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全家反对，我带80岁癌症晚期老父亲，美国看病

原创稿件经授权转载自 l 公众号“塘泊虎”

ID l tangbohu-001

文 l 塘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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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级医院拍的震撼短片丨共情

我叫Belinda，一家跨国公司高管。

冬日里波士顿大雪纷飞，远在重庆的父母打来视频电话，“老小孩”热热闹闹的家乡话让我心里一下暖融融的。几乎每周，87岁的老爷子都会和老伙伴们跑到乡下去钓鱼，有时一天能走一万多步。今天又是他炫耀“战利品”的时候，顺带还不忘表达下对我的同情：“外国人的饭嘛，太不好吃啰，赶紧回来吃我做的鱼。”

很难想像，2024年是老爸跨越癌症5年治愈期后的第2个年头。7年前的2017年，也是冬季，我接到姐姐带着哭声的电话，说爸爸可能“恼火”了，市医院确诊为III期肺癌。

那一年，思前想后，通过反复做家人的思想工作，我“固执”地把父亲接到美国治疗，陪伴他最终实现临床治愈。

回首抗癌路，感慨良多。它不仅是对老爸生命的拯救和延续，更是一场对我生命的丰富和洗礼。它让我思考，生命的真谛是什么？人没法长生不老，也无法躲避病魔的偷袭、苦难的打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绝症考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这一路走来，我对“爱”这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亲情之爱、陌生人之间的温情、医者的仁心……让我们几乎没有走弯路，收获了超乎预想的治疗效果。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我想说：毫无疑问，诚挚的爱意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抗癌良药。

咳血、肺癌、说服

 “我负责”

2017年11月17日，我一直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

这一天，老爸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为III期肺癌。那时，距他刚过完80岁生日才仅仅4个月。

确诊前，父亲已经连续咳嗽了一段时间，起初以为是感冒，他就自行服了一些药，但没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到后来甚至出现了咯血，这才去医院看病。

切片，基因检测，PET，分化，MRI……一系列检查下来，父亲被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鳞癌）III期，一共2个肿瘤，其中较大的肿瘤，已经把肺部血管都侵蚀穿了，所以才会咳嗽、咯血。

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从不敢置信，很快就陷入无限恐慌和焦虑之中。

如何治疗？是否能放化疗？当我们焦急地询问医生时，医生说想做的话，就做一下。

“怎么做呢？是什么方案？多少次?”

“五次、六次、十次都行，看你们家属的意思。”

我一听有点火大，我们又不是医生，如何能确定治疗方案？我更有点沮丧，这说明医生觉得治疗不治疗都一样，没什么希望。

不甘心。通过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亲戚，我找了协和权威的肿瘤医生，并快速地联系了熟识的香港养和医院的肿瘤专家。

了解了父亲的情况后，协和只是说床位很满，不适合手术，根本没提放化疗；而养和则明确说老爷子这种情况最多能挨半年，何况他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置换过膝关节，脑部还有动脉硬化，从重庆来香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来来回回咨询，普遍的建议是保守治疗或姑息治疗。还有医生表示，看看老人家现在还有什么愿望，还有些时间，子女尽可能满足吧。

最终，谁都没给一个有希望的说法。

当时，老爸咯血已经很严重。姐姐说实在不行，就保守治疗好了，能多活一天算一天，少遭点罪。

全家都很难受。老爸一直积极乐观，是家里的主心骨，实在难以接受。

我吃不好睡不着。这些年远在美国，陪伴父母的时间很少，心里常有歉疚，我想，我一定得做点什么。

接到美国看病！这个念头突然跳了出来。

由于一直在美国和香港学习生活工作三十几年，我的感受是小病小痛、常见病症和一些慢性病等，该打什么针下什么猛药，中国临床经验丰富，但对重大疾病疑难杂症的治疗，美国无疑是世界领先的，其治疗手段和药物等都更全面、更先进。

一开始，家里人对我的提议激烈反对。父亲年事已高，又身患各种基础病，老妈担心人生地不熟又那么远，万一要回不来了啷个办？姐姐坚决不同意，说国内那么多医生都没办法，美国就有办法？去了回不来谁负责？

