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摘 要：城市地名作为城市物质空间的代码，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其形成和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该文运用文献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以1982年和2010年南京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发现，经过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城市道路地名变化剧烈，总体变化率达82.3％；消失的道路地名主要集中在“老城南”地区，新增城市道路地名集中在秦淮区的西北部以及河西新城地区，呈现团块状分布；城市道路地名主要类型由反映典故故事、建筑和经济活动等，演变为以反映居民区和山水地物最多，各类型城市道路地名的比重变化较为显著。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分析其演变的动力机制，认为城市道路演变过程受到权力主导，是权力的空间表征，资本城市化过程则是推动城市道路地名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促使大量道路地名的产生，而在道路地名命名的过程中，隐含着地方文化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商业文化“博弈”。
关键词：地名演变；城市化；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南京市
地名是人们对地表特定地域空间或地域实体的指称，是在人的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为确定地物类型、空间方位及相互距离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地名是空间的附属品。地名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将特定地域的自然、政治、经济、历史及社会文化投影到空间中，具有塑造空间的功能。地名本身所蕴含的信息量巨大，因此成为地理、历史、政治、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主题。国内学者对地名的研究较为广泛，主要侧重于地名的历史渊源和空间分布特征。我国古代的一系列地志著作，是研究地名渊源的宝贵文献资料。华林甫研读《水经注》，发现其中记载的地名数量巨大，同时对地名渊源的解释质量很高，并引述了众多已经失佚的地名学文献，在中国地名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地名的“所指”内容非常丰富，既能反映出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也与政治意识更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地名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它与特定地区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特征关系密切，在景观上存在地域分异，并能体现特定人群的空间分布与历史变迁。孙冬虎认为地名同样关乎国家的主权问题，对岛屿的命名应谨慎外来地名的干扰，以科学地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国外对地名研究的历程很长，并且不断挖掘出地名研究领域的众多方向，由最初的百科全书式的地名搜集，到深度挖掘着这种文本符号的复杂含义，认为地名联系着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地名稳定性、空间性以及自身特有的涵义，使得它成为国家建设和权力构成的一种策略，地名新体系能促进特定历史的概念和民族认同感。地名的商业化发展使得地名成为一种重要的符号资本，空间的命名开始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领域。
总体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地名研究，从作为历史、文化及社会记忆的载体，扩展到权力、阶级与资本的空间塑造；由单纯地将地名作为一种现实结果，过渡到重视地名命名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影响；由地名作为一种产物到重视它的媒介作用。国内学者对地名的研究，倾向于探寻地名起源及地名本身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地名命名机制未做深入探讨，对当今市场化背景下的地名商业化机制研究较少。本文基于空间的生产视角，以南京市1982年和2010年主城区城市道路地名为例，运用ＡrcGIS空间分析和制图方法，研究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特征，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深入探讨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的动力机制，以期为城市地名学研究以及城市地名的规划提供有益借鉴。
