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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真理,进窄门

维罗阳光 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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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加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一个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最重要的智慧在于,探索人作为存在的意义


创造性的想象力为什么难得?


因为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伪问题。很多问题之所以一直无法突破,往往不是因为争论的人不高明,而是因为提问的方式就有问题——经济学的江湖,正是这样一个世界。



市场与政府之争:

200年的经济学江湖 



200多年来,经济学一直被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例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于是,经济学家们总是在争论一个问题:政府和市场,谁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

迄今为止,由于对市场与政府的不同理解,经济学江湖大致分裂成四大门派:

第一个门派,完全不信任市场的“自由配置”,主张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门派,对“市场配置”半信半疑,主张政府干预、财政刺激,喜欢印钞票、搞公共工程,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第三个门派,相信“市场配置”,但同时也认为,政府在必要时(如经济危机时)应该介入市场,这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

第四个门派,对市场的功能、伦理都深信不疑,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这是米塞斯、哈耶克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最近100年的战况大致是↑↑

1,凯恩斯主义总体占上风,但每逢经济泡沫时期都会被拖出来痛打。政府干预似乎总是“立竿见影”,但剂量总是不好掌控,财政刺激就像吸毒一样,会上瘾,还会透支社会肌体,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崩盘、企业倒闭潮。

2,奥地利学派长期被边缘化。尽管完全的计划体制已经破产,但人类对“改造社会”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对“有为政府”的神话也一直心向往之。对于“完全放任的市场”,人们总感觉不大放心。

人类为何总是无法抑制“调控市场”的冲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概念的理解。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意思是社会生产无人计划、无需指挥,各生产环节的人都互不相识,市场就会自动运转。于是相应的,有一些“聪明”的后人,把“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称为“看得见的手”(visible-hand)。

支持政府干预的人总是振振有词:明明有“看得见的手”,为什么弃之不用?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资源和信息,怎么可能不如市场?你敢说一个瞎子比正常人可靠吗?

而那些最优秀的学者,总是以各种强有力的论据,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证明:市场是最公平、最高效的,“看得见的手”更可能犯错,要把自主权还给每一个企业家……

▴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从1920年代起坚决反对乌托邦,因此一生颠沛流离

200多年来,经济学江湖一直是这种“拉锯战”的格局,直到一个名叫杨小凯的中国人出现。

在杨小凯看来:“政府和市场,哪一个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这个提问的方式,就已经错了。


 “资源配置”为何是个伪问题 


所谓“资源配置”模型,就像扑克牌游戏。在游戏中,企业家们把资金、土地、人力、信息等“资源”,写在一张张扑克牌上,然后以“市场”规则组合这些牌,并以各自的组合能力定胜负。经济学家反复告诫政府:“如果有企业家违规时,你可以出手,但是每一张扑克牌你都不能碰,你一碰就会乱”。

然而,政府既能看牌、又能解释游戏规则,怎么可能阻止他们插手呢?他们总会热心地说:“明明可以组合出炸弹嘛,你为什么要三带一?你只有三张?嗯,我认为应该把他的那一张给你……”

当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讨论“哪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最佳”时,就已经给“政府参与”预留了位置。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都是既有权力,又有冲动干扰市场的。而且,他们的干预不仅“很有必要”,还时常“表现不俗”——因为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嘛!

但后来人们才发现,干预经济的不良后果,并不是由干预者承担,而是转嫁给市场和社会,自由竞争的规则被破坏了——由于犯错的人没有受到惩罚,错误就会蔓延开来。当系统性的风险逐渐暴露时,很多人只好归咎于“过度”干预导致的资源错配。

▴ 杨小凯生前,与布坎南、黄有光在莫纳什大学,2002年

而杨小凯认为,如果将经济学看作“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那么无论如何解释,都必定会给政府插手的理由。要想让市场和政府各归其位,就必须重建经济学大厦。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计划。所有门派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杨小凯的思想高度和学术勇气,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都堪称罕见。

杨小凯进的是一扇窄门。但冥冥之中似乎是上帝的安排: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条艰辛的道路,不如说是这条路选择了他——他的“选择”,乃是一种宿命。



两个不可靠的“公理”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一根针的生产流程中,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国富论》描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个10人工厂,要比单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这就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奇迹”。

斯密对分工的发现,被人们粗暴地理解为:分工越精细,生产效率就一定越高。这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公理,后世的经济学家也相信:分工理论已经到头了,不必再深究了。

自此,经济学几乎再没有对“分工”有过纵深的挖掘,而是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平面推进。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卫·李嘉图,他开创了“比较优势”理论——这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

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19世纪的大英帝国相信只要把更多的人群纳入全球市场,那些拥有独特优势的国家,就会自动加入全球分工,人类财富就会像斯密时代的英国那样,复制出千百倍的增长。于是,他们致力于开拓更多的市场、原料产地,逼迫“不懂商业”的经济体打开国门。

▴ “古典经济学最后一人”: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

而杨小凯率先质疑道:为什么非洲和大清国拥有海量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却根本无法发挥出任何“比较优势”?为什么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却可以发展出领先世界的工业体系?可见,“比较优势”理论根本不具备一般性,不该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为了厘清经济学的本质,杨小凯决定抛弃“比较优势”理论,回到最初的经济学问题——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杨小凯认为:“分工与效率”才是问题本身。无视分工的制度环境,将“分工一定会带来效率”视为理所当然,并以此推导出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有问题的


