不属于经典的文字书写在何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书法的经典？”⑴

本书在二00三年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之后，在书坛引起了广泛争议，这个争议的背景是当时流行的书风正势头正盛，有读者认为白氏的这本著作有某种针对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了解本书的真实意旨与理论关怀，轻率地将之视为白谦慎对于流行书风取法方式的批评。事实上，缪哲当时在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书评中已经指出，本书对于当代书法创作并没有价值判断。白氏也曾强调本书是一本有关文化反思的著作，而不是艺术批评。如今六年过去了，当日争论的背景已不复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更平心静气地读这本书，与白谦慎一起思考这些难以回避的问题。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是一本关注当代日常书写的理论著作，但其逻辑起点却是清代的碑学。而碑学在清代的兴起，恰恰是白氏另一著作《傅山的世界》研究的课题。十七世纪中叶以来，随着金石学的振起，汉碑碑刻的美学趣味逐渐得到学者与书家的认同，碑学肇兴，千年以来的帖学传统受到最严峻的挑战。作为傅山与十七世纪书法史的专家，白谦慎在其研究过程中，发现傅山激赏同时代文化修养不高的成人、初学执笔的儿童的书写，认为其中有“天倪”，或者说“字中之天”。他不仅认为它们有与古代篆隶书法相同的“奇奥”之趣，而且还可能尝试学习这些书法。不过他遗憾地发现，这些看起来“若大散乱”的书迹，书家其实不能代为整理，一落有意，便显得鄙捏龌龊。虽说傅山欣赏当代的素人之书，但他并没有将之视为经典，即使在讨论汉碑时，他也意识到“汉碑安得皆佳”。⑵但是，随着碑学逻辑的不断演进，出土的古代无名氏书迹都顺理成章成为书家的取法对象，一些相当粗糙的书刻也与二王一脉文人书法一样，成为经典，晚清康有为不仅认为“魏碑无不佳者”，他还将“穷乡儿女造像”视为神品。

顺着这一逻辑，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甲骨、简帛与敦煌经卷也毫无例外成为书家竞相学习的对象，被堂而皇之进入各种中国书法史的图录，几乎成为了可以和二王书法平起平坐的“经典”。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些无名氏书写未加以区别，而是等量齐观。如：精美与粗糙、有技巧与无技巧、书写有修养与无文化、有意识追求与无意识涂鸦，等等。除了碑学的因素，这些出土书迹的历史文献价值与学术研究赋予它们的光环，大量的编辑出版等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今天对于这些无名氏书写的审美感受，不可避免掺杂着当代趣味，而与古代当事人的反应大相迳庭。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中，那些书刻显然不会被普遍认可，甚至书写者本人很可能也认为自己很差劲。然而晚明以来，视觉上的偶然性与冲击力逐渐成为书家们的集体旨趣，书法审美从意境向趣味的转变，与碑学的逻辑演进有着表里关系。正因为对于趣味的崇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古代无名氏书写中“不规整、有意趣”的那个部分似乎受到格外的青睐。一些敦煌书法的编选者，甚至抛弃所有精美的经卷，而鼓吹学童习字一类的粗糙之作，并将之作为自己的取法对象。这种取法，作为艺术选择，本来无可厚非。庄子说：道在瓦甓。意思是，道无处不在。学习书法，从夏云奇峰之中都能得到启发，遑论这些无名氏书迹。但问题是，这些“不规整、有意趣”的古代素人之书，被当代人抬到了近乎经典的地位，而当代人们在取法这样的书迹时，又为他戴上”民间书法“这顶帽子。

碑学的逻辑演进，最终带进了这样一个悖论：所有的历史文字遗迹都是书法，都可以是取法对象，也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转变成经典，那么当代类似的书迹该如何处置？如果说傅山对和他同代的素人之书的激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么白谦慎则将这个裂口撕大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白谦慎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身边见的普通人书迹，其中有很多也属于“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本书标题中的“娟娟发屋”，上海街头的“公共厕所在弄堂”，南京市面上的菜单，大学学生第一次临写的《兰亭序》，武汉学童陈兮的杂写卷子，还有他在美国所教的外国教授与学生的书法作业。在白谦慎看来，这些文字书写与古代一些无名氏碑刻、敦煌写卷中的习字卷是完全可以置换的。也就是说，被今天一些人奉为艺术杰作的古代素人之书，与今天一些普通人的日常书写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他们都是”不规整、有意趣“的。这类书迹（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因没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而显得“无古无今”，但是为什么人们对于古代的这类书刻顶礼膜拜，取法不辍，而对当代人的类似书写，却不闻不问？相同类别的东西，为何命运相去霄壤？

