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徐州地名中的古越语底层探析

张艳菊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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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浙一带曾经是我国古百越民族的栖息区域,他们先后建立了吴、越等地方政权,但随后迁至湘黔桂粤地区。然而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名被保存下来。以江苏徐州市为考察点,涉及其辖区内的市区、乡镇、村各级行政区划单位。针对发现的“贾汪”,“圩”类地名,以及“思田”、“岳骆王”等疑似古越语地名进行解释和考证,从而为古吴越地名中有侗台语底层这一观点提供新的例证。

关键词:百越;古越语;底层;地名

1　引言

(1)“越”是周时我国南方的一个大族。先秦史书中,有的称“越”,有的称“于越”。春秋战国时期,越族中比较先进的部分,居今浙江和与其毗邻的江苏一带,出现和建立了越国。其中越国的领域,在勾践灭吴之前,主要集中于今浙江一带。灭吴之后,“并有吴地和向四方扩展”,包括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东部和福建地区。当越王朱句灭郯、灭滕之后,其统治范围可能一度达到山东南部。到了秦汉之时,出现“百越”之称,包括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浙江、福建及岭南地区。

由于战争和自然历史等原因,百越先民逐渐从这些地域迁出,但是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名保留了下来。在一些历史文献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中就记载了一些用汉语记写的百越语地名、人名。周振鹤在《古越语地名初探———兼与周生春同志商榷》一文中也指出:在先秦时代,江浙一带的地名是用古越语来命名的,春秋以后始见于文献记载,并且采用的是华夏语。前辈学者的研究论证同样给我们以启示,例如郑张尚芳在《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中,对“夫椒、会稽、盱眙”等从侗台语的对照中获得新的解释。李锦芳先生的论著《侗台语言与文化》则对壮语地名作了详细分类和系统解释。

(2)江苏是古百越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域之一,而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北临山东省,西临安徽、河南。根据我们的考查在徐州发现了一批疑似古吴越地名。这些保留下来的“语言化石”,对研究梳理汉族与古百越民族的交流融合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首先,我们对徐州市境内的地名作了穷尽式搜集,其地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姓氏命名;以专名加序数命名;以相对的地形方位命名;以形态特征命名;以建筑物命名;以表示吉祥美好的词汇命名;以相关的古迹或纪念地命名;以新的政治词汇命名。另外,由商品交换地发展起来的村落多为站、铺、集为村名;由古城遗址演变而来的村落多带“城”字;军屯兵营演变的村落多带“营”;还有分解而形成的村落多带上、下、大、小,与“彭”有关的地名等等。

同时我们在考查徐州市内的县、乡、村级地名中,发现了一些疑似古越语地名,如“贾汪”、“思田”、“岳骆王”、“圩”类地名等。这些地名处于一般地名命名规律之外,其含义在汉语中难以获得合理解释。根据语言底层理论,江浙地区作为古百越民族的活动地,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伴随着汉语与侗台语的接触,由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古百越语的语言底层,这也是我们试图从侗台语来解释这些疑似地名的理论根据。　　

2　考查初步结论

我们对发现的这几组疑似古吴越地名:“贾汪”、“岳骆王”、“思田”以及“圩”类地名,从语音、语义、语序方面与侗台语相对照作了初步考释。

2.1　贾汪简介

贾汪区位于徐州市东北部,东部与江苏省邳州市交界,南部、西部和西北部与江苏省铜山县接壤,北部与山东省枣庄市为邻。另外对于“贾汪”地名的相关解释,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江苏省》“贾汪区:徐州市辖区。在徐州市区东北33公里,以重要集镇贾汪命名。1952年划属徐州市,设贾汪矿区,1958年撤销矿区,改为贾汪镇,由徐州市郊区领导。1960年改为徐州市直属镇。1965年改设贾汪区。”又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记载“贾汪:即今江苏徐州市东北贾汪区,津浦铁路有支线通此”。这两处对“贾汪”作了地理、行政区划方面的解释,而对其具体的地名含义的解释仍不明确。根据文献记载,明万历年间始有人迁徙至现城区中心地带居住,清咸丰九年(1859年)贾汪已成为集市。那么“贾汪”的名称应该从明清开始出现。随后经历了一系列行政区划变革。

其次,从字面上来看,“贾”与“汪”的构词组合在汉语里得不到合理解释,不符合一般的地名命名规律。因此为了探求“贾汪”这一地名背后的明确、真实含义,我们试从壮侗语中求得解释。

