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名看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

朱竑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摘要：开疆文化是一种开发、开拓边疆的文化。开疆文化的传播是通过众多文化要素的逐渐渗透、传输而实现整体状况改变的。开疆文化在海南的传播扩散及其历史影响则又可以从地名等文化要素的演变中得到反映，进而从一个侧面印证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及影响。

关键词：开疆文化；海南岛；传播扩散；地名；印证

相对于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化”而言，开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较为新近的事。已逝北京大学教授陈传康先生在谈到区域文化时，于 1991 年首次提出开疆文化一词。认为它是一种开拓疆土的文化，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初步界定。随后，司徒尚纪在专著《广东文化地理》中进一步诠释了开疆文化，将开疆文化与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结合起来，指出“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疆地区传播的汉文化被称为开疆文化”, 并强调了开疆文化的发展性和阶段性。此外，陈传康还在 1995 年特别强调了“开疆文化”在海南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尽管研究中国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边疆政策、社会学、中国史、民族史、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成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开疆文化”的诸多研究内容，但由于“开疆文化”是一相对新生的学科研究方向，专门研析开疆文化的成果尚不多见。而对开疆文化相关内容的研究，一方面既是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充实，同时，在国家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有关开发边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本文从地名的角度来研究海南开疆文化，旨在为开疆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1. 开疆文化的概念

及其与海南地名的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边疆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历来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均处于较落后状况。故而边疆亦往往成为历代王朝开发、拓展的主要地区。这种“开疆”的过程复杂而多样，形式也各有不同。常常会因各地条件的差异而显现截然不一的特点。各种军事的、政治的、商业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也伴随着王朝的“开发疆土”进程而发生。开疆文化狭义地看是一种开发、开拓边疆的文化。但广义而言，举凡在开发边疆过程中，一切能够使边疆地区从落后的、不发达的境状下向较发达的、先进的阶段转变的行为都可纳入其范畴，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文化层次中的各种要素。

然而，边疆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中原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处于彼消此长，或彼长此消的变化之中。因此，就其内涵来说，开疆文化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渐次变化的概念。本文将开疆文化界定为是开发边疆、开拓疆土过程中通过大量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因素带动边疆地区发展、促进其进步，使其从落后向先进、文明逐步过渡的一种广义的文化形式。它受中心主体汉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和特殊功能的亚文化。它的核心是开发边疆，推动边疆发展。

开疆文化的传播形式和传播途径，古代与现代相比，有较大差别。但不管是古代通过行政建置、移民、贬官谪臣、土地开垦，甚至军事行动等种种活动，还是现代文化传播中，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本身信息和技术含量的增加，更多通过人才的培养、技术和资金的引进等形式，都对落后边疆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地名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景观，是区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和保留。由于地名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民族、文化、风俗、语言文字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人们可以从地名中得到诸多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信息，加之地名所具有的相当的稳定性，它可以成为极具价值的、能够为有关的学术研究提供线索和证据的文化化石，包括开疆文化的传播与扩散。

海南岛作为一个文化发展较为晚近的海岛，其文化的外源性十分突出，即始终不断地从岛屿之外的大陆吸收同时代新的、较为先进的文化因素和成份。因此，其文化是大陆文化的派生系统。换言之，海南文化就其实质来讲，是一种十足的开疆文化。今日海南文化的形成即得益于开疆文化在海南的长期传播扩散，而这种传播是通过众多文化要素的逐渐渗透、传输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开疆文化的历史影响可以从地名等文化要素的演变中得到反映。透过对海南岛地名的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研究，不仅为海南岛多民族、多民系文化的演变、互动提供依据，同时还可以从老地名的继承、新地名的增殖、地名的空间转移、地名的时代特性等特征中挖掘出反映丰富、复杂的海南地域的开发方式。同时，对其地名演变规律的研究，也可从一个侧面印证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及影响。为开疆文化在海南的传播扩散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

2. 海南地名的结构特点

及对开疆文化的印证

海南岛的开发与发展，一直与各时期移民的纷纷而至，并加入到这一“南极荒岛”的建设行列中来紧密相关。不管是早期黎人先民和临高人始祖的进入，还是秦汉以来各朝历代的汉、苗、回等民族人民的到来，均为开拓海南这块疆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他们的足迹均留在现存海南岛的某些地名之中。人群的移居过程，实际上就是原有文化发生的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过程。移民到达新居地，与当地语言发生一系列的渗透、交融、取代、影响等过程，并将这一过程通过地名这种稳定的形式反映出来。

