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失业、欠薪、长达四个月找不到工作之后，一位44岁的资深结构设计工程师陷入绝境，从自己曾供职的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21楼坠亡。《三联生活周刊》披露了这一悲剧的更多细节：坠亡者金辉自2018年跳槽之后，就长期承受着不平等薪酬制度、和超长劳动强度带来的巨大压力。当行业从上升期转入低潮之后，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项目却越来越难做，报酬还可能越来越低。这也罢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看来是失业之后的欠薪和绝望感。回头来看，他的生活似乎卡在两个磨盘之间进退两难：工作的压力大到喘不过气来，但丢了工作，对他而言又更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既解放了他，又给了他新的生活压力，因为妻子是全职太太，家里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家里每月开支加房贷就要2万，他的年薪也就刚够覆盖。这就像是走钢丝，一步都不能出错，虽然累死累活，但除了咬牙走过去，别无他法，因为底下就是万丈深渊。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毫无乐趣可言，只能苦熬。他个性的刚直、隐忍，使他即便面对超额任务，也极少请求支援，而是默默死扛。这些压力，他也很少和家人谈起，妻子甚至直到他离世，才知道公司给他承诺的年薪，早就从30万降到了25万。长久以来，由于工作压力太大，他回家后还要工作到深夜，和家人的相处也都越来越少。我很能理解这种处境，因为我也有过。二十年职场生涯，广告行业的工作强度相比设计至少也不相上下，我也是能扛的个性，苏打同样是全职太太，也有两个孩子要养，房贷也一样要还，甚至一度，回家后我也累得不想说什么，说出又怎么样？徒然让家人忧虑，而我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担心，还得另外花力气去抚慰他们“没事的，我都能搞定”。当然还有，我也失业过。在时代的风暴中，我和他的处境恐怕并无本质差别，但之所以没有走上他那条路，我想是因为自己更早意识到，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那时读到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著的《为自己的人》，他说到现代人常有一种“市场取向”的人格类型：
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构成，而是由一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竞争市场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心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需要他人的肯定。
当时的我其实并不能深入领会这段话的深意，只是记住了一点：如果自我的价值是由外部来决定的，那就很容易导致对自身的否定。直到后来经历职场，也目睹了许多人的浮沉与面目，才逐渐体会到一个自足的内核是何等重要。
回想起来，我的职场经历尚属平顺，至少做事总要对得起那份工资，但我并不指望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我也投入过激情，但那与其说是为了成功，不如说是因为感受到和团队在一起的快乐。实际上，只要那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并不在意最终的输赢，也不通过别人的评判来获得自我肯定。前一阵有个新闻：贵州黔东南的一位女子，让家里的鹅帮着背快递包，“我们家里没有一个是吃闲饭的”。很多人赞许，也有人感叹民生多艰，而我则感到有几分辛酸：我四五岁时就曾下地帮母亲捡稻穗、摘棉花、插秧，因为那时父亲在兰州，小孩也是个劳动力，“无牛狗耕田”。
这固然是老百姓的谋生之道，但我现在已能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危险：人们看不到别的出路，只能尽可能地不断加码投入劳动力，这正是“内卷”的根源；与此同时，这种工作伦理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吃闲饭”的人会被看作是无价值的。在东亚文化里，这种意识堪称深入骨髓。日本的不少黑心企业，在规训员工时使用的正是这一逻辑：“是公司发工资养了你，你如果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就是一无是处的废柴！”这之所以能起作用，正是因为许多人从小接受的就是这一套，甚至很多父母也是这么对待子女的。我想，这恐怕也是金辉走上绝路的原因之一——倒不是说他家人如何逼迫他，从他的行为来看，似乎他早已把这种价值观内化了，内心就觉得自己如果失业、没有收入了，就没有价值了。这就回到了之前的那个问题：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如果依赖于外部评价来证明，那在一个变动的环境下注定是靠不住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人的异化：工作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一个收入来源，甚至具有根本的存在论意义，也就是说，其人生是依附于工作而存在的，一旦没了工作，顿时就一脚踏空，不知道还能怎么活下去了。这本质上是因为，他的存在不是自足的。在“角色本位”的中国社会，人们尤其容易落入这个陷阱，因而每个人都有必要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就是那个位子上的我，那么当我失去那个位子之后，我又是谁？”陷入这种处境的，决不只是他，也因此，他的不幸离世，给所有打工人提了个醒：一旦失去了外部的肯定，在工作之外还要有点什么是最后能救命的？因为他的问题就在于：从自我和家庭中很难获得滋养和支撑。这首先应当让自己摆脱那种自我孤立的原子化境地。在金辉的悲剧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的应对模式缺乏灵活调适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不是没有机会换个活法，但他拒绝了，甚至干脆不予考虑。在他失业后，妻子袁蕾常宽慰他，形势不好，可以试试别的行业，但他听了总是笑着叹气，“我真佩服你的这种心态。”袁蕾对他失业也并不太焦虑，因为之前他们卖出深圳的第一套房，家底“至少还够撑一两年”。也就是说，他似乎既没认真想过换一行，也没想过吃老本，实在不行，以他的资产，卖掉深圳的房子回小城市也能活。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父亲，当年就是在大萧条中破产，不得不带家人回到了 和歌山县的老家，十岁的松下幸之助也不得不去打工养家，这也成了他事业的起点。谁也无从料想，如果不是这样，他的人生道路会有什么不同，但至少事后来看，“天无绝人之路”这话并没有错。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失业”——工作再久，难道能一直不退休？像我父母那一辈，很多人退休时也没多少积蓄，但只要你想开了，换个心态，总有办法活。当然，公平地说，现在城市白领在失业之后，可能比那时更难，也不是靠“调整心态”就能变好的，但很关键的一点是：长久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单行道，只教人如何追求成功，而很少教人如何面对失败。虽然妻子说金辉那些年“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但在我看来，那种“坚强”只是“咬牙硬扛”，是有一个压力承受阈值的，超出之后，一根稻草就能压垮。这不是真正的“坚强”，至少到了如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坚强”的内涵有必要加入一定的灵活性和韧性，才能更好地承受时代的重负。我当然知道，制度的健全是更为重要的，但如果结构性的改变一时之间难以到来，每个人的自救就很关键。是的，我们只有这么一次人生，既然如此，如果有机会换换活法，为什么不可以呢？放平心态，去看看以前从没考虑过的道路，就当一段新的旅程，也许你会看到全然不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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