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威胁不可怕 “榆林三迁”是谣传 ——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
陕北榆林地区，正当毛乌素沙漠的南沿,经常受到风沙的危害。过去有所谓“榆林三迁”的说法，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过去这一说法传播很广，并为一些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做为我国西北部沙漠南移的证据。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有人未能分辨这一传说的真伪，客观上起了继续传播的作用。难道榆林城真的曾经向南不断迁移么？来自西北的风沙果真是不可抗拒的么？我国西北部沙漠不断向南侵袭的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呢？面对这些问题，应该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事实，揭示真相，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01
关于榆林城的起源和“榆林三迁”的旧说都是错误的
为了辨明“榆林三迁"的问题，首先应该查明榆林城的起源。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旧日被认为是权威性的“定论”，实际上也是不足凭信的。例如清雍正《陕西通志》曾经这样写道:“榆林府因明榆林卫旧名也，本汉榆谿塞……明因塞置卫，遂取名焉。”这就是说现在的榆林城,在明为榆林卫，在清为榆林府，乃是起源于汉朝的“榆谿塞”。因此，现在穿过榆林城北红石峡、紧傍城西侧南流的清水河，也就获得了“榆谿河”的名称，而且还被广泛引用在地理文献中。从此榆林城、榆谿塞和榆谿河三者的命名，遂被认为是同一起源，似乎很少有人怀疑了（图一）。
但是认真考察起来，汉朝的榆谿塞和现在的榆林城，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榆谿塞一名，初见于《史记•卫青列传》。卫青在汉元朔（公元前123-117年）初，曾屡次领兵与我国北部境内的匈奴贵族作战，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建立了朔方郡，其范围大致包括阴山以南、黄河两岸一带地方。他在行军中曾"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梓领”当今何地，难以确指。“北河”就是现在鄂尔多斯高原北缘的那段黄河。当时卫青遵循榆谿塞的旧道，越过梓领，在北河上架桥行军，大体是从鄂尔多斯高原的北部西行，渡过黄河，至阴山脚下追击匈奴，并没有经过陕北地区。史文称“榆谿旧塞”，则是因为早在秦朝就曾在这里“树榆为塞”，这在《汉书》里也是有明确记载的；“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这里所说的“河”，也是指鄂尔多斯高原北缘的黄河。早在秦始皇时，既然已在这里沿黄河“树榆为塞”，后来卫青再次领兵北上，又继续沿着秦朝所树榆塞进军，因而称之为“榆谿旧塞”。可是到了后来口碑相传，又把榆谿塞叫做榆林塞，或称榆林山了。这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一书的“诸次水”一条中，就有明文记载说:“水出上郡诸次山……其水东迳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即《汉书》所谓'榆谿旧塞'者也。自谿西去，悉榆柳之薮矣。”但是，这里所说的榆林塞，和现在的榆林城并无关系；诸次水也不能和榆林城西的清水河混为一谈。因为《水经注》记诸次水是直接注入黄河的，而清水河则只是无定河的一个支流，在《水经注》别称帝原水。如果以《水经注》诸次水条为根据，进而把现在的榆林城和秦汉时代的榆谿塞拉在一起，那就是十分错误的。
其实，把榆林二字作为地方建置的名称,也并不是从明朝才开始的，早在隋唐时代就已经有榆林县的设置。唐《元和郡县志》称：“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置榆林县,地北近榆林，即汉之榆谿塞，因名，属云州。二十年改属胜州，皇（唐）朝因之。”这段记载把隋、唐胜州榆林县城，同样是当做汉朝榆谿塞的旧址，而根据隋、唐胜州的辖区来推测，这一记载比《陕西通志》较为得实。另外，宋《太平寰宇记》在叙述胜州榆林城的“四至八到”时，又有如下的记载说:“正东至黄河四十里，正北至黄河五十里，西北至黄河二十里，东北至黄河十里。”清乾隆《一统志》更加以概括地描述说：“其地在〔河）套内，东北濒河屈南流处。”这样，隋、唐胜州榆林城的位置，大体上是可以推求了。但是这里黄河的河道，并非古今不变，故城遗址的确切位置，也还有待考定。恰好十多年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李作智同志等,就在托克托城黄河对岸一座古城废墟的南郊，发现有唐开元间墓葬一处，有墓志铭称其地在胜州榆林县城南一里。这样，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城址不仅可以确定下来，而且可以大体上了解到秦汉榆谿塞的所在，从而最后否定了陕北榆林城起源于秦汉榆谿塞的旧说。