 “斯密-科斯-杨小凯”框架


分工的效率从何而来?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从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发现的“交易费用”中,杨小凯得到了启示。

在斯密的时代,一根针的生产流程只有18道工序,即便每一环节的成本增加,最后也不会太高。而现代的汽车、电子产业,需要数百个零部件供应商,合作完成数十万道工序。每个环节只要成本增加一点点,企业都难以承受。

可见越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对每个环节的成本越敏感。而各环节的成本,都和该经济体的制度、习俗密切相关。因此,交易费用主要来自制度环境,比如税费额度、融资难易度,以及因法治环境所承担的风险和信息成本……

▴ 拉美国家充斥着抢劫、绑架,是投资者的噩梦

杨小凯认为,在斯密时代的英国,私有财产已经受到很好的保护,各生产环节的税率都很低,因此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但在那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各生产环节的成本都很高,于是,分工网络越复杂,效率反而越低。如果制度环境持续恶化,甚至会发生经济灾难、社会崩溃

“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他的视角内变得如此简洁又清晰:

为什么非洲劳动力便宜、自然资源丰富,却无法承接产业分工?因为,在市场和私产不受制度保护的地方,就连最原始的“血汗工厂”,都无力承受累加的成本,必定想方设法地跑路。

为什么德国人少地少、日本资源贫乏,却可以发展出高科技产业?因为,当一个国家有了健全的法治、稳固的产权,交易费用低廉,企业就会主动前来投资设厂,专业化分工也变得顺理成章——这也是高科技产品只会成长于法治国家的原因。

经济学家茅老描述,第一次听到杨小凯这个理论时,“使我豁然开朗”。那一年,杨小凯还是武汉大学的一名临时工。

▴ 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的产品:阿尔法Go

在杨小凯的理论中:社会生产不再是“资源配置”,而是人类个体的真实决策;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核心,还是新生活理念的倡导者。并且,这个由私营企业主导的分工网络,没有给“看得见的手”留下任何位置。

这就是中国人开创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流派——由“斯密-科斯-杨小凯”框架搭建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

无数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改善企业家的处境”。而杨小凯认为,企业家可以通过网络化分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实现企业自治

他生前没有看到互联网行业的兴盛,他的理论却被多年后的经济现实所验证。2013年,在纪念杨小凯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阿里巴巴的梁春晓表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哪种理论能够清晰地说明互联网的内部规律,直到他读到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一个通宵全部读完,后来又读过若干遍。突然开始有答案了。”梁春晓这样描述当时的惊喜:“商业模式归根结底是分工问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核心优势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要在交易成本上找答案,而这两个问题居然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解答,这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

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发表演讲:“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将对全球化问题带来启示,而杨小凯创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其中的最佳”。他强调,“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新经济理论已经诞生,“拿诺贝尔奖绰绰有余”。但杨小凯并未就此满足,他还试图以理论回答: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西方强大而富裕的秘密是什么?以及他的世纪追问——远隔重洋的故土,将会向何处去?

杨小凯的思考也因此超越了经济学,拓展至政治哲学。他非常欣赏哈耶克,尤其是哈耶克所推崇的“思想市场”:经济市场如果没有公平竞争,质次价高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错误观念就会流毒人间;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学者的使命就是纠正错误观念。

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思想就会流毒人间


杨小凯的思想为何无人传承?


2004年7月7日,罹患肺癌的杨小凯,在56岁的黄金年华去世。诺奖得主布坎南发表演说:“经济学界失去了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家”。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 杨小凯之墓,澳大利亚

杨小凯的出现,使世界开始重新评估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

“世界上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天才费希尔·布莱克,临终前曾给杨小凯写信,希望捐赠一笔巨款支持他“具有远大前程”的研究,遭杨小凯婉拒。杨小凯后来才知道,布莱克的愿望是资助“人类最有价值的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评价:“他是全世界最严谨、最具洞察力的经济理论家之一,是经济学家中最富创造力的思想者之一”。

杨小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然而,国外的学者认可他,却不愿跟随他——因为那意味着,他们要亲手推倒自大卫·李嘉图以来,长达200年时间构建起来的经济学大厦。

杨小凯生前,一直想把自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茅老等学者也热情推荐他回国讲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他那些蜚声海外的作品,也无法引进国内。因此,除了经济学界,国内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即便认识他的人,也很难窥见他思想体系的全貌。
▴1981年读研期间出版《经济控制论初步》《数理经济学研究》,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西方经济学教材

杨小凯的生命只有短短56年,如流星一般短暂,却无比璀璨。从出狱考取研究生,到留学普林斯顿,再到冲击诺贝尔奖,他的学术生涯仅有二十多年。

如果再给杨小凯十年时间,他究竟能做到哪一步?如果这些诺奖水平的思想能在国内受到足够的重视,将会有多少人因此受益?中国的思想市场会怎样?中国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已经无法假设,正如苦难的中国总是错过的一个个选择与机遇。世间已无杨小凯,一直苦苦追赶世界脚步而不得的中国,在不经意间,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者,失去了“以最深刻的思想改变世界”的契机。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却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作为基督徒,在自知时日无多之时,他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薪尽火传。

杨小凯逝世14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学生和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杨小凯所有的学术作品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使他的思想不致被继续遗忘和误读。在中国经济似乎要再次陷入历史周期循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指出了跳出历史怪圈的另一种可能,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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