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丨莫言的演讲是不是在“抹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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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敏敏郡主
01
几天没关注网络，今天上网，发现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竟然也“出事”了。
有人挖出莫言2012年在瑞典学院发表的文学演讲，围攻指责他“抹黑中国”。
莫言被“挖”出来的这个演讲标题叫做“讲故事的人”。
在演讲中，莫言回忆了自己去世的母亲，讲述了几个小时候的小故事，其中有一个片段是关于“母亲捡麦穗”的↓↓
莫言小时候跟着母亲去集体地里捡麦穗，母亲被看守麦穗的人捉住，不仅麦穗被没收，母亲还被打了一个耳光，嘴角流血。这件往事，让莫言终生难忘，成为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
在成年以后，莫言偶遇那个看守。当他想要去“报仇”时，被母亲善意地制止了。
莫言讲述这个故事，是感谢“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宽容和理解”。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在近十年之后，被别有用心者挖出，竟然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让莫言遭遇大面积的网络围攻。
骂他撒谎、骗人，指责他故意迎合西方抹黑中国，要不然怎么会得诺贝尔奖。
遭遇网络围攻的，莫言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年头，在说话写文时，只要稍微不能让某些“爱国者”满意，便会被指责为“抹黑中国”和“递刀子”。
至于莫言所说是不是在撒谎，年长的人，有过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能做出清晰判断。
那些不愿相信的人，你无论怎么说，他依然不会相信。说的不客气一点，那些围攻莫言的人，就是想垄断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权，只能唱赞歌，不能有半句不好的评论。
今天的这篇文章，我不想就莫言所说的那些小故事展开讨论，而是讲述一段八十多年前的历史。
02
与莫言一样，林语堂也是一位作家，而且是第一位以英文写作名扬海外的中国作家。
1935年，林语堂在上海用英文写成《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引起轰动，四个月内就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也同样受欢迎。很多西方人正是从这本书，才了解到中国文化。
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给了这本书非常高的评价：“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
美国书评家伯发（Nathaniel Peffer）则称：“《吾国与吾民》是用英文写作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之作，对中国有真实、灵敏的理解。”
凭借着该书，林语堂也在欧美国家一举成名。
在国际上走红以后，出版商决定把《吾国与吾民》翻译成中文出版。最理想的翻译人选，应该是林语堂本人，毕竟中文是他的母语。
但林语堂却很害怕将《吾国与吾民》翻译成中文版，他说，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到英文读者，以及国内懂英文的读者。如果要用中文写，“那有的部分要展开，有的部分要修改。这事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林语堂为什么会害怕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呢？
虽然他在写作时是怀着“爱我的国家”之心，期冀通过《吾国与吾民》一书，来促进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他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满怀信心，讴歌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虽然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明白之事实。
但是，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也深刻详尽地剖析了消极的“国民性”，描写了中国人存在着种种落后、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状态。
例如，他把中华民族的所谓“德性”，概括为十五个方面：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滑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爱好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
然后，林语堂又进一步指出，“上述所谓德性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德，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
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也有林语堂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犀利控诉，比如↓↓
可怜的中国人，生活在地球上管治最糟糕的国家，挣扎于他们无法理解的各种漩涡中，以超人的耐心与善良忍受一切，愿这种善良和坚忍不拔最终能战胜一切。
他们最后一头牛也被卖掉时，那就让他们去做土匪吧。他们最后一件家当也被抢走时，就让他们去当乞丐吧。
林语堂在写作时的态度，应该说是严肃的，并不是在有意丑化中国人，而是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认识它的实质和弊害，设法克服它，摈弃它。
但是这样的文字，如果翻译成中文出版，会让那些“超级爱国者”痛恨，会被“那般中学毕业的‘普罗作家’给碎尸万段”。
在“作者序”里，林语堂也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级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我的爱国主义”，这本书也不是为他们写的。