那么陕北榆林城又起源于什么时候呢？按在明初修建长城以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居民点，叫做榆林庄。永乐初因庄置寨，因此又称榆林寨。这个原始小居民点的形成,和现在榆林城内、广榆门东南一处叫做普惠泉的水源，应有密切关系。到了正统初叶（公元1437年前后），明朝的统治者又在今陕北一带兴建城堡，因就榆林寨建立了榆林堡。这榆林堡也只是沿着长城所建诸堡中的一个，并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及至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前后，因为地当交通要冲，乃升榆林堡为榆林卫，并在榆林堡的基础上向北扩建城址，这才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政治军事地位，遂成为长城线上的一个军事重镇。这榆林卫城向北扩建的部分，当时叫做“北城”，旧有的部分则叫“南城”。其后“北城”和“南城”分别在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和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又各有扩展。到了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更增修南关外城。此后半个世纪，再加筑一段外罗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于是现在榆林城的基本轮廓最后完成。以上筑城经过，散见于地方志书。只有从北京图书馆所藏绘本《榆林府城图》及注文上，才知道在清朝后期，又曾改筑榆林城的北墙，向南收入大约一百六十丈。这就是到现在仍然保留有旧日城垣的榆林城（图二）。
图二 榆林城平面图
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说五百四十年来，起源于一个普通庄寨的榆林城，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扩建，但是并没有脱离开它原来的旧址。《榆林府志》把上述1472年前后、1492年和1515年的三次扩建，称之曰“三拓榆城”。其实榆林城的拓建不止三次，而后人可能是把“三拓榆城”的“三拓”，讹传为“三迁”，从而演变出“榆林三迁”的神话。
也有人指出：最早的榆林城，在今城以北红石峡东边，靠近长城脚下。这里确实有一个小城堡，不过它和榆林城的城址无关。按自明中叶以后，明朝统治者沿长城一线增辟市场，便于长城内外的居民互易有无。红石峡旁、长城口上的这座小城堡，正是这类较大的市场之一，在清朝的《一统舆图》上，仍注明为“红山市口”。这个小城堡的建立，和榆林城址的迁移也是毫无关系的。
02
榆林一带的早期开发和流沙的来源
陕北榆林城虽然建城较晚，但是榆林一带的开发却是很早的。这虽然不见于任何文字记载，当地的考古发现却提供了最好的见证。现在仅就一次路线考察中的所见所闻，略述如下：
（一）榆林城北塌崖畔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榆林城西门，循清水河（榆谿河）左岸北行，经红石峡，穿过长城，继续北行，有清水河支流自东来注。这条支流在地方志书上叫做獐河，俗称头道河。
沿头道河南岸，修建了从榆林到长乐堡的公路。公路从一处较大的居民点附近经过。这个居民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叫做古城滩。
未到古城滩之前，在头道河南岸的三级阶地上，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处。这里地面上已开始有流沙分布。当地群众通称这带地方为塌崖畔，因此这一遗址可以叫做塌崖畔遗址。榆林——长乐堡公路正好穿过遗址中部。
1964年8月进行路线考察时，在该遗址东部发现有椭圆形灶址一处，其中草木灰的灰土堆积很厚，夹有木炭和篮纹炊器陶片，灶址周围采集到彩陶四片（图三：1、2）,但地面最多见的是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夹砂粗灰陶等器物的残片（图三：3—7）。这里的彩陶和西安半坡以及内蒙古清水河县的白泥窑子村出土的彩陶十分相似，在地理位置上，也显示出彩陶文化从半坡经过这里向白泥窑子传布的迹象。至于这里的灰陶则和长城内外普遍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的遗物同属一类，其中有的还显示出一种地方特点（图三：3、7）。
图三 塌崖畔遗址陶片
1、2.彩陶 3.泥质灰陶
4—7.夹砂灰陶和夹砂粗陶
除大量陶片外，还采集到残石刀四件（图四），残石璜一件（图五：左上），残石斧二件（图五：右上），骨器二件（图五：左下），残陶纺轮一件（图五，右下）。
图四 残石刀
图五
左上：残石瓒 右上：残石斧
左下：骨器右下 右下：残陶纺轮
根据上述遗物判断，这里或许是仰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共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至少可以说早在新石器时代，榆林城附近就已有人类居住，从事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劳动了。
