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少年长大后，都变成了那条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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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qspyq2015

文 l 许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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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649年，东方的崇祯皇帝，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吊六年之后，一位西方国王，英国的查理一世，也在伦敦白厅前的广场上被斩下了头颅。

在崇祯皇帝的眼中，自己是被李自成的乱民闯军攻破了都城，祸乱了天下。在他的遗言中，“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其实并不把闯军当成可以沟通的对象。

他们是逆贼，是恶徒，是乱匪，唯独不是一个可以与之讨论政治得失的对话者。王朝的更替，是作乱，是衰亡，是覆灭，同样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继承与调整。

这样的傲慢，在查理一世那里也有。

英国早就有国会，1625年他继位以后，扩充国库，横征暴敛，遭到国会的反对。于是在1629年，查理一世解散了国会，继续巧立名目，垄断市场，给英格兰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机。

1640年，为了继续扩大税源，查理一世不得不召开停止了11年的国会。想不到，国会并不买账，并且正式和自己的国王决裂。查理一世一怒之下，在1642年和1647年，两次掀起内战，向国会宣战。

然而，这位国王堪称“人菜瘾大”的典型，两次内战 皆被克伦威尔率领的国会军打得大败亏输，自己也成为了阶下囚。

但是，国会军方却感觉拿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查理一世当然是一个残暴的君王，他发动的内战，让英国减少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出于朴素的复仇观，一刀把他剁了，当然也无可厚非。

不过这样一来，国会军方就失去了为英国人民反抗的正义性，真成了野心家的谋反作乱。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推选出约翰·库克为副总检察长，控告国王犯下了叛国罪。

在古典政治时代，流行“朕即国家”的理念，一个国王怎么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呢？所以，在连续三次开庭期间，查理一世拒绝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甚至也拒绝了杰出法学家马修·黑尔 为自己辩护的请求。这导致特别法庭直接以暴政之罪，作出了有罪判决，并宣布处以斩首之刑。

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在合法的法庭上，没有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庭辩，让这一从古典政治到现代政治转型的关键事件，顿时少了许多风采。没有对话，权力与义务的归属、分配、协调，就只能用暴力来进行，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内耗与流血。

所以，古典政治时代的权力更替是残酷的。1661年，查理一世的嫡长子查理二世复辟。这位活力四射，热爱享乐的国王，在民众中有着“快活王”的美称。可他到底没有给国会党人任何辩护的机会，直接将约翰·库克相关一应人等碎尸，并将已死的克伦威尔开棺戮尸。

暴力以暴力更迭，没有对话，也就没有进步。

直到1689年，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一世，被自己的女婿威廉三世，从荷兰兵不血刃，带兵进入伦敦之后，王位更迭，自知根基浅薄的威廉三世才真正愿意和国会对话，签署《权力法案》，定下国王与国会权力的边界，英国才开始了君主立宪的时代。

对话很重要，但是如何对话更加重要。

02

93年的时候，无意间打开电视，竟然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决赛，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决战狮城”的那场复旦与台大的经典之战。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后来会和复旦有那样多的缘分，也不知道当初站在辩论台上的几位同学将扬名于世。就是觉得辩论这事儿，看上去像吵架，但是总按照一定的规矩吵，要是不合规矩了，还是会被人抓住话柄反嘲回去。

辩论，观点不重要，毕竟是被分配的，而怎么论证观点更加重要。换句话说，这是程序正义胜过结果正义的一项游戏。

按照规矩论证观点，就像玩真人CS，打得再激烈，也有底线在，不伤人。倘若把镣铐解开，自由是自由了，可往往就升级成“你瞅啥？瞅你咋滴！”的对喷，最终决定的是力量，而不是道理，压倒胜过妥协，那就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兵戎相见没什么区别了。

就像某位后来就职于央视的著名辩手，曾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当了最佳辩手之后，以为依靠道理可以无往而不利，结果在回家的楼道里，遇见了一个抹灰的师傅在干活，搞得满走廊都是烟尘。

他说：“师傅，您能轻点儿么？都没法走了！”

他本以为可以用清晰的逻辑和雄辩的论证，说服师傅不要在楼道里抹灰，结果人家就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你爱走！”

这让他准备的一肚子辩词，都没了用武之地。

大家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讲一样的规矩，就没法沟通了，那就只能看谁的本事大。显而易见，楼道里的师傅随时可以抹你一脸灰，只有一张嘴的秀才自然就抓了瞎。

这就是沟通的规矩的重要性。

03

但辩论毕竟是一种智力运动，而日常生活中往往一群人乌泱泱吵个不停，到最后不知所云的情况更为常见。

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26岁的联邦军工程兵亨利·马丁·罗伯特，被派到华盛顿协防，正好遇上一次军民共建的会议。大家看罗伯特是西点军校毕业，名校生自带光环，就推举他当了会议的主持人。

