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哈耶克大战凯恩斯": 张维迎、杨小凯与林毅夫的四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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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杨小凯与林毅夫的四次交锋

文：先知书店汇编

当下，焦虑和恐慌像病毒一样蔓延：经济领域的产能过剩，受政策环境，以及贸易战、税收等因素影响，企业倒闭潮正在涌现，股市下行、汇市受挫，甚至连承载着国人财富与幸福的房产，也出现下跌迹象！

危机并非突然而至。曾经，有太多的人沉浸在“经济奇迹”、“大国崛起”、“后发优势”的幻觉中，而忘记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忘记了制度、思想和国运的基本逻辑，这才酿成更大的危机，并开始集中爆发。

▲林毅夫、杨小凯和张维迎

『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的四次思想交锋』

问题千丝万缕，但大致可归结为“国企改革”、“产业政策”和“制度改革”这三大关键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在学界其实从20年前开始就一直存在，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争论，当属林毅夫、杨小凯和张维迎。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长达二十年的四次大辩论中：

第一次交锋：199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史称“北大交火事件”。

第二次交锋：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所发表关于“后发劣势”的演讲，林毅夫发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两人的交锋由此开始。2004年7月，杨小凯不幸因病去世，但这场交锋并没有因此终结。

第三次交锋：2014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韦森老师在上海举办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林毅夫出席并特地带来一份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未发表文稿，题目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天后，他又修改后并发表了新的版本：“我觉得现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交锋再次升温。

▲张维迎（左）与林毅夫（右）在追思会上的辩论。点击图片即可了解林张二人争论的本质。

第四次交锋：2016年11月9日，准备已久的“产业政策大辩论”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拉开序幕。此次被称为“世纪之辩”的主办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交锋双方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主持人为经济学家黄益平。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旷时持久的思想交锋，堪比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哈耶克大战凯恩斯“的翻版。那么，三位学者的分歧到底是什么？近二十年过去了，究竟孰对孰错？今天，我们应该借鉴那种思想资源？先知书店梳理了三位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供您参考评判。

『国有企业应该如何改革？』

199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大辩论。

张维迎：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并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

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控制权和分配利润的权利，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持续负责任地经营下去。当一个企业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

从历史上看，人类只有按照市场逻辑进行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全人类的生活。只有市场逻辑才能够创造财富。

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几乎毁灭。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能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市场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提供世界人民喜欢的服务，所以他们变得富有。

▲中国国企现状，（点击图片,深度了解国企改革的真问题和深层次原因）

林毅夫：国企民营化会造成社会动荡。

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非产权。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产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

在我国，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实践，这些转型国家把国有企业民营化了，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社会和经济反而出现了动荡和腐败。

『产业政策是存是废？』

2016年11月9日下午，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就产业政策进行了辩论，史称“世纪之辩”。

林毅夫：只有实行产业政策，经济才能快速发展。

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

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有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也应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思潮影响了拉美等后发国家，结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企业家的逐利性导致他们不愿做最基础的投入。

产业政策为何会失败？，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农业政策。

产业政策一部分成功了，当然一部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心太急，好心干坏事。

▲产业政策扶助下的光伏产业（点击图片，进一步了解更多产业政策的精彩分析）

张维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风险极高。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

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

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成本极高。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

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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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捍卫产业政策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不是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这两种观点何其相似！“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20年前，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不需要制度转型也能发展经济，并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

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本无需制度转型。

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因为没有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制度转型的必要性？未必！

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制度转型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民营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补贴和寻租比国有化时期还要高，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进行制度转型，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只模仿技术，拒绝制度转型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点击图片即可深入了解洋务运动失败的的根本性原因。

对此，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研究所发表了主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随后林毅夫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

杨小凯：后发国家必须先进行制度转型，再模仿技术，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进行制度转型难。因为制度转型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

虽然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长此以往，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整个国家会被拖入深渊。

为了克服“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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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生前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重量级中英文专著。但因特殊原因，杨小凯的多数著作早已绝版，他的思想，随着他的英年早逝也逐渐被遗忘。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先知，满足书友们阅读、收藏杨小凯作品的愿望，先知书店为您奉上国内外首次结集出版的《杨小凯学术作品全集》（九卷本），该版本系国内首度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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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根据林毅夫、杨小凯和张维迎观点汇编而成。标题由编者所加，推送时有删改。赞赏小编、领略杨小凯先生学术思想全貌，可识别上图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购买杨小凯先生学术作品集（九卷本*首度问世）。转载、购书或交流，请加小编微信：1332117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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