其二,从命名规则上看,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悠久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壮语地名中必然渗入了汉语成分,以致壮语地名中的汉、壮语成分混杂,从而造成了汉壮对应的复杂性。古壮语地名被后迁入的居民借用,一般采用音译方式。又因为语音的历时演变以及汉语方言的复杂性,一个壮语地名往往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汉语译写形式。例如,Rungh(山弄)这一通名,光在南丹县一县就有“弄、龙、洞、垌、冗、陇、聋、懂、东、隆、红、同、冲、拥、董、绿、总、哄、六、峒”二十种汉字译写形式。其次,壮语里命名通常采用齐头式地名,与北方齐尾式地名不同。

因此,不管从语音形式的对照上还是命名方式上,汉语书写形式的“贾汪”无疑具有鲜明的侗台语底层。我们的初步解释是:“贾汪”可理解为两个地类通名联合表示(此处是)“山地”,或者一个地类通名加一个行政区划通名表示(此处是)“州、府”。

2.2　新沂市高流镇的“岳骆王”

首先,我们怀疑“岳”是“越”的异写形式,关于汉语译写形式的复杂性在前文已有论述。这样“岳骆”就跟“骆越”联系起来,而骆越是百越民族中的一支。

其次,再来看关于“骆”字的解释:骆”字从壮语方面来说是地名,壮语对山麓、岭脚地带,统称为六(壮音读lok),“六”、“骆”二音相近,因此“骆田”就是“六田”。在壮语里这种田还叫“那六”,译成汉语就是“六田”或“骆田”。岭南地区多骆(麓)田,把垦食骆田的人称为骆越,这样与百越的其他支系“闽越、于越、滇越”等相区别是有可能的。

再次,越与粤,古音读作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与粤通,越是“人”的意思,骆越即“骆人”之意。与《交州外域记》所载的“骆人”同义,说明骆越与“骆田”有关,而骆田又与“骆”有关。由于耕种骆田的人称为骆民,所以治理这些骆田、骆民的人则分别称为“骆王”、“骆侯”、“骆将”。

最后,骆越、闽越、于越等都是壮语的音译形式,而且受汉语语法规则的影响语序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即汉化。所以我们认为早期的合乎壮语地名命名方式的应该是齐头式,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那么“骆越”在壮语里的语序应该是越(岳)骆。所以,我们认为“岳骆王”这一地名与古越语有密切的语言底层关系。

2.3　邳州市邢楼镇的“思田”村

据研究以“古、边、都、思、良、云“为首尾的地名表示村落人文景观。在壮语中“思”与“虚”等同音义。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中指出:湖南、贵州、两广和滇南充满着“思”字地名。周振鹤、游汝杰认为:以那、都、思、古、六、罗、云、黎等字冠首的地名,集中分布在广西和广东西部、广东的东部、云南也有一些,四川、贵州、湖南三省的南部也有。可见“思”类地名在南方的百越文化圈较为普遍出现,具有古百越语底层。苏北—徐州地区也是古百越民族活动地,因此此处的“思”与南方百越文化圈内出现的“思”应该是等同音义的。

2.4　“圩”类地名

近现代以来随着侗台民族地区商贸活动的发展,出现了“圩(墟)”字地名。这主要来自壮语hw“集市”(布依语hw,临高hu),这些地名多见于广西及周边贵州、云南个别地方。可见这一“圩”类地名出现在南方地区是有根源的。然而我们在考查中却发现,与广西、贵州、云南遥遥相隔的苏北地区—徐州也广泛散部着这类地名,我们认为二者有同源关系,以下有详细论证。

关于“圩”的含义:(1)清同治本《徐州府志》在其卷十六建制考中列出了“圩、寨、乡、里”这一条目,与“城池;桥梁;厅、院、署、楼、堂、厂、所”这三个条目并列,可见“圩”与“寨、乡、里”等是同义的都是居住的聚落单位。

(2)《现代汉语词典》对“圩”的解释为:圩有两个读音形式一是wéi一是xu。①读作wéi时的释义为:圩子,筑～,～堤,～埂。②读作xu时的释义为:湘、赣、闽、粤等地区称集市(古书作虚):～市,赶～,～镇。根据我们考查地名命名含义的目的,我们只取第二种读音xu作为研究对象。

关于“圩(xu)”的考释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圩”在壮语里是一种聚落通名名称,相当于“村子”或“圩场”。—黄小娅(2003)提出“墟”是古越语在广州方言中的底层遗留,并利用相关历史史料进行论证,理清了“墟”的由来及历史演变途径。同时韦树关(2003)也发表了一篇释“圩”(墟、虚)的专题论文,其中引用了大量史料考证了“圩”的由来和演变。

