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被“退单”的不是代孕女童，而是吃女人的产业链
图/陈凯歌《宝贝儿》
这两天，一则“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的新闻上了热搜。
微博话题的导语是：“近日，四川成都。47岁代妈吴川川讲述所为，谋求为3岁女儿上户。吴称，为谋钱财代孕，不料染梅毒遭客户退单，怜惜胎儿拒绝流产跑回老家产女，因生活拮据卖掉出生证。”
热烈的讨论里夹杂的是“上户缺乏依据”、“买主”、“生物学父亲”、“弃胎”等冰冷的词汇，在这个涉及到代孕、户口制度、底层女性、高龄产妇等许多问题的复杂事件中，代孕母亲被推到了风头浪尖。
可是，“客户”和代孕中介却在其中隐形了。
“退单”背后的控制与伤害
退单的前提是已经“出单”，但“出单”这件事本就不应该发生。
在我国，代孕是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不久前陈凯歌的作品引起争议时，相信大家已经被科普过一轮了。
陈凯歌执导的短片《宝贝儿》被指责美化代孕
但这个产业在中国还是非常“蓬勃”，也非常地成熟。有报道称，国内有超过8000多家代孕机构，而只要有钱，从获取生殖细胞，到寻找代孕母亲，再到上户口，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处理。
想做代孕的话，甚至只需要做几道简单的选择题，就可以知道大致的开销了 。
一家代孕机构提供的“报价计算器”
图/作者提供
在代孕是个非法行为的前提下，围绕着代孕的产业链，自然也就就是黑产了。这些黑产狂打法律的擦边球，并肆无忌惮地伤害和剥削着女性的身体。
比方说获取生殖细胞这一步。我们可能在卫生间等地方都看到过“捐卵”的小广告，但卫生间可能还远比这些取卵机构干净。
取卵是一个创伤性的手术，甚至可能产生不可逆的后果，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丧失生育能力，但取卵机构都会对这些风险避而不谈。
在橙雨伞去年的一篇文章中，与非法取卵机构斡旋的作者发现，尽管这些机构声称“正规”，但却没有任何医疗资质；声称执业医生操作，但不会出示任何执照，理由也只是“做这个又不能公开做的”。
他们会打着“正规”、“公益”一类的旗号，诱骗对与身体相关的风险没有认识的年轻女孩打排卵针，用一尺多长的刺针刺穿她们的阴道壁和卵巢。
“退单”的另一个条件是，代孕母亲只能接受“客户”对自己身体的安排。而胎儿／婴儿就更不用说了。
2015年，一位泰国的代孕母亲生下了两个孩子，其中一名患有唐氏综合症，随后代孕的澳大利亚夫妇便将这个孩子遗弃。
广泛的争议促使泰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人以付费的方式寻找泰国女性做代孕母亲，即使本国人代孕，也不允许付费，如果以商业途径使用代孕母亲的话，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刑罚。
生出来的孩子尚且会遭到遗弃，那些尚在腹中的胎儿又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呢？
代孕机构大都会向“客户”承诺，孩子是可以在性别等维度上进行“定制”的。而为了保证而这些过程，代孕母亲会被以“封闭式管理”的借口限制人身自由；无法获得及时、有效、合理的医疗支持；可能要经历多次／多个的胚胎移植甚至被要求终止妊娠（而且胚胎放多了也可能导致流产）；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生危险，“保小”而不是“保大”也是默认的操作。
这些控制代孕母亲的身体的过程，具体的操作，每一处都细思恐极。
图/梨视频
“合法化”也无法保护代孕母亲
黑产对女性的伤害，让不少人开始以“保护女性”的名义鼓吹代孕合法化，但合法化真的能保证代孕母亲的权益吗？
不能。
为了招徕生意，让“客户”忽略非法代孕的风险，代孕机构在宣传时，也常常会号称自己会在“合法的”地区进行相关活动。
但这样的“合法”，只是站在“客户需求”角度的包装。他们会告诉“客户”，这个孩子可以生出来、可以确立和“客户”的亲缘关系，可以上户口，“客户”不会因为代孕的行为被追责等等。
可是，从“捐献”卵子的女性到代孕母亲，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身体的女性，她们在那些所谓的“合法”的框架下，境况又如何呢？
印度的代母们住在集体宿舍里
图/BBC纪录片《代孕者》
举个例子，即便没有基因上的连接，代孕母亲对腹中胎儿同样会有情绪劳动和情感上的寄托，“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这一新闻中的代孕母亲也多半是基于这样的缘由，在客户“退单”后，仍选择生下孩子。
但这些细腻的人类感情，会被代孕中介列为“风险”。
一家代孕机构简介中的风险分析
图/作者提供
即使在一个法律对代孕母亲有保障的体系里，如果一个代孕母亲要“接这一单”，她会怎么做呢？无外乎跟明明有劳动法，但还得继续996的我们一样，她要妥协，要放弃自己的很多权利。
合法化要起作用，在执行层面需要有很高的条件，但这些实操，在我们这个还要讨论“妻子擅自终止妊娠是否侵犯丈夫生育权”的社会里，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究其根本，合法化可以保护一项“生意”的前提是，这项“生意”可以达成基于自由意志的契约，但显然，代孕不是这样的“生意”。
“客户”、中介和代孕母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任何契约，也都会是显失公平的。
注：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很多代孕母亲都是高龄产妇，怀孕与分娩的辛苦与危险，她们也都是知晓的。但她们会选择成为代孕母亲，并不是“见钱眼开”，只是她们贫困的现状、所处的阶层、受过的教育、得到的职业培训、拥有的社会资本等等各方面的条件，让她们没有更好的谋生的选择，更不要提“自愿自主”地做出选择了。
而且在代孕这个产业链里，她们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却也拿不到多少钱。
图/BBC纪录片《代孕者》
许多与代孕有关的案例，也都有“跨国”的元素在。跨国代孕的原因，除了规避本国的法律风险外，最重要的仍是“低成本”这样的“优势”。
这个成本是怎么低下来的？无非是当地的发展水平低、法律保障少造就的。
代孕母亲活该吗？
在“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的新闻下，对于这个去代孕的女性，也有很多批评。
争议大都集中在她在孕期感染了梅毒、为了经济利益出卖出生证等内容上，认为“她也不是无辜的”。
但苛责整个产业链中处在最弱势地位的代孕母亲，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中立客观”，反倒是柿子专挑软的捏的惺惺作态。代孕母亲甚至在道德和舆论上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与同情。
选择去代孕的人，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不过是“总得有个孩子”的执念，或者“喜欢孩子但是没有”这样的遗憾罢了。更有甚者，也只是因为“爸妈逼得紧”，被说得烦了，等孩子生出来，也是丢给爸妈养的。
与这些特权相比，代孕母亲受到的，是基于性别、阶级、国族的全方位的压迫。
所以他们能“退单”，但她们从来都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