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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特征

戴红亮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摘 要:文章以西双版纳傣语地名作为分析对象, 分别从跨界性、多重性、空间层次性、混合性、语词特殊性五个方面论述了傣语地名的特征。

关键词:傣语地名;跨界性;多重性;空间层次性;混合性;语词特殊性



傣族是我国西南部边疆的一个跨境民族,与东南亚的泰国、老挝、缅甸、越南诸国的许多民族具有相同的族源,历史上这些民族来往非常密切,至今这些民族的语言还基本上可以互通,所以傣语地名与这些民族语言的地名具有很大的相通性;西双版纳自古以来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居住区,一般是傣族居住于水边,其他民族则居住在山脚或山上,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立体型分布,这种“各居一方”的生存方式对傣语地名的分布和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傣族在建国前长期处于封建领主制度之下,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替领主承担各种实物地租和提供各项专业劳役,这种社会制度在傣语地名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小乘佛教传入后,傣族深受小乘佛教的影响,傣族许多地名镶上了宗教的色彩,巴利语地名也被移借到傣语地名之中,形成了傣语地名命名中的多轨制;此外,傣语地名与其他语言地名比较,在语词和命名方式上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跨界性


傣族很早就生活在我国边疆地带,历史上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民族具有相同族源,语言至今仍然非常相近,这为这些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国史书上所记载的“掸”就是一个包括傣族和东南亚国家许多具有共同族源的民族共同体,他们共同生活于这一具有基本相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区域。南宋时,傣族首领建立“景陇金殿国”,其领辖的范围包括兰那(今天泰国的清迈)、勐交(今天缅甸与泰国清莱交界处的勐皎,一说为今天越南北部,恐非)、勐老(今天的老挝)等广大区域。明朝时,西双版纳傣族一方面与中央王朝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又附属于当时的缅甸,并且与他们有婚姻关系。小乘佛教在这一广大地区的传播更加密切了这些具有共同族源的民族关系,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文化源头又共同受小乘佛教影响的文化类型区———傣泰文化圈或称贝叶文化圈。作为历史、语言、地理、文化综合体的地名必然要对这些文化现象有所反映,这种反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这些民族语言基本相同,居住的自然环境基本相似,所以这些民族的地名无论在命名方式上、地名结构上,还是地名所反映的地理环境特点和社会文化上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在命名结构上都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形成齐尾式地名模式,在地名中形成了由许多通名聚合而成的地名类型区,如我们可以在我国的傣族地区、缅甸的北部和泰国的北部看见的mγŋ2“勐”、“孟”、“芒”、“猛”、“蒙”等通名,就是“地方、平坝之地或行政区划名”的意思,“景”、“清”、“整”、“姐”、“川”、“香”等都是对傣泰语“城市”的音译。此外还有如“回”、“会”、“慧”、“怀”等都是对傣泰语“小溪”、“山谷”、“箐”的音译,这些通名的分布范围也是傣泰文化圈的大致范围,对这些地名的分布和频率进行仔细的研究,不仅对研究傣泰文化圈的共性和差异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探索傣泰民族的迁徙和分布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是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个地区的许多民族“勐”一级的地名除了本民族语地名外,都还有一个梵化名称,如“景洪”的梵化地名为“西立苏帕维帕达”,“勐龙”的梵化地名为“阿底嘎玛腊他”,泰国境内的“勐景”的梵化地名为“纳嘎姐达腊他”,缅甸的“景栋”的梵化地名为“渴玛东嘎布里”,现属老挝的“勐乌勒”的梵化地名为“乌扦腊玛哈达牙腊他”。这些地名都是古印度的某个地名,佛教传入时,这些地名也被移植到这些地区,弄清楚这些地名的分布范围与意义,有助于我们分析小乘佛教传入傣族的时间及其传播的路线。


多重性


地名的多重性是指同一个地理空间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语言代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地多名或同地异名现象。一地多名或同地异名在各种民族语言地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一般只是一种民族语内部的不同命名方式。在一种语言内部,形成一地多名主要因素通常有新名和旧名的共存、正名和俗名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原名和讹化地名的使用以及地名的别称和简称等。这些一地多名现象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在同一地域内的交融,因此可以从一种语言内部去解释这些一地多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它们命名根据上的差异。从而探索这些地名命名的理据和其命名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傣语的一地多名则除了以上因素形成外,更重要的是由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对同一个地理空间的命名、文学语言地名、梵化地名和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傣族地名等多重地名重合现象。傣语每一个地名基本上都同时拥有三个不同称呼,一是现用地名,二是唱词地名,三是巴利语地名。另外还有些具有历史地名和汉语地名等。如“景洪”,古称有“景陇”、“景永”、“勐泐”等,其梵化名则为“阿罗毗”。汉语则称其为“车里”、“彻里”等。这样一个傣族地名由于不同的指称至少拥有六七个不同的名称;“勐龙”巴利语地名为“岗麻腊他布里”,是印度的一个古地名,其唱词地名为“龙罕”。“勐龙”则是其常用的地名;“勐罕”巴利语地名为“拉玛腊他”或“勐达沙纳管”,汉文史籍中称为“橄榄坝”。傣语地名的多重性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变异和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双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空间层次性


