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 蒋经国的一生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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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一生经历，堪称波澜起伏。尤其是与孙中山之子孙科及弟弟蒋纬国等政治二代相比，他更显得际遇非常。也许恰恰是这种“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磨练，让他这样一个并无超凡秉赋的人，最终得以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留学苏俄沦为人质，在乡村厂矿间辗转求生，让他终生眼睛向下，敏感于底层疾苦。上海整顿金融失败，让他明白自己之短，更明白什么叫大势不可违。而刺杀江南案造成的巨大风波，则彻底堵死了他暗中设计的蒋家三代接班进路，台湾政治因此才有机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局。
三道坎三大变，均匀分布于蒋经国的一生，构成了他的基本生命节奏，并限定了他的大致社会成就。
第一变：苏俄归来被“洗脑”
蒋经国十五岁留学苏联，毕业即沦为人质。等到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他才获准于1937年回国，滞留苏联时间长达十二年。
回国前夕，他曾神秘夜访驻苏大使蒋廷黻，探听父亲是否真的欢迎自己回国。他最担心的是，1936年1月他曾在苏联《真理报》上公开发表《献给母亲的信》，可能会对父亲造成伤害。
的确，对蒋介石而言，被儿子斥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就罢了，还被儿子揭露家暴，说他曾抓着妻子毛福梅的头发把她从二楼拖到一楼，而且，还说他殴打自己的母亲王采玉！这种指控，实在太有失体面了。蒋介石应该看得出来，在公开信中，论及政治分歧，蒋经国说得再狠，也不过是应景之语，但涉及家庭隐私，蒋经国是动了真情骂了真话的。
但对于蒋介石，蒋经国显然多虑了。自己的亲儿子，流落外邦十余年，一度生死不知，如今一朝回归，欣喜若狂还来不及呢。当然，为了维持表面尊严，蒋介石还是要冷落他半个月的，这也不算太过分。
在苏密会蒋廷黻大使时，蒋经国曾表达过对中国未来的抱负，蒋大使当即不客气地警告他说：回国后，一年之内，不要提这些话！果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宏伟理想毫无兴趣，直接安排他回奉化溪口老家省亲，并要求他像软禁一样闭门读书，一年之内，不得与闻任何政治、经济、军事事务。
当时还没有“洗脑”这种概念，蒋介石希望蒋经国“洗心革面，清除余毒”。具体办法，就是大量读书。蒋介石所开书目，主要是朱熹、王阳明和曾国藩的著作，外加孙中山文集若干种。蒋介石特别提示，要读中山先生的中文原版，因为俄文翻译版已把涉及马列主义的议论删除得干干净净。
说起来蒋介石也很有意思，想改造儿子，却不把儿子带到身边耳提面命，只远程督促他读书。作为军人，一直在战场上拼拼杀杀的蒋介石，居然对书的功效如此迷信，以为朱熹加王阳明再加曾国藩，就足以重塑一个新儿子了。所以，要说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还真就得慎重了。
但对于蒋经国，蒋介石也显然多虑了。在苏十二年，蒋经国亲眼目睹并经历过基层乡村与工矿企业普通人的困苦，他可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蒋介石，同时热情宣告自己的祖国就是苏联，同一时段，他的日记却是这样写的：“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妻子的收入维生。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了我。”
因此，蒋经国的内心，实际上比蒋介石更有沟壑。论及对苏俄的认知，他恐怕比孙中山书中所写的，还要真切深刻。但蒋介石想让他看的东西，他就认真看；蒋介石想从他嘴里听到的心得，他就认真说。如果蒋介石真的得意于自己对儿子洗脑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也是儿子想表现得让他觉得自己取得了巨大成功。
1954年，蒋经国（左）与蒋介石（右）合影
在苏十二年，这一套本领，蒋经国早已锤炼得炉火纯青。
苏俄生活还让蒋经国形成了两大习惯，一是不惧与基层百姓在一起，二是严格的纪律性和强悍的执行力。后来无论是在赣南搞特区，还是在北京打老虎，他都表现出快刀斩乱麻的行事风格；尤其是在上海用铁与血的手段整顿金融秩序，更体现出了战斗民族对他性情与作风的强大影响。
第二变：上海“打虎”走麦城
1948年8月，蒋经国受命赴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工作目标是限定物价，以保证新货币金圆券的顺利发行。
为什么要发行新货币呢？因为旧有的法币无限贬值，已经形同废纸。以上海为例，1948年的物价，相当于1937年物价的一千一百万倍。印刷厂印一张法币的成本，已经高于这张法币的票面价值。
要限价，就必须打击投机行为，为此，蒋经国动用警察等部门，组建了庞大的执法队伍。为了迅速立威，他还设立特别刑事法庭，枪毙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警备部稽查大队长戚再玉等，逼得戴立庵等民营银行家不敢回家睡觉，生怕随时被抓进黑监狱，最终，惹得上海市长吴国桢直接向蒋介石递交辞呈。
一般认为，蒋经国通过一系列铁腕手段，打击了奸商，稳定了物价。而意外事件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判了六个月徒刑，惹恼了这位海上大佬，愤然举报扬子公司囤积大量物资。