首先,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他们引用的例证丰富翔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性。比如:黄举例“北方立期为市谓之集,岭南则称“虚”;韦则举例“越之野市谓虚,多在村场。先期召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晋代沈怀远《南越志》。这类例子共同说明了“圩”在南方古百越地区是“集市”的意思。

其次,“圩”在南方方言中的语音形式:粤方言广西梧州话hy,广东广州话hœy,福建福州话hy等。同时,韦证明:现代壮侗语族语言中,集市的两种语音形式:haw、hw、heu和faw、fai,第一种我们可以构拟出古音hw,第二种可以构拟出bw,汉语的“虚”应译自古越语的第二种语音形式。因此“圩”是汉语从壮侗语借来的词,“虚”与“墟”只是汉语译写形式的不同。如果从这两个字的汉字字形求解,不可能获得“圩”的本义。

最后,“圩”由“集市”义演变为一种聚落通名名称是有推论依据的。我们可以联系“市”义的演变发展来看,“市”本义为买卖或商品交易的场所,最终演变为一个现代的行政区划单位“市”,从中可以看出“圩”与“市”遵循同样的演变轨迹。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作了相关统计,这类“圩”类地名主要出现在南方的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图1)。这与古百越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我们在考察江苏地名中的“圩”类地名时,发现位于苏北地区的徐州市这类地名广泛存在,疑似古越语地名(图2)。以下是我们考查的初步结论:

徐州市的基本的行政区划为:徐州市辖5个市辖区、4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包括徐州市、云龙区、鼓楼区、九里区、贾汪区、泉山区、邳州市、新沂市、铜山县、睢宁县、沛县。

我们考查了这十一个县(市区),发现有五个县(市区)辖内的乡镇村级出现了以“圩”命名的地名。其中在睢宁县、新沂市、邳州市此类地名比较集中的出现,而贾汪区、铜山县各只有一例,其余六个县(市区)均没有发现用例。具体例证如下(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相关数据来自行政区划网,www.xzqh.org)

(1)铜山县:①赵圩(伊庄镇),

(2)贾汪区:①王圩(紫庄镇);

(3)睢宁县:①葛圩(睢城镇);②张圩(姚集镇);③姚圩、腰圩、(邱集镇);④王圩、陆圩、(魏集镇);⑤邢圩(岚山镇);⑥北杨圩、邱圩、陈圩、(庆安镇);⑦黄圩(官山镇);⑧魏圩(桃园镇);⑨梁圩、仝圩、袁圩、李官圩、高楼圩、刘圩、(梁集镇);⑩孟圩、李圩、秦圩、杨圩、(双沟镇);沙圩、夏圩、余圩、(沙集镇);李潘圩、柳圩、东圩、西圩、(李集镇)。

(4)新沂市:①臧圩(新安镇);②陈圩、苗圩、芦圩、(草桥镇);③朱圩、(邵店镇);④孔圩(北沟镇);⑤新圩、史圩、(港头镇)。

(5)邳州市:①圩北、宋圩、(炮车镇);②胡圩(新河镇);③宋圩(土山镇);④张圩(八路镇);⑤李圩(戴庄镇)。

带“圩”的地名在不同的各级行政区划单位中的保留程度不同,有的没有一例,有的则集中出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不明确,但是这足以表明此类古越语地名正趋于消逝。这也是我们加紧做好这方面搜集、整理工作的动力。

最后,我们考查了江苏省辖的十三个市区,发现每个市区均存在这类“圩”类地名,从几例到几十例(图2),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也进一步证明了整个江苏地区的壮侗语底层。　　

3　余论

自古江浙一带就是百越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区,在历次民族融合过程中,由于不断地受到汉文化冲击影响下,民族的传统的特有的文化正日益边缘化。我们希望通过搜集整理为数不多的保留在汉语地名中的古越语语言资料来探寻古代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轨迹。在这方面前辈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作了坚实的铺垫,我们可做的和应该做的还很多。

由于能力所限,本文只选取了一个市级行政单位,涉及其辖域内的乡镇、村各级,作了穷尽式的考查,并对发现的新奇的语言材料进行了论证解释。我们认为围绕这一课题,对南方其他古百越居住地进行此类考查同样有意义、有价值。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作者：张艳菊

编辑：华丽

校对：黄馨烨

责任编辑：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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