每一个地名都是某种地理空间在语言形式上的表现,因而严格说来每一个地名都具有其空间分布性和空间层次性。不但每一个地名都有其地理空间分布性,而且有时许多地名组成一个地名串、地名束在一片地方或一块区域形成一个地名类型区,形成地名空间层次景观。傣语地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其他地名具有共性。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傣语地名空间层次性是指傣语地名在西双版纳地名分布的空间差异和地名在空间上的命名倾向,主要是指傣语地名和汉语地名在空间分布的比率和傣语地名在对村寨命名和山、水命名时与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比率。傣语地名以澜沧江为界,北部地区傣语地名比例相对较低,其他民族语地名,特别是汉语地名占了相当的比例。我们不妨以景洪市地名为例,分析景洪市位于澜沧江以东地区的地名和澜沧江以西地区地名比例: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到傣语地名在江东和江西空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还可以比较位于澜沧江以东的勐腊县地名和位于澜沧江以西的勐海县傣语地名所占的比例,傣语地名东西差异其主要原因是江北地区傣语地名逐渐被汉语地名替代,而江南地名则更多地保留了傣语地名的缘故。汉语地名与傣语地名的空间差异还表现在城市与农村的汉语和傣语地名比例,无论是江东还是江西,城市中汉语地名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傣族农村,这与汉族迁入西双版纳后,大多居住在城市和交通沿线地带有关。

傣语地名空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傣语地名偏重于对村寨和河流的命名而轻于对山地的命名,这是由于西双版纳各民族居住空间决定的。一般而言,傣族通常居住于平坝和水边,布朗族和哈尼族等其他较早居民则大多居住于山区。这种居住环境上的差异使傣语地名在命名上也呈现出一种“重水轻山”的倾向,即对村寨和河流命名比例明显高于对山地命名的比例。不妨以傣语地名保留相对较好的勐海县作为分析和统计的对象,比较傣语地名对村寨、河流和山地的命名比例上的差异:


上表详细统计了勐海县傣语地名占勐海县全部居民点和行政区划、河流和山地地名的比例,从中不难看出傣语地名在命名上的空间倾向性。如果进一步对傣语山地地名进行命名理据分析,我们会看到傣语山地地名一般都是派生地名,即在某某村或某某河前附加一个表类义的kɔŋ2、dɔi1或pu2。这种附加式的命名法进一步体现了傣语命名中的“重水轻山”的倾向性。



混合性


地名的混合性是指一个地名中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成分的地名,一般叫做混合语地名,或称合壁式地名。混合语地名产生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不同民族共同居住于一地,一个民族已经对某地进行了命名,另一个民族由于语言差别较大,就将原来的命名作为一个专名,然后加上本民族的通名,从而形成混合语地名;二是某个或某些民族虽然迁徙或被同化了,但其民族语言作为底层形式被后来民族继续使用。但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后来者不知原来地名的意义,就在原来地名上加上本民族语地名,从而形成混合语地名,如我国福建、广东许多地方现在还保留了大量壮侗语与汉语混合地名,就是由于这种缘故形成的;三是某些民族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带来了本民族语地名,但同时又接受了当地主流民族语的通名,从而形成混合语地名。混合语地名是民族杂居和民族迁徙、同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同语系、语支的混合语地名的重叠层次来了解一个民族迁徙的过程、民族迁徙的先后顺序和被同化民族的历史痕迹。