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Lefebvre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的生产”理论，并且建构了一个三元一体的空间生产过程理论框架：“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哈维、卡斯特尔斯等学者吸收马克思主义和空间生产理论的精髓，研究城市化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城市是人口、资源和权力的聚集地，城市内部的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进行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城市的空间生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外部推进和内部更新不断进行着空间的生产过程，城市地名也相应地发生着发展和更新。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差异性是源于城市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地方性的体现则需要城市地名的空间表达。城市地名是城市空间生产的附属品，也注定参与城市的空间生产过程。从封建社会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经历着权力和资本此消彼长的过程，历史文化和时代特征则不断印刻在地名之中，城市地名的演变也呈现出多重动力机制。因此，本文主要基于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探索城市道路地名发展和演变的动力机制。
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是南京市主城区（包括鼓楼、玄武、秦淮、建邺４个城区），研究主城区内的城市道路地名。通过扫描2010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图册》，利用ArcGIS10.0的空间配准工具、制图工具等得到所需的城市道路矢量图层，查阅南京市1982年和2010年两次地名普查成果《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南京地名大全》等文献，形成南京市1982年和2010年地名数据库。
城市道路名称的结构包括专名和通名两部分，如虎踞路，“虎踞”是专名，“路”是通名。城市道路的专名一般包括路、街、大道、巷（里、弄、坊）等名称，代表着城市道路的等级。城市道路等级的提升，有时会保留道路的专名，而仅仅改变通名。本文在研究地名的命名时间及分类时，是基于专名本身，因为地名的含义主要蕴含在专名之中，专名是街道名称的灵魂，是地名文化纪念的载体。
２．１南京市城市道路地名的空间演变
通过对比南京市1982年和2010年的城市道路网分布图（图１），可以清晰地发现，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城市道路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由此带来城市道路地名的深刻变化。经统计，1982年城市道路地名574个，而到2010年，有66个道路地名因各种原因已经消失，占1982年城市道路地名总数的11.5％，有407个新增道路地名，占1982年城市道路地名总数的70.9％，总体变化率为82.4％。2010年南京市主城区的城市道路地名为915个，总体增长率为59.4％。
运用Ａ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城市道路地名的演变进行空间分析。为精确反映城市道路地名的空间位置，本文采用线密度分析方法。然而，简单的线密度分析会使分析结果与道路的长度而非道路地名有关，故应消除道路长度对空间分析的影响，突出地名的空间数量变化。本文采取的方式是设置线密度分析的Population字段（以下简称Ｐ字段），通过限定各个道路线的计算次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Ｐ字段计算方法如下：
Ｐ＝ａ／（Ｌ＊ｋ）
式中：Ｐ为Population字段；ａ为较大的常数，以确保Ｐ为整数；Ｌ为道路长度；Ｋ为道路的等级，Ｋ＝１代表城市主干道路，Ｋ＝２为非主干道路（即次干道和支路），相同长度的主干道路Ｐ值是非主干道路的两倍，体现较高等级城市道路地名的重要性。
由南京市消失城市道路地名的空间密度分布可以发现，1982－2010年南京市消失的城市道路地名主要集中在秦淮区的西部、门西片区及以北地区，并延伸到新街口西北部，主要在朝天宫街道和双塘街道辖区内。道路地名的消失有多种方式，主要表现为：第一，城市道路的拓展合并，会相应地更改道路地名或选择部分路段原有地名，导致地名减少，这类消失地名最多，达37个，占总数的56.1％；第二，城市道路实体不变，仅改变道路地名，这类地名有16个，占总数的24.2％；第三，城市道路消失导致地名消失，如老城区的居民区改造，会使一些老街巷消失，街巷名也随之成为历史地名，这类地名最少，有13个，占总数的19.7％。由此可见，南京市城市道路的拓展、合并是城市道路地名消失的主要原因。20世纪末以来，南京内城区经历了规模巨大的旧城改造，每个街道都有相当规模的家庭被拆迁安置。宋伟轩等利用2000－2011年南京市内城区拆迁家庭的属性信息，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得到分街道拆迁户局部空间关联图，拆迁安置户主要聚集于城南的双塘、夫子庙、朝天宫和洪武路街道。由此可以看出，伴随旧城居住区拆迁改造，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也进行着配套建筑，导致部分道路地名丧失。
由南京市新增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的空间密度分布（图２）可以发现，1982－2010年南京市新增城市道路地名分布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秦淮区的西北部以及河西新城地区，呈团块状分布。通过叠加2010年南京市主城区的现状地类图层，发现密度高值区域内的居住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分别占37.5％和19.7％，明显高于平均值的20.1％和11.8％，由此可以推断，城市道路地名的增加与房地产开发关系较为密切。