（二）古城滩缸房村汉城汉墓遗址
在古城滩西南、缸房村以西，头道河南岸的沙丘间，有古城遗址一处，其地西去塌崖畔遗址很近，向南到长城脚下的走马梁也不很远。
古城残存的城墙，大半已被沙湮,不能确定其大小。在露出沙丘的一段城墙附近，有大量绳纹板瓦的瓦片散布地上。在缸房村内农民新挖开的土坑中，可见瓦片叠压的文化层厚达四十厘米。从村内居民征集到当地出土遗物，有泥质灰陶罐二件（图六）、半两五铢各一枚（图一三），三棱铜簇四枚（图七:1、2）。初步判断，这应是东汉晚期的古城遗址。
图六 泥质灰陶罐 图七 三棱铜簇
另外，1664年缸房村村东小学在修建学校西墙就近取土时,发现古墓一处（图八），墓室已破坏，只余墓底长条素面砖和完整的画象石墓门一扇，石墓门形制刻画和1965年附近南梁村出土的东汉墓相似，也应该是东汉古墓。
上述缸房村汉城和汉墓的存在，说明至晚到东汉时期，榆林附近已有相当可观的城市聚落发展起来.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推测，这一汉城或许就是上郡龟兹县故城的遗址。
（三）牛家梁的汉代遗址
榆林城北过头道河继续前进，在清水河左岸二级阶地上建有牛家梁国营农场，农场场部正好修建在一处古代遗址上。据场长介绍，在建场时曾挖出大量瓦当残片，所以这里又叫做“瓦片梁”。1964年8月，到该场参观引水拉沙工事,在场部院落外，见有汉瓦残片散布地上，其中以绳纹板瓦筒瓦碎片最多（图九），当时于场部门外水沟边上捡得云纹瓦当残片一块（图一O）。这里应是一处西汉遗址，可能还是汉代一个较大的居民点，可惜的是遗址遗物保留得已经很少了。
（四）白河水库汉代遗址
白河是清水河上游一支，自西北流向东南,在牛家梁以北与正北流来的圪求河相会,始有清水河之名。
白河水库位于黄特老亥以南，马合以北。在水库西岸和鱼场东面的瓦片梁上，有古遗址一处，其地西南距榆林至乌审旗公路约一公里。1964年8月路经这一遗址，有分布成堆的汉代瓦片残片（图一一），从鱼场工人中征集别在遗址内捡拾的半两钱三枚（图一二）、大泉五十一枚（图一四）。这是榆林城北沿清水河而上，迄今所见又一处汉代遗址。
图一二 半两钱
图一三 五铢 图一 四大泉五十
以上只是在一次路线考察中所发现的几处古代遗址。如果进行详细调查，必会有更多的发现。实际上在这次路线调查以前，古城滩一带已经陆续有汉墓被发现，上述南梁村出土的汉墓即是一例。其后陕西省博物馆也曾派人到榆林一带进行过考古文物调查，并到过古城滩，同样看到了一些有石刻和画像砖的汉墓。根据所用石材和雕饰来看，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修建，而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地主官僚所有。这类石墓的分布和当时城镇所在地也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类剥削者多半是居住在城镇里。更重要的是陕北一带，包括榆林地区在内，这类汉墓中的石刻和绘画，还反映了当时生产发展的一些情况。这一点早为陕西省博物馆的同志们所注意。武伯纶同志在《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一书的序言中就曾这样写道:“陕北画像石的内容，是有其特点的，这里面包含了牛耕地和农产品的生产题材，反映了铁制农具被广泛应用与汉代的农业经济发展；也包含了各种狩猎生活和飞禽走兽，反映了当时高原山区人民的生活情况。”由此可见陕北一带包括榆林地区在内的农业生产，早在汉代就已经相当发达。而榆林北部塌崖畔遗址的发现，还可把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因此可以断言，现在的榆林城虽然建置较晚，可是榆林地区的开发，却已有悠久的历史了。肯定了这一点，同时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榆林地区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受到风沙威胁的？看来在东汉时期，这里还不曾有流沙为害，上述序文中在论及古城滩所见汉墓时，也曾推断说:“现在这些墓葬和散布在地面上的砖瓦残片，都被一望无际的流沙包围着，回想古代人们既然在这里建造如此讲究的墓葬，也一定能筑起房屋来，当初地上面貌绝非如此。”如果这一推断不错，那么现在这些“一望无际”的流沙，又是怎样吹来的呢？
关于这一带流沙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流沙是从外部——也就是从北面和西北面的大沙漠吹来的，暗示整个沙漠地带的南移，所谓若干年内沙漠向南侵袭若干里云云，就是从这一假说出发的。