“我负责。”我很清楚她们的想法，但我更清楚自己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尽全力，不遗憾。”我确实无法保证去美国一定能有更好的结果，但那是全世界医疗最厉害的地方，即使最后无望，我也可以问心无愧。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学习，从医疗现状、治疗方法、医学体系、患者护理、生活质量等方方面面入手，我给家人分享调研结果以及成功案例，对他们的担忧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反复讨论说服，终于——

达成一致，去美国！

评估、手术、长途飞行 

 “不打无准备的仗”

军令状已下。但去美国看病，并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

III期肺癌、80岁高龄、多种基础病、咯血，甚至长途飞行……每一项都是重大考验。

冷静！仔细评估各种可能，我这样告诉自己。

很感谢老爸这个时候，还是一如既往的积极乐观，还能边咳嗽边调侃说没得事，都这个岁数了，还能有机会去看洋医生嗦。我不得不感慨，心大也是他一辈子活得嗨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找专业的服务机构。

家人一开始反对，说你英语这么好，自己翻译病历自己联系医院不就好了，干嘛还要花钱？他们不明白，医疗的专业门槛很高，即使是我的英语程度，也无法确保能精准无误地用英文沟通那么复杂的病情，一个专业名词的失误可能就会影响治疗效果。

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多年的经验让我十分坚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发了求推荐信息，万能的朋友圈果然万能。一位非常知名的投资人向我推荐了他投资的一家从事境外医疗服务的机构：盛诺一家。我上网查询，了解到这是多家全球顶尖医院的官方合作机构，又征询了几位了解盛诺的专业资质的朋友们，很快确定委托盛诺一家。

联系了盛诺在美国和中国的两位医疗负责人，分析老爸的病情、长途飞行条件、美国肺癌治疗最新进展。经过反复沟通，盛诺的医学团队进行了详细的病历分析、医疗资料翻译、美国医院能力综合分析、医生专长分析和推荐，最后给我的医疗分析报告有几十页之多，还给了我一个information package，提示在美国就医的各种准备和注意事项，一目了然。

这个过程中，他们一共比对分析了5家美国顶尖医院。我是个“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人，其中4家我自己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综合考虑选定了位于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MGH）。这家医院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有19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和国际知名的医生。其中，盛诺为我推荐的是Azzoli医生，美国肺癌治疗指南的制订者之一，真正的业界大牛。

盛诺跟麻省总医院有多年合作，效率很高，快速预约到Azzoli医生，父母也有十年美签，随时可以飞行。棘手的是，还得解决老爸咯血严重的问题，否则无法长途飞行。接下来安排老爸在重庆西南医院胸内科做了肺栓塞手术，减少病灶区的供血，以达到缓解咯血症状的目的。虽然这种手术在重庆还不是十分成熟，也有手术后没出手术室栓塞就掉了的危急情况，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进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肺栓塞手术可能是保证我父亲在飞机上减少咯血并能成功到达的唯一选择。

记得手术那天是圣诞节，老爸术后住院一周，手术基本成功，虽然还是咯血，但量小很多，有了长途飞行的条件。

再是旅途中的风险评估和预案。我的计划是先从重庆飞上海，再从上海到我所在的芝加哥（这一段是20多个小时），休息一天后再飞波士顿。安排了头等舱让老爸休息，但为了减少咳血的可能性，父亲只能靠着坐不能躺下。一路陪伴，他一咳嗽我就紧张拿纸，准备了充足的牛奶和无糖黑巧（因为含糖多容易引起咳嗽）维持、补充体力。当然还准备了止血的药，每几小时就吃一次，尽量让他少动保持呼吸平缓，就这样在提心吊胆中完成了越洋的长途飞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头汗。

1月5号，飞抵芝加哥。入关时，海关问老爷子来美国做什么啊，我代老爸翻译说来看病。海关看着我说不太像啊，看起来挺健康的。可能是安慰我们吧。其实当时老爸已经十分消瘦。生病前1米72的父亲166斤，当时已经瘦到大概120斤，只能走很短一段，走多一点就咳嗽咯血，要坐下来歇很久。

值得提示的是，有重病病人或者老人可以申请特殊通道，下飞机前告诉乘务员，就不用排入关的等候通道。我们从下机、入关到到取上行李，不到一个小时。

1月7号，飞波士顿。这一路，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老爷子平安带到麻省总医院，那就是我的胜利！

首诊、三页纸、共情

 “一张图”