蒋经国要维护自己铁面无私的形象，必须处理扬子公司。可扬子公司的老板，是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情急之下，宋美龄把在北平前线督战的蒋介石都调到了上海，以给蒋经国施压。无奈之下，蒋经国放过了扬子公司，整个“打虎”行动也就不得不半途而废了。
这样的逻辑，简单好懂，易于口口相传。但实际上，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的原因并不在此。著名记者徐铸成当时就在报纸评论中反复指出，经济有自己的运行规律，靠警察和监狱等武力来建立对一种货币的信心，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成功的先例。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扬子公司捣乱，蒋经国在上海的整顿工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滥发纸币，而金圆券的发行量则是蒋经国无权控制的。这边蒋介石为内战所需，无限制大量发行金圆券，那边却要求蒋经国把刺刀架在上海人脖子上限制物价，这本身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48年11月，南京方面在重重压力之下宣布，取消限价政策，随即，金圆券迅速贬值，直追当初法币的水平。金圆券发行的失败，也就预示着蒋记政权的总崩溃。
而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七十天里，靠雷霆手段，用金圆券给中央银行兑回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元369万元，白银96万两。这些财富的拥有者，多是老老实实的普通百姓，他们听信了蒋经国的爱国激励，用金银换回了金圆券，可结果，蒋经国拍拍屁股离开上海，他们手里的金圆券，就统统变成了废纸，多少家庭，一夜破产。
著名文化人曹聚仁这样写过：“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有的人提起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也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
实际上，回头想，蒋经国可能还应该感谢宋美龄横插一杠，由此，他就找到了替罪羊，既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又可以掩饰自己不懂经济的实情。而且，这也与西周亡了怨褒姒，大明亡了怪陈圆圆，是一样一样的习惯思路。
经历这一次失败，蒋经国最大的变化，是终于承认了，人力无法阻挡大势。这种权变的领悟，应该为他后来在台湾启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一定的心理基础。
第三变：刺杀江南王朝覆
在台湾，蒋经国曾信誓旦旦地公开承诺：未来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接班。
可明眼人都不免暗自嘀咕：当初蒋介石也没有直接宣布把大位传给蒋经国，而是借用严家淦为跳板，顺利实现了权力过渡。
蒋经国为次子蒋孝武所做的诸种安排，同样煞费苦心，步骤分明。先让他掌管文宣，后安排他接手特务系统，尤其是“阳明山训练班”，完全是为他量身订制的，由此，他与连战、吴伯雄、宋楚瑜等少壮派结成了“同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在搭建“太子党”的基本班底。因此，一旦蒋孝武羽翼丰满，上位条件水到渠成，那么蒋氏收回承诺，也不是什么难事或新鲜事。
但1984年美国旧金山郊区一声枪响，作家江南死于血泊之中，同时，这也敲响了蒋氏王朝的丧钟。
作家江南著有《蒋经国传》，对蒋家内幕多有揭露，据信此即为肇祸根由。美国司法部门一度对此案穷追不舍，由黑社会竹联帮杀手一路查到台军方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汪希苓。汪希苓背后的主使又是谁？美国人没有公开宣布过，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是蒋孝武，还有部分人怀疑，是蒋经国。
可惜世上没有超级天眼，否则窃听一下蒋经国与蒋孝武在密室内如何议论江南案，应该比任何悬疑剧都更加惊心动魄。如果蒋经国事前完全不知情，那么令他最为恼火的一定是：蒋孝武居然预想不到，在美国领土上有组织地谋杀美国公民，在美国人看来，不啻于对美国宣战！
这一场大风波的结果是，蒋孝武被流放到新加坡，从此再没有靠近权力中心半步。
1912年，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蒋氏王朝初现苗头；七十二年后，蒋孝武刺杀江南，蒋氏王朝正式落幕。用枪来开头，用枪来结尾，蒋家倒也做到了有始有终。
作家李敖素来痛恨蒋氏父子，因此他的《蒋介石评传》对蒋家处处攻讦，没半句好话，平心而论，这难免有失公允。但是，对于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问题上的贡献，李敖的见解自有高明之处。
李敖认为，台湾“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真正的责任人。临去世，迫于内部与外部的强大压力，才不得不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这只不过是把一直死死踩着的脚抬起来一下而已，实在不宜把一切功劳都归到他的头上，并加以无底线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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