另一种说法与此相反，认为这里的流沙主要起源于旧社会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当时在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下，不只是劳动人民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就是大自然本身也受到了无情的掠夺和破坏。在这一带地方，天然林木砍伐殆尽，本来只宜放牧不宜农作的草原，也被滥行开垦。结果，原先为植被所固定以及被较薄的土层所掩盖的所谓“暗沙”，都被翻为“明沙”，这在当地农民叫做“就地起沙”。当然“就地起沙”也并不排除被翻起的“明沙”，将随着强烈的北风和西北风，向南方和东南方吹袭，并且造成了明显的危害，但这种“就地起沙”和上述整个沙漠南移的说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过去有人误认为整个沙漠南移，只不过是把一种局部现象加以扩大，甚至把它看做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暴力，因而讹传出“榆林三迁”的神话，实际上，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在旧社会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所造成的就地起沙的恶果，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03
战胜风沙的危害，榆林地区的自然面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榆林地区的劳动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向风沙的危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旧日长城内外风沙肆虐的地区，开始出现了“绿色长城”。纵横交错的林带，有效地控制了流沙的侵袭。与此同时，根据劳动人民自己的创造，又展开了“引水拉沙”的群众运动。无数的沙丘被平掉，成片的农田被开辟出来。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风沙的危害是完全可以战胜的，榆林地区的自然面貌也是完全可以改变的。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革命干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例如榆林县“北沙农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开始建场的头两年，一个公社干部率领五十二个社员，利用引水拉沙，一个冬春就平掉了二十六座大沙梁，造出了可耕地一千二百九十六亩。又如靖边县杨桥畔大队不仅在沙漠腹地引水拉沙，开辟出万亩农田，而且现在的粮食亩产已经上了《纲要》。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在榆林地区的一部分干部中，也曾出现过“榆林难变”的悲观论调，这种论调实际上也就是听天由命、屈服于自然压力的思想反映。近几年来，特别是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地县两级干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批判了“榆林难变”的错误思想，提高了路线觉悟，认识到改变自然条件，战胜自然危害，关键在于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抓好基本路线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目前，在全党动员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革命运动中，榆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必将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前进，反对倒退，高举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战胜风沙改造自然的宏伟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为了更好地为这一宏伟的目标服务，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古为今用的方针指导下，应该更加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自己的专业工作，去进一步阐明西北沙区自然变化的真实过程，总结历史上劳动人民在这里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教训，扫荡一切阻挠人民前进的旧传说、旧观念，鼓舞人民群众向自然作斗争的雄心壮志，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毫无疑问，只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积极地投身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坚决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来源：《文物》1976年 第2期
作者：侯仁之 袁樾方
选稿：周辰
编辑：黄舒馨
校对：陈汶灵
责任编辑：方梦瑶
往期推荐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