1月8号，首诊。“两个病号”走进了Azzoli医生的诊室。

前一天晚上我很“幸运”，搬行李时一不下心撞到了脚背，竟然弄到脚背骨裂，破天荒第一次在美国看了急诊，穿上了医用保护靴还拄上了拐杖，到麻省总医院时还和老爸一起用上了轮椅，难怪Azzoli医生一看到我们就开玩笑：“请问哪位是病人？”

气氛一下轻松下来。我仔细打量着这位业界大牛，浓密的眉毛下是一脸温和的笑容，一点没有大牛的架子。

我看过他的简介：Christopher G. Azzoli博士，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前主席，自2003年起一直担任肺癌治疗指南的主要作者或共同作者，至今已为数百位中国肺癌患者提供治疗和远程咨询。

见到我父亲，他上前来给了一个深深的拥抱，说：“看见你，就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老爸受宠若惊，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一叠声的谢谢谢谢。

那时，我突然想起医疗界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它出自美国一位名叫的特鲁多医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行医人：“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首诊开始。没想到，Azzoli医生先问了我们两个问题，让我印象深刻。

一是，你们看病的目标是什么？

尽管病痛缠身，老爸还是那个乐观的性子，他说想治愈，想过他能钓鱼的美好生活。我说，我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不想只是单纯延长生命，而是有生活质量的延长，如果只能在ICU维持，没有意义。

听到我的回答，Azzoli竖了个大拇指，说你是非常不一样的病人家属，完全说了我想说的话。

二是你们对治疗费用有什么预算？

听到这个，老爸一幅不差钱的样子。他说，我们就是冲着美国先进来的，用最好的药。在老爸的认知中，万里而来，肯定要用最好的，肯定能治好，他有非常高甚至乌托邦的期望。

Azzoli医生笑了，看向我。我说，按照您的规划，最优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如果治疗方案有效但花费非常高昂，我需要做一个有range（范围）的预算。

在美国的医疗文化中，并不赞同为了治疗一个人，而让其他家庭成员从此生活miserable（悲惨），既无必要也有最终人财两空的风险。此外，美国医生的逻辑不是从最贵的治疗开始，而是首先选择最基础的可用的治疗方式，后续一旦耐药或无效，还有充足的“武器库”可供挑选，也就是gradual treatment（渐进式治疗）。

我追问Azzoli，您为什么想知道我的预算？他说非常理解病人，国际病人因为没有保险，治疗费用很贵，不希望美国昂贵的治疗费用，让病人家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负债。

我又问，从您目前确定的疗程看，您能否给我一个预算范围？Azzoli说在10万到100万美金之间。我说，从25万美金开始，作为initial budget（起始预算），在治疗过程中如果需要用上很贵的药物，我们再评估？

Azzoli点点头，说这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让我心里有了底，谢谢你们。

随后，我们对治疗进行了深入交流。我准备了20多个问题，整整三页纸。从医生的答案里我又想起新的问题，最后实际问的远远超过了这三页纸。

首诊，整整两个半小时。

这个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安慰和共情，二是manage expectation，管理病人及家属的期望。

得知身患癌症，没有一个病人不恐慌不焦虑。作为跑上跑下的家属，这种情绪同样强烈。我们有太多的担心，太多的疑问，甚至有太多的情绪，无处解答、无地安放。

在Azzoli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医者的仁心之爱。在讲解治疗方案时，看到父亲茫然的样子，Azzoli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画了一个人体，一点点说明心脏在哪儿，肺在哪儿，动脉静脉在哪儿。他还细心地用了红色的笔画上动脉，用蓝色的笔画上静脉，用箭头标明血流的方向，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解释父亲为什么咯血，为什么一变体位就难受，为什么会影响食欲。

后来，这幅图被父亲珍藏裱框，一直挂在重庆家中的书房。

说到管理期望，面对父亲最关心的“能否治愈”问题，Azzoli很坦诚：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但有很大的希望能变成慢性病，实现长期带癌生存。

他问父亲，你得了高血压感觉怎么样？父亲说没办法，得上就得上了，坚持吃降压药生活也没有太大影响。Azzoli说，是的，坚持治疗争取好的治疗效果，通过各种治疗手段，让肺癌成为你的慢性病，与你共存，就像你的其他基础病一样，未来不会对你的生活有大的影响，你可以过有质量的生活。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对病患进行教育的过程，“乌托邦”的老爸回到了地面，明确治疗的目标是什么，疑问也大为减少。后面的事实也证明，这样详尽的沟通，让父亲在治疗中的情绪管理和配合度也非常高。

