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警钟：先知的世纪预言开始应验
被遗忘的警钟：
先知的世纪预言开始应验
文：那兰丨编：先知书店
今天，伴随着越来越剧烈的经济下行，焦虑和恐惧，正像病毒一样蔓延：穷人和富人，都缺乏安全感；民众和精英，都失去方向感；社会道德失范，底线屡屡被洞穿；整个世界似乎也陷入了癫狂……
而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早在14年前就被华人经济学家所预见。
2004年的中国，正值经济发展的高速期，林毅夫等人提出中国的“后发优势”：后进国家即便不模仿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可以依靠先进的科技成果实现快速增长、后来居上。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后发优势”深信不疑。他们沉浸在“盛世图景”的幻觉中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出现了：
“不改革制度，私产没有保障，技术带来的增长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长此以往，官企依托特权与民争利、破坏契约精神，蚕食社会活力，最终让国家堕入深渊！这不是后发优势，而是后发劣势！”
他的预言，在当年几乎无人问津。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真理不会轻易被改变。事实上，他的担忧，正在切切实实的上演。当焦虑和恐慌情绪蔓延的时候，这时候的人们才猛然想起他当年的警告。
他就是杨小凯。
杨小凯是一个传奇。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象牙塔里的人士，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靠的是一本本扎实的鸿篇巨著，一篇篇“开拓人类新领域”的天才论文。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亲自写信，推荐他担任讲座教授。就连以自负著称的张五常，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我那样的求学际遇，那么他会有怎样的成就呢？只有上帝知道。拿个诺贝尔奖，不是什么难事。”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的英年早逝，是人类的损失，尤其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世界失去了一位诺奖得主，中国失去的，则是一位深切洞见中国前途的先知。
▍十年牢狱之灾，十年“大学”
杨小凯1948年生于吉林，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在湖南省内任职，于是把他带到了长沙。他的大名是杨曦光，改名是因为，在那动荡的10年里，“杨曦光”实在是太有名了。
1966年，父母双双被打倒，正在念高中的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屈辱、愤懑、疑惑之余，他加入了“造反派”，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满怀革命激情的他，写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在文中，他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没想到，这张大字报很快火遍了全国。北京很多大人物都知道，湖南有个杨曦光。康生读完此文后十分震怒，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19岁的杨曦光遭此大难，几乎家破人亡。康生认为一个高中生不可能写出理论性那么强的文章，背后一定有黑手。于是，他的父亲也被关进了“学习班”，母亲因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1月23日自杀。几天后，他才得到母亲的死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逮捕，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家庭被摧毁，风华正茂的年纪被投进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终结——即便没有绝望消沉，也是满腔仇恨。但是，10年的铁窗生涯没有打倒杨曦光，他不仅抛弃了年少时的稚嫩与激进，还在监狱中找到了他一生为之付出的方向。
他后来回忆道：“经历过革命的骚动，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受尽了屈辱和辛酸，这之后恢复的秩序和理性，对我就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之前参加过革命的旧贵族一样，在之后的岁月里，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曾经的革命狂热。”
大梦醒来，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监狱里的犯人几乎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他疯狂地拜师学艺，学英文，学微积分，还向工程师学电机、学绘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读到的所有书籍，正是对《资本论》的反思，让他迈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外面的同龄人轰轰烈烈地闹了10年的革命，监狱里的杨曦光却扎扎实实地上了10年“大学”。
他当时已经抛弃国内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思想比较自由。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作为顶级经济学家的潜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
尽管10年之后出狱时，他发现自己推导出的那些理论，有的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但他看得很开：“别人想过的东西我也能想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
▍“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是杨小凯做的”
1978年，杨曦光刑满释放，却无法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改用小时候用过的乳名杨小凯，在印刷厂做了一名工人。
1979年，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硕士生，但由于历史问题，无法参加考试，于是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杨小凯一考即中，于是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两年的实习研究员。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完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部著作。据那个时代过来的经济学家们回忆，他们当时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杨小凯的这两本书。
1982年，杨小凯被聘为武汉大学讲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正在武汉大学访问，杨小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邹教授推荐，杨小凯于1983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博士。
临出国时，又遇到了麻烦——杨小凯还没被平反，无法通过政审。邹教授只好写信给中央，才把手续办下来。
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在与顶尖学者切磋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越发有了信心。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耶鲁念了一年博士后，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杨小凯的经济学上的成就，令全球学术界侧目。1988年时，他的博士论文就被多方评价为“真正的开创性研究”，“一篇具有改变经济学所有基本定律的潜力的论文”。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期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杨小凯所做的。”
1998年，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一经出版，便被公认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评价：“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先驱的国际名声。”
▍杨小凯之问：中国向何处去？
作家苏小和曾说：“杨小凯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人，古典到可以和亚当.斯密直接对话”。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杨小凯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经济理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将注意力转移到落后国家转型，尤其是中国的转型问题上。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小凯生前身后都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备受冷遇。除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了解他的思想。
2000年前后，茅yu轼先生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荐，希望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这些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杨小凯逝去10余年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引发全社会热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场辩论，不过是杨小凯在去世前，与林毅夫“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辩论的延续。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的权力被限制住之后，经济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发展，英国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面案例。二战后，美军为日本起草了一部限政主义宪法，其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专利保护”的原则，成为日本成功的秩序基石。
他说：“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让他坐了10年监狱，却获得了满堂喝彩；这篇《百年经济史笔记》令他彪炳史册，却在当代中国备受唾骂——生前的最后几年，杨小凯似乎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在自知时日无多之时，他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杨小凯生前照片首度公开
今天，杨小凯已经远去14年，但今天的中国，当今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预言中。回头再看，杨小凯“后发劣势”的观点，正是解决当下“转型困境”最亟需的思想资源。
世间再无杨小凯，但转型之路依然漫长。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和他的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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