对于取法的古代的素人之书，白谦慎认为并无争议。他所疑惑的是：为什么人们非得使用“民间书法“这个概念？通过对书者身份（底层）与风格特征（粗糙）两个方面的细致辩驳，白氏认为这个概念与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吻合。因为很多“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并不见得一定出自底层人，而民间的书写又不完全是粗糙的。名实之间既存在如此巨大的矛盾，人们本可用“素人之书”，或是“不善书者之书”这样更为准确的概念来，描述古代无名氏书写中的比较原始的内部分，但事实上，尽管人们不断界定“民间书法”，不断为之加上各种不同的界定词，显得捉襟见肘，却无意放弃这一概念。本书认为，“民间书法”的概念不仅有较多历史文化的记忆资源可以使用（如人民群众是创造者、推动者等），而且它具有“平民性”、“平民精神”的社会诉求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出民间旗号，有助于获得社会认同。

在本书的第十二章，白谦慎通过一个虚构的“王小二的故事“，展现了书法家取法当代普通人的书写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当代普通人要求进入书法体制时，所带来的巨大矛盾与冲突。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人们祭起“技法”的大旗，最终将这些普通人拒绝在书法家协会的大门之外。看起来这个冲突似乎是趣味之争，但其背后却蕴含着利益之争，因为它涉及到实际的利益分成。故事虽属虚构，但现行的观念和体制不鼓励人们取法当代平头百姓的日常书写却毫无疑问（或者可以取法，但最好不说；或者，说也可以，显示自己的“前卫性”，但绝不敢把它们捧得像古代的《郑长猷造像记》那样伟大）。所谓“民间书法”，看似提倡平民性，但其实质乃是打造文化品牌的修辞策略。

通过揭示“民间书法”修辞策略的不彻底性，白谦慎表现出他对当代普通人日常书写的巨大关怀。就他本人而言，他激赏当代素人之书的意趣，但是这些字迹在今天却不会有人收藏，他们的命运将等待后人裁定。作者借“王小二的故事”中记者张斌之口说：“五百年，或一千年后，二十一世纪初的普通人的书迹最终和中国历史上的汉简与敦煌卷子上的遗迹一样，彪炳中国书法史册。”在这里，垃圾能否变成宝藏，普通人的书写能否成为经典，完全交给了”时间“这一消极因素。书法最终是属于书法家这一精英群体的，千千万万的王小二只能成为永远的无名氏。我们不禁要发问，什么是书法，其底线何在？艺术（或者是美）到底是纯粹的，还是受制于社会需求的？到底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缺乏教化，本文所说的趣味大抵如此）？

因此，白谦慎将他的关怀与反思扩展到了整个当代艺术领域。⑶一方面，当代艺术轻视技术而强调观念，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是艺术家。但是，一件作品最终是否能够成为艺术品，又是由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决定的。无论一个当代艺术家在说辞上如何反精英化，最终仍落入精英化的窠臼。另一方面，作为反体制的当代艺术，最终的价值认定又常常由现行的体制（如博物馆、展览馆、编辑出版、评论家）等决定。本书的开场与收尾，都出现了博物馆这一体质象征性的场景，突显了白谦慎对体制因素的重视。白谦慎数次引用杨晓斌的诗，说明他认同杨氏对于博物馆制度的批评：“但是活的群众从来不被收藏，因为他们太不整齐，毫无经典性。”身处当代艺术的场景之中，人们最终是无奈的、困惑的。

注释：

⑴白谦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中国书法经典型问题的思考》，荣宝斋出版社，二00九年六月增订版），一页。

⑵白谦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第二章《字中之天——傅山的发现》，二十——二十七页。

⑶白谦慎对于现代书法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他不仅向上海书画出版社推荐翻译《日本现代书法史》，还提供了原著。白谦慎近年来关于现代书法的思考，请参见《在现代书法的大纛下》，《艺术当代》二00五年第三号，十五——十七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书法》新书架2009.10/总1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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