其实，最初的首诊预约只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但只要我们有问题，Azzoli都会解答。他尽力让我们卸下包袱，放心治疗，告诉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挑战，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结束时，Azzoli与我们握手告别。那个场景我一直记忆犹新，他对父亲说：“It’s a long journey（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但是请不要担心，我和我的团队一直都在，我会把你当做我的父亲一样来治疗。”

那一刻，我特别感动。记得有人说，医者的使命不只是一份职业的责任，更是一种干预生命的特权，必须倍加珍惜。从Azzoli身上，我看到了医者对这种“特权”的尊重和珍惜。

多学科、精准、小数点后三位 

“大家庭”

针对父亲的病情，Azzoli组建了一支由7位医生组成的多学科治疗团队，涵盖放化疗、老年科、糖尿病、心脏、介入、营养等各个专业领域。“联合加精准”，实现个性化治疗的效果。

我感觉我们就像登上了一艘大船，船长Azzoli带领“大副”、“二副”、“轮机长”各担其职，共同确保治疗的大船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行。

由于国内一项影像资料不清楚，精准度达不到要求，父亲重新做了检查，并加做了全身MRI。随后，正式开始治疗，采用一线最基础的治疗方案：先化疗四周期（卡铂加紫杉醇），再小剂量、高频度放疗十二次，每周一次。

化疗没有太特殊的地方，一次4个小时。老爸没有我国内朋友提到的身体越化越冷的感受，也没有生不如死的药物反应副作用。他经受的最大副作用是掉头发、皮肤痒（吃完医生开的抗副作用的药后就不痒了）、咳嗽次数增多但力度明显减小，白血球也基本正常，只有轻微恶心没有用药。

在治疗期间，营养师的建议是保持正常的饮食习惯，但是不可以喝酒。记得第三次化疗结束正值中国春节，带父母去了中国城享用了一桌海鲜丰盛的年夜饭。父亲的治疗对他胃口影响不大，仍然是好吃爱吃的“美食家”。唯一的遗憾是由于不能喝酒，父亲象征性用筷子沾了一点葡萄酒呡了一下，开心得像个小孩。

值得一提的是放疗，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精准”。

制定放疗设计方案花了好几天时间。在麻省总医院，放射科医生有两拨人，一拨是Radiologic Technologists放疗技师团队，专门操纵机器；一拨是radiologists（放疗医生），负责制详细的放疗计划，审阅结果和写诊断意见，交给主诊医生Azzoli。放疗医生和放疗技师团队，紧密配合制订和实施计划，根据肿瘤位置大小长度、患者耐受身高体重等多个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放射剂量，精确地定位病灶，量身定制各种头、枕、身体模具，确保父亲在接受治疗时保持固定。总之一句话，就是确保将极精确的剂量，打到很精确的位置，以达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剂量的照射时间精准到小数点后三位，我第一次看到时特别惊讶，其中一个点照射时间是6.332秒，比秒表还要精准。此外，每次照的点不一样，时长不一样，光速长度也不一样，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少。

治疗前，我查了下相关资料，在美国，肿瘤的总体治愈率接近70%，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会用到放疗。为什么“精准”至关重要？来看下反面案例：一些本可能治愈的肿瘤患者，由于放疗计划设计的剂量不足，导致肿瘤无法根治。还有一些患者，是放疗计划剂量分布不合理，导致肿瘤周边正常组织器官受损，增加了患者痛苦，也降低了效果

整个过程中，父亲并没有感受到痛苦，也没有感受到烧灼。一次放疗从换衣服到完成，只要十几分钟时间，似乎只是去享受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治疗。每次放疗都配有轻柔的音乐、温热过的放疗服，有专门的helper帮助父亲躺到放疗床上，再用各种模具固定好身体姿势。记得治疗师问父亲喜欢什么音乐，父亲让我问有没有《洪湖水浪打浪》，但最后settle with小夜曲。

精准的治疗让父亲保持了很好的生活质量。第一周的放化疗后，医生给了父亲一个计步器，鼓励他舒服点的话就走走路。从一开始每天在公寓走廊里走，从500步走到1000步，逐渐到后来去马路对面的查尔斯河边公园散步一两英里。