林语堂不以自己国家为耻，不怕指出中国面临的缺陷和不足，因为“中国的胸怀要比那些超级爱国者的大，并不需要他们刻意漂白”。
03
如林语堂所料，尽管《吾国与吾民》在欧美得到了一致好评，但是在国内，抨击的声浪一波接一波。林语堂被指责“不爱自己的国家”，在抹黑中国，给敌人“递刀子”。
对林语堂攻击最厉害的声音，来自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及其主编汤良礼。
现在的人对汤良礼很陌生了。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汤良礼可是爱国青年的偶像，炙手可热的意见领袖。
汤良礼是1901年出生于印尼的华人，祖籍福建，1925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
1929年，汤良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通讯主任，1930年回国后，曾任多家报社的通讯员，后又担任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主编。
汤良礼
汤良礼编著过很多有关中国的英文著作，包括《反叛的中国》《现代中国之基础》《中国革命内史》 《汪精卫政治传记》《中国的重建：进步与成就实录》等，其中以《反叛的中国》最为出名。
在《反叛的中国》一书中，汤良礼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批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干涉，大力褒扬中国反帝爱国的民众运动。
这本书获得了社会上的一致好评，蔡元培给该书撰写前言，英国大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素亲自撰写序言。罗素在序言中提醒道：“假若想要了解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他们正越来越多地掌控着自己国家的政策——读汤先生的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然，质疑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比如胡适就曾评价汤良礼“甚不高明”。《南华早报》也有刊登评论，称《反叛的中国》有将古代中国过度美化的嫌疑，并且对西力东渐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传教活动的作用，评价也不够客观公正。
但这样的声音显然十分微弱，汤良礼成为当时扛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一个超级大V。
汤良礼发表公开信，用讥讽的语调指责林语堂卖国，“哦哟，著名的小评论家现在可是世界级的畅销书大作家了。真的非常成功，‘卖’了你的国家和人民。”
公开信指责，林语堂披露国民政府的缺陷与失败，去取悦外国人和外国媒体，指责林语堂“吃饭砸锅”，领着国民政府的薪水，却把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描绘成一幅黑暗、绝望的图像。又说，西方一惯敌视中国，《吾国与吾民》在外文媒体得到追捧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指控让林语堂深感震惊，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些攻击他的“爱国者”自卑感太过强盛，自我意识极为敏感脆弱。他们就像乡村的学童，被送到大都会洋场教会学堂上中学，却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他的母亲来访。
对于那些指责他卖国的言论，林语堂申辩说↓↓
怎样才算为中国作真实而明智的宣传？西人又不是傻瓜，你把中国包装成个大美人，完美无缺，谁信啊？我的态度是实话实说，着重强调中国是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正从多年混战和贫穷中慢慢地走出来。容不得对当下中国作任何批评，这种自卑心理要不得。假如“爱国”朋友担心《吾国与吾民》在海外给中国带来不良形象，可以请他们放心，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我画的中国也是个美人，不过脸上有个黑痣，西人却懂得欣赏，不弃反爱。
我写此书不是为了给中国作政治宣传。我要写出中国的真善美丑，这是艺术创作。别老看那个痣，要看整体的美。
林语堂说自己在书中坦诚写出当下(1934年-1935年)中国人的痛苦与悲哀，如果连广大民众要战不能，要活不得的怨愤都感觉不到，还能算是“爱国者”吗？
林语堂称那些指责他的人养尊处优，根本不体察民情。
对于那些批评，林语堂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只是为自己的书没有能引起国人好好反思，觉得很可惜。
04
应书商兼朋友华尔希、赛珍珠夫妇的邀请，林语堂一家于1936年8月到达美国，创作哲学书《生活的艺术》。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林语堂在国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抗日。1937年8月26日，林语堂在《泰晤士报》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
对于那些中国人会被征服的说法，林语堂坚决予以驳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有坚定的抗日意志，拥有辽阔疆土的优势，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实际上就赢了。”
抗战爆发后，美国纽约华侨组织中国妇女救济会，林语堂支持妻子廖翠凤积极参与妇女救济会活动，为她出谋划策，还曾捐款4000多法郎抚养6个中国孤儿。
到1939年时，林语堂决心回国投入抗战。1940年3月，林语堂携全家一起乘海轮回国。5月到达重庆,在市郊的北涪蔡锷路买下一栋小楼房住下。
林语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
在重庆，林语堂亲眼看到国人同仇敌忾的气魄，很受感动。他给《纽约时报》发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
日军的轰炸刚刚结束，浓烟未散，林语堂上街就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由此对中国的抗日充满信心。他这样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
林语堂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和宋美龄马上接见了他。蒋宋建议林语堂到美国为抗战发声，比留在重庆躲炸弹有用得多。