西双版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地区,当地民间盛传远在傣族迁徙来之前,布朗族、哈尼族等民族就在此蕃衍生息。傣族迁来之后,经过与土著或先来的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傣族为主体,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局面,混合语地名也为这种记载提供了证据。据我们对西双版纳地名进行统计分析,西双版纳混合语地名主要有傣语哈尼语混合地名、傣语布朗语混合地名,傣语拉祜语混合地名、布朗语哈尼语混合地名、布朗语拉祜语混合地名、傣语基诺语混合地名以及新近出现的汉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混合地名,其中傣语与其他民族混合语地名数量最多。由于这些民族语言语系或语族差别较大,在构成地名时专名和通名语序存在差异,因此他们的结合就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傣语和布朗语结合较为紧密,两者由于在语序上相同,所以既有布朗语+傣语地名,也有傣语+布朗语地名,而且傣语与布朗语由于相互影响较大,许多地名是傣语还是布朗语有时比较难判断。傣语与其他汉藏语混合地名因为语序的差异,一般傣语地名在前,然后在其后面添加其他民族语混合地名,大多是以音译的方式,即将傣语地名整体作为一个专名,再加上其他民族语通名,从而形成了“傣语通名+傣语专名+其他民族语通名”这种复杂的地名构成模式。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傣语与基诺语混合地名,由于长期受傣族的统治,过去基诺语地名都是通名采用傣语地名,而专名使用基诺语地名,这样就形成了“傣语通名+基诺语专名”混合地名形式。建国后基诺族恢复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通名,实现基诺语地名单一语种化,但在语序上仍然为基诺语“通名+专名”的模式。

混合地名是民族相互杂居和接触、交往以及相互影响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混合语地名的构成方式、结合的紧密程度、相互借用和相互影响可以了解历史上不同民族的交往和分布情况,同时通过研究不同语系、语支的混合语地名还可以了解历史上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

混合语地名毫无疑问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西双版纳本就是一个多语种的地名区,再加上各种语言混合语地名,给地名的调查、语种分析、地名考证以及地名的命名理据的探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傣语地名语词上的特性


傣语地名在语词上也具有一定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一是地名专有名词的特殊性,二是傣语派生地名的常用模式。

地名是专有名词的一部分,这是从整个地名结构上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充当地名的所有成分都是名词。一般情况下,通名都是名词或方位词,专名的词类则比较复杂,既有名词、形容词、方位词,又有数词、量词、代词等。但从专名的词类来看,大多数语言的专名主要还是名词、方位词、形容词、量词、数词,而动词、语气词则很少见。傣语地名专名与其他语言地名词类比较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性:一是傣语地名专名词类繁多,除了名词、形容词、方位词、数词、量词外,副词、语气词也可以充当地名成分 如:bau5mi“不蔑”(没有。据说以前有人在此打猎,有人问他打着猎物没有,回答:没有。遂得名),nam4pγi1jaa5“南背亚”(南:水,背:光,亚:语气词)。二是用动词充当专名的地名数量较大,我们还是以保存傣语地名比较完好的勐海县为例,统计傣语动词充当专名在傣语地名中所占的比例(注:以居民点和行政区划为统计对象)。

勐海县傣语专名地名中含动词比例统计表傣语地名总数     723含动词地名个数   142约占总数的比例     19.6%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中,我们看到傣语地名中含有动词的地名占到傣语地名总数的近20%,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将之与汉语和壮侗语族其他语言地名比较,动词充当专名的比例都远远超过其他语言,这是傣语地名语词上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傣语地名的派生模式与其他民族语言地名派生模式虽然大体相同,大多是在原生地名基础上加上方位词和形容词前缀,但与汉语等民族语言地名不同的是,傣语地名中从不加“前”、“后”、“左”、“右”,而是冠以“上”、“中”、“下”、“大”、“小”、“新”、“老”、“头”、“多余”和民族族称词等,而且傣语地名中以这种方式派生出来的地名数量和比例远远高于其他语言地名。傣语大多数村寨地名都有一个这样的派生地名,这种命名方式除了血缘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傣族份地制度和负担分配关系在地名中的隐性表现。在封建领主制度下,西双版纳土地的界限非常明确,负担也是以界限明确的“村寨”作为基本单位。即使因为人口增多,需要分出去建寨,他们也需要依附原来的村寨,与原来的村寨共同承担封建领主的负担,并且同时还要向原来村寨承担一些负担。所以在地名上就形成了许多派生村寨的名称,这些村寨都是在原来村寨的基础上加上“新”、“老”、“大”、“小”、“上”、“中”、“下”、“多余”等形容词附加成分,或是在原来村寨基础上附加上族称词,以表示这些村寨与原来村寨的附属关系。这些附加词从出现频率上讲,以mai35“迈”(新)、nɔi11“囡”(小)、tai13“代”(下)出现较高,因为一般建立新寨时,都是从老村或是从大村中分离出来的。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作者:戴红亮选稿:佘本金编辑:黄舒馨校对:洪珊责任编辑: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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