２．２南京市城市道路地名的类型演变
城市道路地名命名的不同类型，往往能够折射出城市社会文化的变迁。为深层探究城市道路地名社会文化属性的演变特征，对城市道路地名进行分类（表１），将道路名分为典故故事、风景园林、工程、经济活动等17个类型。
通过对两个年度城市道路地名类型的划分和统计（图３），发现城市道路地名类型在28年内发生了深刻变化。1982年的地名类型中，典故故事、建筑和经济活动类最多，三者合计占总数的35.7％。其中，典故故事类地名主要产生于明清时期，这些地名记载和传递着城市发展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建筑类地名中，很多是来源于寺庙名，反映了历史时期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经济活动类地名也集中产生于明清时期，多反映城市商业活动类型，是古代典型市井文化的表征。2010年的地名类型中，以居民区和山水地物命名的城市道路地名明显增多，比重分别增长了13.1％和4.4％，典故故事类、工程类和建筑类道路地名比重下降最大，分别达4.0％、3.8％和3.4％。在新增的407个城市道路地名中，以居民区、山水地物、祈愿、经济活动等类型所占比重最高，合计占63.4％，而纪念类、军事防御类、政治机构、姓氏等所占比重最低，合计占5.7％。统计17类道路地名比重变化的方差达15.6，说明各类型城市道路地名比重变化较为显著。
新增的城市道路地名中，文化设施、军事防御、名人及行政区等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南京市内城区；以居民区命名的道路地名主要分布于内城区以外地区，周边原有乡村被城市吞并而转化为城市社区，以及城市扩张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房地产开发，是产生该类地名的主要原因；以名山、名川等自然地物命名的城市道路主要分布于南京河西新城地区，这与突出“滨江风貌特色”的规划建设主题密不可分。
在Lefebvre三元一体的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的表征”即是空间的符号化，是一种建构空间，具有潜在的规训作用。空间的表征不仅是权力控制的重要内容和各方的争夺领域，还不断反作用于资本、阶级和物质性。权力的运作离不开空间，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必须通过空间得以再生和蔓延。如福柯所言，“空间在任何公共生活形式中都是基础性的；在任何权力实践中都是基础性的”。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空间中渗透最广的公共社会空间，从有形的道路、路标到无形的路名符号，均处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基本由政府建造，国家权力遂将意识形态隐秘地渗透其中，民众有时是浑然不知地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共谋者。城市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城市规划成为国家意识和力量向社会空间渗透的重要手段。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规划，规划技术人员的设计理念会加强政府的表征权力。城市地名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体系中重要的专项规划，其编制重点在于城市道路地名规划。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商业化的氛围愈加浓厚，但是代表城市公共空间的道路地名的商业化则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南京市《城市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城镇路、街、巷名，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地名，以及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不得有偿冠名。”为传承南京市老城区的历史文化，彰显城市时代特色，对城市的道路地名进行分区规划和保护，政府在其中主导着城市的文化表征。尽管南京市旧城改造过程中很多街巷消失，但是新道路依然采用原有的街巷地名，并且基本保持了道路的基本格局，而保留道路格局是旧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条件。新区道路地名规划则是严格遵循了新区的发展特色———“居住与就业兼顾的中高档居住区和以滨江风貌为特色的城市西部休闲游览地”，而新增的城市道路地名类型则十分契合这一发展特色，以居住区命名的道路地名占新城新增道路地名的33.3％，而以名川、名山等自然地物命名的道路地名也占31.4％，二者将近占2/3。从中可见政府的权力对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的重要推动力。
３．２资本城市化过程的有力推动
