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吴国盛丨我们对科学有多少误解？
在这样一个大转折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对世界大局、人类文明大局、以及中西文化大局的清醒思考和正确认知，就很可能迷失在剧烈转型和变革之中。
对于中美两国的科技实力，我认为国人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也是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但凡有一项存在短板，那么它的科技实力就是偏颇的。二十世纪三个伟大的发现，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二战后，美国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其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因为基础研究决定了它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滚雪球壮大，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壮大。而中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正确的认识。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一些文化诉求。这就导致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在一些人看来，你搞科学，要么像陈景润一样为国争光，要么像钱学森一样保家卫国，要么像袁隆平一样解决吃饭，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还能叫科学？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这几年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像国家看准的，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工程，它们的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但如果缺少了基础研究的部分，我们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些追赶型的科技创新，也就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反正目标在那，不惜代价，举国之力，大概怎么都能取得一些成绩。可真正的原始创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础研究薄弱，我们的原创能力就始终上不来，就好比别人是从头做起，而你只能拿过来做一些局部上的改进，但这是暂时的、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在国家一开始的阶段，我们需要这种模仿、这种迭代，需要这种“从1到100”的创新。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所以，我认为我们与美国的科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唯有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科学、对基础研究、对创造性文化的看法，才能真正缩小二者之间的科技差距。最可怕的是，一群不读书的教师，在拼命教书
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相等同。其实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需要教育界、科学家们，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我觉得也有必要和大家阐释清楚。首先是教育方面，在科学文化的培养上，主要有3大症结：目前这种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郑也夫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拉磨一年，终生无缘千里马。”千里马必须在自由辽阔的境地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拉磨的那些驴、骡子，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简单劳动，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力图把孩子们都变成骡子、驴，不让他们成为千里马。郑老师还有一个预言，他说：“凡是在中国接受过初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科学家。”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惊悚，但背后折射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教育思想中如果不能极大程度地发挥少年儿童的个性，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从小到大都是让他听话，循规蹈矩，读到博士了突然让他创新，他能创新什么，又怎么去创新？现在，我们的书记和校长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场那一套系统来办学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学校应该和文化机构一样，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文化机构当“官场”来办，比如校长一般都会有任期，但校长为什么要有任期的限制呢？校长是一个特有的文化职业，一个好校长可以干一辈子，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把教育理念持续地贯彻在学校的经营建设之中。如果把校长当作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像训练官员一样不断地让他调岗、轮岗，学校怎么可能办得好，办得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进行流水线生产的工厂。说实话，教育思想的转变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一直很难。现在高教领域向先进教育理念看齐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初等教育还是比较封闭，死角特别多，像最近暴露出来的体罚、儿童自杀等事件，就反映出了我们初等教育的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科学家共同体要呼吁科学文化，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比如院士成了学术资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当然，国家这几年也在做出改变，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这个机构做得就不错，它有一整套匿名评审机制和同行评价制度。国家应鼓励这样的自我调整，而不应该不闻不问，甚至是打压，总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社会上要对科学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会在某种意义上渗透在教育和科学家共同体里。我认为社会上要有一种正确的风气，不要一窝蜂，好像重视一个科学家，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学家失败了，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怎么样。过去我们一谈创新，就强调要面向市场、面向科学前沿，而一个好的科学文化还要面向全民，要让全体公民有科学意识，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对创新的容错和鼓励氛围。在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因为有好处的事情，都是根据既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创造性是要打破既往的约束，开拓出新的东西。所以功利心太重了，不可能做出非常好的创造性工作。而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化比较欠缺的一部分，我们功利文化的倾向实在太重了。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荣誉头衔，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一种科学界功利系统。一些发达国家科学的发展中，也有荣誉系统的存在，但它是科学共同体自发组织起来的。打个比方，西方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而中国的奖项基本都要事先申报，是求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格侮辱，因为申报本身就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了功名利禄之徒。