于是，林语堂决定再度赴美，他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身份拿到外交签证，于当年9月抵达美国，作为“民间人士”为中国抗战发声。
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间曾有秘密高层会谈，美国有可能倒向日本。林语堂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个体”的身份，向《纽约时报》多次写信。
林语堂警告，日本此时的谈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卖行为都会遭到四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牺牲。华盛顿的外交家最好清楚了解这一中国民间立场，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国，一切方案都会无效。
这些信件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纽约时报》刊载，为争取美国舆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林语堂还批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在与美国交往时的态度过于软弱，指责他们是“被阉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结”。
因为不满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林语堂多次给蒋介石上书，主旨就是要摆脱被殖民心理，进行“革命外交”。他又积极参与策划宋美龄访美，并且写信敦促宋美龄接受访美邀请。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直在为中国抗日的正义斗争做宣传。
05
再回来看看激烈批评林语堂给中国抹黑的汤良礼，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
卢沟桥事变后，紧跟着是淞沪会战。汤良礼从上海撤离，前往香港。
1939年5月，逃离重庆的汪精卫自越南河内抵达上海。汤良礼则紧随其后，于7月返回上海，为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进行舆论宣传。
1939年11月，汪精卫集团在上海成立“中华通讯社”。汤良礼更名李子良，出任伪“中华通讯社”英文部主任。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后，汤良礼被任命为汪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政府宣传部国际宣传局局长。“中央电讯社”被指定为汪伪政府“宣传部”监督指导下的新闻宣传机构，汤良礼是该社理事会成员之一。
此时的汤良礼彻底沦为汪伪政权的鼓吹手，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汪伪政权张目。
汤良礼的变节令无数青年惊愕和不满，这与他此前发表的著作中宣扬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了巨大反差。有人表示不敢相信，因为汤良礼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严厉批判者，而就在汪精卫叛逃前不久，汤良礼主编的《民众论坛》还曾发表措辞激烈的反日文章。
1940年9月7日，有一位读者致信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批判汤良礼立场的骤然转变。这位读者将汤良礼比作犹大，这样写道：“这样的转变只有一个解释：为了日本提供的资金，你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妓女。”
从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到汉奸头目，汤良礼的立场转变之快，令人错愕。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与汤良礼有过交往，他认为这种转变，源于汤良礼在政治上的投机心理。
1952年3月，陈克文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飞赴印尼考察当地华侨状况。已经在印尼雅加达定居的汤良礼曾接待陈。
汤良礼向陈克文炫耀自己的“生意经”，同时向蒋介石示好，试图转投蒋介石政权。而在汤良礼的著作中，蒋介石曾是他激烈批判的对象。
陈克文把这段交往写进了日记中，并且说，在汤良礼的政治抉择中，投机牟利心理占有较大成分，而其之前的激进民族主义，与之后的出任伪职，背后其实都有利益考量的成分。
06
写书抨击国民性中的种种落后、保守和愚昧的林语堂，被指责为取悦西方“抹黑中国”，是在“卖国”。但是，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林语堂成为了坚定的爱国者。
而指控他写书卖国的汤良礼，在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后投敌变节，加入汪伪政府担任高官，从一个高调的“爱国者”变成了大汉奸。
这是不是很讽刺？
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动辄给人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只要不是在唱赞歌，就有被骂的风险，是“迎合西方抹黑中国”，或者是在“递刀子”。至于是不是真的曾经或者现在有某些不足的地方，则不在考虑之列。
即便真的有不足之处，他也可以用“比烂”，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进行辩护。
一些大V，则为了流量和打赏，罔顾真相，迎合网友情绪，为“非黑即白”的舆论场推波助澜。
在我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理性”，这也正是我对当下舆论场的担忧。
我们在“站队”之前，在参与“围攻”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对事物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冷静的理性的思考一番↓↓
那些批评者，是不是因为“爱之切，而责之深”？
而在那些高调的“爱国者”中，有没有像汤良礼一样的“投机牟利者”？他们的“激进”，是不是出于利益考量？
如此，对于莫言是不是在“抹黑中国”，便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了。
一个民族，不能奴颜婢膝、妄自菲薄。同样，也不能妄自尊大、漠视自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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