城市道路地名是城市道路实体的“文本”指称，因此其数量的发展演变离不开城市道路的更新和扩张。城市空间内部各种要素的流动主要是依赖城市道路，城市道路是一个城市有机体的血脉网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城市化发展必然伴随着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道路地名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管理工具，也会不断产生和蔓延。哈维受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资本的城市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三次循环”的概念，其中，第二次循环是资本对建成环境的投入，城市化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城市建成环境的扩张，因此资本的第二次循环与城市化关系最为密切。城市化作为资本空间生产的重要内容，除了城市建筑、广场、道路等物质实体空间，也有城市道路地名等技术层面的生产建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南京市迎来了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以旧城改造为重点，到本世纪初转向以河西为重点的新区开发，资本的投资是重要的手段和动力。无论是90年代旧城改造过程中的“以路带房，以房补路”方针，还是现在的新区房地产开发，都很好地解决了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资本投入问题。南京市在旧城改造过程，拓建了多条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很多古老的街巷合并。因城市道路的拓建合并而消失的地名占消失地名总数的56.1％，这些地名随之成为历史地名。南京市城市道路网的扩展，伴随建成区不断的向外蔓延拓展以及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过程，1982－2010年城市道路长度增长约124.74％，因此也产生了大量新的城市道路地名。资本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靠城市房地产的开发，在此就体现在以居民区命名的城市道路地名的大幅增加，由1982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16.3％，其中以各种新开发居住小区命名的道路地名占2010年居住区类道路地名的62.2％。
３．３城市不同的文化“博弈”
城市在快速演进的同时，也不断参与到全球空间生产中，外来文化和地方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在近3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南京市各类型道路地名发生很大变化，以居民区命名的道路地名明显增多，其中36％的居民区是由乡村地名直接过渡得到。例如，佳营路、板仓街、安怀路等，传递了乡村向城市转变的信息，也保留了本地居民的地方记忆和感知。另有64％的居民区类型地名是以企业或表现吉祥、富贵的词语命名的，如汇景路是以汇景家园命名，“汇景”二字来自于建设企业的名称；康居路是以康居里居民区命名，表现美好的愿望。它们缺少历史根基，并且趋同化、商业化痕迹显现。在资本城市化进程中，南京城市公共空间也逐渐被私有化，也造成了城市文化的趋同以及地名感的丢失。
在城市街道命名过程中，地方政府、规划者、专业顾问和学者等知识阶级组成主要的设计决策者。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阶级使用各种技术和知识所包装出来的规划设计，看似公正合理，却很难逃脱全球化语境下的资本控制。尽管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南京市对老城区旧地名的保护比较好，但新增城市道路地名并没有很好地延续和传承城市原有的文化，地方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进行着“博弈”，却始终处于劣势。
本文简要回顾了近些年国内外对地名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城市地名演变的新视角。以南京市1982年和2010年两次地名普查作为基础数据，通过文献法、统计法以及GIS空间分析和制图方法，探索城市道路地名空间演变和类型演变特征，然后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对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结论如下：１）1982－2010年，南京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地名变化剧烈，总体变化率达82.4％，其中消失地名占11.5％，新增道路地名占70.9％。２）消失的城市道路地名主要集中在秦淮区的西部，门西片区及以北地区，并延伸到新街口西北部，主要在朝天宫街道和双塘街道辖区内，道路地名的消失主要是城市道路的拓展合并所致；新增城市道路地名主要集中在秦淮区的西北部及河西新城地区，呈现团块状分布，城市道路地名的增加与房地产开发关系较为密切。３）南京市城市道路地名主要类型由1982年的典故故事类、建筑类和经济活动类为主，发展到2010年以居民区和山水地物类最多，各类型城市道路地名的比重变化较为显著。４）城市道路地名空间扩展的方向及地名类型演变过程主要由权力主导，是权力的空间表征，资本城市化过程则是推动城市道路地名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促使大量道路地名的产生，而在道路地名命名过程中，隐含着地方文化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商业文化“博弈”，然而始终处于劣势。
由于道路命名的复杂性、历史资料的难获取性，本文研究所用的基础资料难以达到准确无误；空间生产本身都是复杂的社会生产过程，城市道路地名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产物，其演变的动力机制不断变化，这些都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来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5年第4期
选稿：佘本金
编辑：佘本金
校对：郑雨晴
责任编辑：黄海红
作者：张超亚 张小林 李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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