然而，整个一场会议，这位罗伯特先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表现得惨不忍睹，要不是大家彼此还留点儿体面，按照美国西部牛仔的性子，那不得直接拔枪决斗。

这场会议成了罗伯特一生的梦魇，要是别人，恐怕直接诅咒发誓，老子以后再开会当主持就是孙子！

可他毕竟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觉得开会闹作一团，不能怪罪于人性就是一树的猢狲，而是没有形成良好的讨论规矩。所以，罗伯特致力于研究怎么开会，怎么开好，这一晃就是十几年。到了1876年，他出版了一部书，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并且用一生的时间不断修订，甚至在他去世后，也依然有后人和有志者继续修订，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十一版，成为联合国大会和很多社会日常会议的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很复杂，有人缩减成十条，十二条或者十三条。但是有几项原则是公认的，比如寻找共识，对事不对人，不能质疑别人的动机，讨论不能跑题，发言各方必须平衡，以及发言次数与时间有限。

在这一过程中，主持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他将裁决发言人的行为，是否在程序上违规，从而将可能的跑题给拉回来。

中国古代的辩论，曾在先秦诸子时代有所发展，达到了古典逻辑学的高峰，但是在其后的几千年里，往往重道不重术，也就是我站得正，你屁股歪，不管你怎么辩论，都是巧言令色，毫无价值，所以就演变成了谁更守正道，谁是逆臣贼子的言语攻讦上了。

就像王司徒 vs.诸葛亮，那王老儿论证清晰，逻辑明白，可人家卧龙根本不按照你的套路来。我才是大汉正统，你乃我从未见过之厚颜无耻之辈！于是，王老儿活该被气死。

中国式辩论讲究的是，对自身道路的自信，浩然正气，以势压人，不屑寻章摘句，繁琐论证。

在大是大非面前，这样当然没问题，但是世上多的是小事。

小事用这套，就变成村妇骂架，退退退，666，嗓门大者胜了呗。

04

当下，网络世界成了新的议事场。

你说没沟通吧，不是那么回事儿，毕竟在网络上只能言语对线，不可能像李自成或者克伦威尔那样抡刀子上；你说有沟通吧，这也不对，吵来吵去，都觉得自己是诸葛卧龙的化身，气势压人，只想战胜，而非共识；屁股决定观念，身份政治对人不对事。

说到底，很多网络论战，不管你是第几代什么主义，都还是三国乱世的老路子，上来先给你定一个“未见过之厚颜无耻之辈”的标签，那么你说什么都是错的，连呼吸都是错的。

就比如什么厌女症/厌男症，就包含着双重羞耻。首先是疾病羞耻，得了病的，就是不好的人了么？其次是性别羞耻，属于某一性别，哪怕没有作恶，就是原罪么？

这样的乱贴标签，导致美国学者戈夫曼所谓的“污名化”盛行，一些原本是正常的词语，被转译得不忍直视，诸如田园女拳、国男之类。

没有什么为了公平，就不得不更进一步的事情；更进一步，本来就不公平。

成为恶龙的少年，还是那个少年么？

再正义的口号，如果行以不义，那么就如梁启超在翻译《罗兰夫人传》的结尾所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不要视辩论的规矩，罗伯特的法则为迂腐。如果大家都由着性子来说，那么胜利的一定是抹灰的师傅，因为他真可以把灰抹在你的脸上。

05

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里有一句“生儿维特根斯坦”。除了为歌词押韵外，维特根斯坦其实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他认为，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人类以抽象的语言阐述世界，从而得以把握自己感知的一切。可是，语言也构成了思维的牢笼，我们无法逃脱旧有的思路。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难打破的是观念的束缚。

所以，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家、作曲家，都在试图打破原有的语言习惯和旋律规格，去进行新的艺术尝试。

于是，我们读到了变成瓢虫的卡夫卡，住在交叉小径花园里的博尔赫斯，不以悦耳为主要目的的现代音乐，以及在蒲松龄的传说里 谈维特根斯坦的刀郎。

如果让维特根斯坦选择的话，他不会喜欢厌女症、厌男症、田园女拳、国男、小作文、凤凰男这样的表达。当这些概念说出来的时候，结论就已经在了，牢笼也已经树立在那里了。沟通和辩论成了无意义的事情，也就徒增许多烦恼。

太阳底下无甚新鲜事，正如西谚所云“人类在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根本没有获得过任何教训。”

朱维铮老师也曾有本书叫做《走出中世纪》，可我们今天很多的思维，根本没有走出中世纪。

然而，沟通的规矩，辩论的法则，议事的规则，都不是法律法条，我们无法以守法执法的标准，要求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不要净是抒发情绪，而是就事论事，全面平衡。

这只能作为道德，无视者弃之如敝履，而珍重者则如康德一

有两种东西，

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

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

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

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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