而且申报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最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另外，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这里面往往还存在一些诀窍，以至于有些人就专门玩起了这种奖，比如相互串通，这次你评我，下次我评你，就完全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了。显然，对于科学界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奖不是超功利之心颁发出来的，而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而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它只能代表功利意义，而非荣誉意义。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我说评奖这个过程能不能不要让人申报，这一申报就变了味。我们可以让专家来提名，然后内部讨论，慢慢地让这个奖形成口碑。像民间办的“未来科学大奖”就没有申报这一说，由同行专家提名，然后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这样的奖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而现实却是，明知很多国家奖是平衡出来的结果，我们在学科评估和高校排名时，往往还只认国家奖，这不是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的目的了？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所以，要想真正营造出创新的氛围，就必须要在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上下功夫，让吹牛造假的代价远高于他的潜在收益，把奖金和荣誉给到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手中。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该如何破解这样一个科学文化上的功利主义难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事情，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开所有问题的关键扣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全民觉醒的呼吁和呼唤。从大的方面来看，科技创新问题其实是文化转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20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保守转向开放，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但它还没有完成。而中国社会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整体文化转型的成败。如果整体上转不过去，科技也不可能单独的就转成了，这是没有过的事情。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教育界、以及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场转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一，科学家必须要主动说话，有意识地出来讨论观点。如果科学家都不说话，一些人闷声发大财，一些人愤世嫉俗，这样肯定不好。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方案，只有让科学家多发言，才会形成比较平衡的态势，要鼓励科学家讲话。第二，教育上要放开，国家应容许私立教育的大力发展。谈到科学文化时，我始终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在孩子脑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约束他们的创造力，杀死潜在的可能性，十年二十年之后，很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智商和创造力的退化。目前来看，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比较庞大、惯性很大，也难以轻易转向，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大力发展私立教育，以此来推动教育思想的转变，如果教育不放开，我们长远的科学创新文化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第三，无论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身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充分理解现代竞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有一个事实需要讲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被西方文明裹挟进来的，所以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很别扭。但我们要理解这个别扭，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别扭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哪些东西虽然是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应该加以避免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大转折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对世界大局、人类文明大局、以及中西文化大局的清醒思考和正确认知，就很可能迷失在剧烈转型和变革之中。
吴军丨科学和技术的差别
近代“赛先生”概念传入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然而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多误区，从来没有消除，只是在百年间不断地强调中反复撕扯。
科学文化的土壤——科学精神的培育从来都不容易。技术落后，只要有榜样、有路标，较容易追赶上来；先进的技术手段，尽可以直接“拿来”。但是，科学精神，却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它是当下时代清醒地生活、面对未知变化，拥抱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然而，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的形成，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当下，重新理解科学，已成当务之急。我们亟需一套正本清源之作，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科学精神，让个人从根本上远离时代的盲目与无知；进一步唤醒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真理的追寻之心，让个人走向理性与强大。吴国胜、江晓原、方在庆等科学史大佬领衔翻译的《剑桥科学史》，就是这样一套书架上必不可少的“科学经典”。它是一套科学精神入手，破解科学谬误、形塑科学土壤的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近百年来，有关科学的种种争论，表面上关乎的是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实际上，关乎的是对人类文明演变、对现代文明常识的理解和认知。科学精神是从古希腊理性与自由的土壤中诞生，科学精神的历史，可以看做是理性和自由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历史。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精神，正是遭遇西方科学数百年后，我们仍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对科学的认识之所以会走进种种误区，是因为，我们从未完整地看清科学在文明中的全貌。这套《剑桥科学史》还原的，正是科学最真实、最完整的样子——书中不仅理清了科学与技术、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更在每一章节中，完美结合了科学理论与人文思考，堪称一套全面厘清对科学的种种误解的“醒脑之作”。这套集权威、思想与工艺于一身的《剑桥科学史》，是当下全球唯一一套科学史通史，更是一套致敬科学精神的“哲学经典”和寄托了卓越标准的“艺术经典”，其价值与典藏地位无可取代。搞清科学精神的来龙去脉，是守护科学精神的关键。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近期我们上架了《剑桥科学史》最新卷，已购买过之前四卷的书友，可在页面选购新上架的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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