海南地名如同其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区域文化一样，有着一定的层次结构和演变规律，底层是百越族土著文化，反映在地名上为壮语地名；中间层为带有浓厚区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即具有广府、客家和福佬三大民系文化内涵和方言特色的地名；表层才是全国通用地名通名，即为中原正统汉文化地名。这三个层次的地名组成了海南岛地名体系的主要架构。

黎人先民作为海南岛移民中的拓荒者，最早将他们的印迹和影响留在今日海南的众多地名之中。经过对比，海南岛许多黎语地名与广西、广东高州、雷州地区的不少地名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非常地接近或雷同，虽然黎人从大陆入居海南以后，语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仍旧完全可划入壮侗语言系统。《广东新语》中说: “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抱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番某、落某等；其近汉者多曰: 妚某”。这些地名皆据壮语读音、汉字音译而成如“那”是壮语的“田”,“南”(或“湳 ”是 “水”,“陀”为“河”意等。而抱(含宝、保、报、包)、番、升、毛等都是表示黎语“村寨”之意的聚落地名。据统计，海南地名中,“那”字地名为数颇多，有 67 处，如儋州市的那大镇、三亚的那孟村、那受村，澄迈的那光墟等。与此相对应，广西有“那”字地名也有 1200多处，遍布各处。云南有 170 多处、广东 150 多处，越南都有 60 多处。从中不难看出彼此间存在的密切关联。而全岛带“抱”字的地名有 329 个之多，非常普遍。如乐东的抱田、抱界、崖县的抱头、抱营、保引、保球，东方的宝上、抱极，临高的抱茂、抱河，文昌的抱罗，保亭的报升、报导等。而带番、升、毛的地名全岛有 469 个，单是保亭就有 273 个，占 58 %(表 1)。在原海南黎苗自治州 8 个县市中黎语地名就占全岛的 70 %左右。而“方”字地名也颇为普遍，如白沙的方香村、方平村等。据查，方字地名白沙县有 10 处，琼中有 13 处，琼山、琼海市各有 4 处。另外，在临高、万宁等地还有“芬某”地名。这些为数甚众的黎族地名,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且许多地名如“那”字、“抱”字地名均在广东的高州、雷州、阳江、化州、信宜等地较普遍地出现，充分地说明海南岛与广东、广西等地所存在的深刻的民族文化渊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黎族人民在海南岛的分布、开拓范围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考虑到黎族地名在海南岛的分布区域和演变规律，由于广大黎族地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具有作为底层地名的重大影响力，它是印证海南开疆文化的传播、扩散规律的一个重要途径。

临高人也是海南岛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现今临高人分布的地区，存在大量以“临高语”命名的地名。调(吊)某、迈(美、麻)某是“临高话”特有的地名，它还伴有反映壮侗语共同特点的地名，如“那”、“罗”、“古”、“六”等字地名。因为临高先民离开广东大陆沿海迁来海南的时间很早，所以相同特点的地名在其原地粤东地区和经过地阳江、雷州半岛等区残留的多寡亦不一样，粤东较少，阳江等地尚多(表 2) ，但从中仍旧可以反映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来。从地名分布看，海南“美某”地名最多且集中，仅琼山、临高、澄迈三县的就占到 78. 5%，迈某名次之，仅 14%，麻某地名极少，而高州、雷州地区迈某地名较多，麻某次之，美某名极少。

三亚至今保留的许多“番”字地名，则是回民文化进驻海南的最佳反映。如三亚市东部藤桥东溪河入海处的“番岭”，藤桥区的龙海乡的“番园村”，村边的“番人井”，三亚市南黄流西南的“番塘”等。而三亚回民集聚的回新村，回辉村，甚至镇名羊栏镇，也都具有浓郁的回族民族特色。这一显见的异质文化景观的存留，也为回族人民历来就是海南发展的建设者之一做出了回答。