到第四周时，父亲的精神头明显变好，有点原来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了。老头本来就特别乐观，即使得了癌症也觉得这辈子已经很圆满，只要感觉好一点，就要自己动，从来不唉声叹气，比我都有抗压弹性。慢慢体重也开始恢复，我开玩笑说他就是个快乐的胖子，躺在Azzoli团队的大手里。这期间，两个乐观的老头一周见一次，每次见之前，父亲都会特别期待，仿佛是去找老伙伴聊天而不是看病。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提化疗就是生不如死，也许就是精准化的差距。我干妈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78岁因为乳腺癌放化疗，得癌前还有心脏病做肾透析。我回国时她还跟我交代说，你回来给我带点重庆小面红烧肉，好像放化疗就是治疗的一部分，完全没有谈之色变。

当然，毕竟是十分凶险的肺癌，治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一次是第一次做完放疗后，父亲跟写处方的Practitioner Nurse（美国的高级执业护士，拥有处方权，仅次于医生）沟通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因为颈动脉斑块突然脱落，一下晕倒在地上，万幸是正好倒在一旁的护士身上，两个人摔在了一起。

瞬间，这是我的感觉，真是瞬间，急诊医生全来了，火速将父亲从清空的电梯送到急诊。我一直到现在都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快的，不知道是不是座位附近有紧急呼唤设备。当时那几分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还没反应过来，父亲已经被医生包围，抬上了急救床，这种迅速反应的能力实在惊人。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综合医院才是患有各种基础病的病人，合适的治疗医院。

一次是第二次放疗后，父亲半夜咯血，大概有啤酒杯的半杯之多。我吓坏了，半夜三点冒着大雪带他去急诊，除了老年科医生没来和Azzoli在电话上指挥，各科医生都来了。急救后父亲止住了血，但由于病情变化，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住院两周，我反而十分轻松。病房在医院大楼8层，不用家属陪床，有专门的护士24小时照护，一个护士就管两个房间的两个病人，3个护士8小时换一次班。

其中一位叫Jennifer，说话、检查、送餐都十分温柔。比如来检查血糖，不是扎手指，而是用触碰式的检测仪，在胳膊上一贴就会显示度数，夜间检查也不会影响病人休息。看到我，会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还对我狂撒各种溢美之词，不是说你今天容光焕发，就是你穿得真美，或者就是夸父亲坚持治疗，夸他多么了不起，整个一个正能量小太阳，感觉好像老朋友见面，完全没有肿瘤病房的沉重感。

直到现在，每年圣诞我都会写感恩卡片寄给Jennifer和Azzoli。病痛，尤其是危及生命的重症，总是让病人、家属以及周围的人，感到焦虑、恐惧、折磨，可在麻省总医院，我看到了对待重症不一样的态度。从医生到护士再到志愿者，每个人都秉持着让病人舒服的一颗悲悯的爱心。走廊里有医生护士布置的小生命树，上面挂着的一张张卡片，写满了互相感谢鼓励治疗的话；有谁过生日会来给他唱生日歌，称呼病人都是名字，而不是几号床；每周有两天志愿者会在医院大厅弹奏钢琴，许多负责运输病人的志愿者 都是之前在MGH治愈的病人，他们在这里将所感受到的爱，又传递给了下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住院第9天，医生说父亲可以出院了，老爷子却不想走，又赖了三天。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不仅“享受”着医生护士每天的夸奖，还跟隔壁病房的美国病友靠肢体语言成了朋友，向他吐槽美国的饭菜（医院为我们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但是父亲的中国胃还是难以适应）。

“这哪儿像医院，就像家一样。”老爷子这样说。

CT、持续缩小、敲钟 

“治有所值”

住院期间，化疗照常进行，放疗暂停。

每三天，父亲的放疗医生会来看他一次，观察病情是否有变化。放疗医生是位孕妇，每次都会拥抱我，说太爱你了，你是个多么好的女儿，你还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父亲。多年在美国，我已习惯了老美夸奖人的“夸张”，不过这是在医院，我还是非常感叹，感叹他们如此在乎病人，也如此了解人性。

生病的人需要关爱，其家属更甚。病人可以发泄情绪，而家属只能默默承受。在医院里，每一个人给我和父亲释放出的温情和善意，都是对我们的关爱。他们怕我们有压力，怕我们会沮丧抑郁。

“反正要治疗，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地治疗呢？”这是Jennifer对我说的话。