地名与移民关系最密切显著的是移民把旧地的地名搬到新地。这种文化现象既是研究古代移民史的良好线索，也是开疆文化传播扩散的一种历史留迹。海南岛福建移民最多、入居早、分布也广，因移民多集中在岛北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地名覆盖面甚大。在海南 1∶ 100 万行政区划图上所出现的 527 个地名中，有 87 个地名可在福建省地图中找到，占海南总地名的 17%。其中一部分地名完全雷同。如文昌的东郊、东坡、东门等在福建莆田也同样出现；文昌的铺前港在闽侯、同安沿海亦有；东阁、蓬莱、南阳、后湖、凤尾、竹村等是文昌较大居民点，同样可在福建的福清、闽侯、晋江、漳浦、长乐、平和、东溪等县找到；儋县、昌江等沿海的海头、海尾、光村等港湾，也出现在福建龙溪、莆田、晋江等地。两地相同的地名，在福建主要分布在漳、泉、福州沿海一带，而在海南也主要集中于岛北部沿海，而西南和东南较少，充丰反映出其移民特征。而文昌的铺前(港) 、琼海的福田等地名怀疑是福建地名莆田的变音。此外，琼海的中原、阳江等地名也是如上情形。

海南的有些地名则是更直接地对历代开疆过程和事件的反映。如所、亭、都、堡、军、台、营等地名起首，再加上专名构成的地名，本身就源自明代为巩固统治、保卫和开发边疆而设立的卫所制。如较大的地名中就有屯昌、屯郊，东方县的八所、官田、十所、二甲、安都、保丁，乐东的九所、四所、陵水的军田、仙屯、南保、官塘、官衙、官井，琼山的东营，琼中的营根等地名，还有军寮、军府、保亭等。十所、九所等地名在不同县市多次重复出现。这些地名无疑和当时的驻军情况和屯田等开发方式有关。而琼山的“十字路”一地名，更是各时期与海南开通“大十字路”，意欲改善五指山区交通、促进黎人归化等事件有关联。

3. 建国后各时期

海南开发在地名上的反映

建国以后，随着国家对海南岛开发程度的加强，一些富有时代特点的开拓性的地名也出现了。有些地名甚至极具政治色彩。较大的地名如琼中的和平、长征，琼山的红旗，定安的永丰、通什的畅好等。有些国营农场也纷纷以八一、保国、知青场等为名。文革期间甚至还出现跃进、鱼雷、向阳、东风、破旧等地名。

农场取名的情况也体现了时代特点。如政治色彩较浓的有：红田、卫星、东方红、红光、晨星、长征、东升、红华农场，无疑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产物。有的是力图表示农场当初建设者决心和理想的，如立才农场、乐农农场、保国、新农、金安农场：而有些农场意在标明建设者的来源地，如广青农场、阳江农场、中建农场、南海农场；也有的遵循一般取名原则，即用蕴意好、吉祥、动听的名称命名，如隆广农场、太平、乐光、福报、东兴、东平、东升农场等等。另外，海南岛自 20 世纪 50年代至 1979 年，先后接待安置了来自印尼、越南等国的华侨、难侨共 2 万多人，安置他们的许多农场，就以某华侨农场冠名,如万宁的兴隆华侨农场、文昌华侨农场、澄迈华侨农场等。而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国家在海南岛大力发展热带作物的行动，也在某些地名中得到体现。如儋州的海南热作场、屯昌五七茶场、保亭热作所、琼中槟榔园等。近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力度的加大，许多新兴的经济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海南古老的地名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地名有的采用所在地的原有名，如洋浦开发区、加积开发区等，有的则以投资方的情况来命名，如海南国际工业园、台资工业园等等。而各地新近建成的居住小区则纷纷冠之于各种寓意好、响亮、动听的名称，如花园新村、君尧新村等。当然也成为新时期海南发展、开拓的见证。

4. 结语

开疆文化在海南的传播扩散，其最终结果是缩小了海南与大陆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促进了海南岛整体文化水平的发展，并形成现代海南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富有特色，且诸多方面跻身国内先进行列的全新局面。通过对海南地名的研究，人们能够从其丰富多变的演化过程中获取不同时期移民挺进海南、开拓海南的信息，可以说，这些地名既是历代建设者们建设海南、开发海南的无声见证，也是开疆文化的传播扩散在海南遗留的众多文化景观中的一种。透过这些地名文化景观，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理解海南发展的历史和人类开发海南的历程。并从中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以有益于国家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西部大开发事业。

来源：《地理科学》2001年第1期
作者：朱竑选稿：耿曈编辑：方梦瑶校对：郭娟责任编辑：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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