心情的放松助力了治疗的效果。父亲一共在麻省总医院治疗了半年，其中前三个月是一周见一次Azzoli，后三个月是两周一次。刚开始，是每三周做一次CT查看肿瘤变化，越往后间隔时间越长。

在国内做CT检查时，报告上写的是肿瘤靠近肺动脉，在美国发现其实是肺支气管动脉。另外，国内CT发现肺上有小点，写的是“肺结节待查”，而美国CT报告写的是“微小肿瘤”。Azzoli没有对中国的报告进行点评，只是说按照我们观察到的来做，我们的起点就以我们的观察为准。

三周后，最大的肿瘤缩小了1cm，肺上的小肿瘤也消失了。随着肿瘤缩小，父亲的状态也明显改变了。原来晚上只能睡3个小时左右，现在可以睡更久，脸色也慢慢红润了。

第三次CT以后就不咯血了，肿瘤继续缩小，不再侵蚀血管。每一次做CT，肿瘤都会小一点，12次放化疗结束后，Azzoli“熊抱”了父亲，高声说：恭喜！癌细胞消失了。

说实话，我没有特别的惊喜。在做倒数第二次CT时，Azzoli就说再做一次放化疗，肿瘤就消失了。持续的过程管理，让我们逐渐习惯肿瘤日益缩小，到最后我们都忘却了这是癌症。

最高兴的反而是放疗结束时，父亲敲响“生命之钟”。他在医生护士的掌声中，为疗程结束画下一个句点。

在麻省总医院，父亲总共进行了半年的治疗。前3个月我陪着父母在波士顿，后3个月我回到芝加哥工作，每两周飞到波士顿一次。期间，盛诺一家波士顿负责人Susan（苏珊）帮了我大忙，陪伴父母去医院检查、逛超市、买菜，给爱吃肉的老爷子做了在病友里赞誉度最高的“苏氏红烧肉”。去年11月，苏珊和女儿去重庆三峡游玩，还给我发来照片，让我看家乡的样子。

半年的治疗结束，父母随我搬到芝加哥，又在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检查。后续没有药物，就是CT观察，从3个月一次到两年后变成半年一次，再到9个月一次。2020年底，父亲回到重庆，如今在国内继续做CT观察。

肺部纤维化比一般病人要重一点，主要是高频度高密度放化疗所致，但肿瘤7年间没有复发，我觉得治疗非常成功。说到花费，父亲在波士顿的半年治疗总共花费了35万多美金，比我和Azzoli最初预想的要低，整个治疗过程和效果，让我觉得确实是“治”有所值。

还记得最后一次见Azzoli是2018年4月27日，他对父亲说：“你是一个健康的老头了。”

我和父亲都不是爱焦虑的人，当时我连会不会复发都没问，要复发了就继续治，尽人事，听天命。

别吝惜你的爱！！！

如今，看着父亲恢复乐呵呵的老年生活，我有一种珍爱之物失而复得的欣慰。每一次打电话，我都不忘对他说一句：“老汉，我爱你。”（老汉是重庆方言对父亲的爱称）

想想在医院，陌生人之间都可以释放爱和善意，我们难道不该把对最亲爱的人的爱意，表达得更充分一些吗？每天陪深爱的人聊聊天，告诉他/她：“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每日的牵挂，是我回家的幸福源泉……”

不要吝惜文采，不要吝惜表达，让爱意流动起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呢？

穿越苦难、超越苦难，生活似乎就有了更多的深度和广度。

我想有一天当我不工作的时候，我会去当一名志愿者，像那些在医院里帮助过我们的人一样帮助他人。2023年1月，受盛诺一家的邀请，我在他们的直播间第一次分享了我带老爸到美国治疗的故事，我想告诉更多人：其实，晚期癌症是可能治愈的。

因为，我们有这世界上最好的抗癌良药，我们爱彼此，我们不放弃。

2024来了，新的一年，怀着诚挚的爱意和希冀，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更美好。

好医生难寻，好医生的好书更难寻觅。因为像葛文德这样的好医生作品，不只是简单的医学科普，更是抵达了“医病”“医人（灵魂）”“医国（社会）”的三重境界。也因此，他能获得如此多的头衔与赞誉，也就不足为奇：

他是美国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他是受到金融大鳄查理•芒格大力褒奖的医学工作者，他是《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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