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院新生儿护理资源可及性和可获得性的横断面研究 | 《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9月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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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是柳叶刀旗下一本全新的开放获取期刊，是促进“世界各地平等获取优质卫生保健服务”这一柳叶刀全球倡议的一部分。本刊的终极目标是改善西太平洋地区人群的健康结局，并将致力于推动西太平洋地区临床实践的改善和卫生政策的进步与发展。最终期望能够提高该区域及相关国家的卫生质量。柳叶刀特别推出《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精选论文合辑，分享给读者。《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已被Web of Science |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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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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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新生儿护理资源可及性和可获得性的横断面研究:现状、死亡率和地区差异

了解中国新生儿救治资源及新生儿死亡率现状、地区差异及存在的挑战。方法 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设计调查表格，采取横断面调查方式，对全国设置有新生儿床位的医院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医院级别、性质、新生儿床位、NICU床位数、新生儿医师数量及救治技术开展情况等。新生儿出生数和死亡率来源于各省卫生健康委年度统计数据。共纳入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31个省3020家医院，反馈率100%，其中三级医院1183家（39.2%），二级医院1629家（53.9%），一级医院208家（6.9%）。按地区分布，中部地区948家（31.4%），东部983家（32.5%），西部1089家（36.1%）。3020家医院共有新生儿床位75679张，床位中位数20张（2-350张），其中2286家（75.7%）医院设置有NICU床位共28076张，NICU床位中位数为5张（1-160张），共拥有新生儿科医师27698人，总医/床比为0.366。全国每万名出生新生儿拥有新生儿床位48.18张，其中NICU床位17.87张。东部、中部、西部每万名出生新生儿拥有新生儿床位数分别为42.57张、48.64张和55.67张，其中NICU床位分别为17.07张，18.66张和18.17张，拥有新生儿科医师分别为16.26人、16.51人和20.81人，其中主治医师以上分别为10.69人、10.81人和11.29人。但如考虑到人口和面积，按HRDI指数计算，西部地区新生儿床位、NICU床位及新生儿科医师人数仍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且西部地区新生儿科医师中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者仅10.64%，明显低于东部（31.7%）和中部（20.14%），而本科以下学历比例为13.28%，远高于东部（4.28%）和中部地区（7.36%）。从技术开展情况看，西部地区一级医院在CPAP、常频通气等技术开展率低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018年新生儿死亡率也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中国已拥有较好的新生儿医疗救治资源，这是新生儿死亡率得以迅速下降的基础。但地区差异仍较大，西部地区卫生资源密度、技术发展水平和医师学历仍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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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国儿童早期发育的不平等——一项基于人口的研究

作为世界儿童人口规模第二大国，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在哪些领域有待提升的实证证据非常缺乏。了解中国儿童早期发展不平等现状能够为中国政府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循证依据，并且也对全球儿童早期发展进程监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研究基于2017年至2018年间分别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和一个特大城市（上海）进行的儿童早期发展代表性人群调查数据，使用儿童早期能力指数这一工具评估了63,559名36-59月龄儿童的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儿童总体发展得分超过样本总人群的第20百分位水平定义为发展正常。本研究从性别、家庭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以及流动或留守状况五个分类变量分别估算了儿童早期发展正常比例的不平等（绝对值）。除了直接测量的不平等水平以外，本研究还利用多水平逻辑回归模型估计了校正后的不平等水平。

发展正常儿童的比例在欠发达地区为71%（95%CI 70-72%），在发达地区为82%（95%CI 81-83%），在上海为86%（95%CI 85-87%）。在没有校正混杂因素之前，所有五个组别在儿童早期发展上的不平等均在统计学上显著。校正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后，儿童早期发展的不平等在其中三个组别仍然显著：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儿童、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和男孩，相比与其对应的人群，其发展正常儿童的比例更低（分别低10%[95% CI 8-11%]-15%[95% CI 13-17%]，7%[95% CI 5-10%]-10%[95% CI 7-12%]，和5%[95% CI 4-6%]-6%[95% CI 5-8%]）。

中国在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中应着重关注减贫和母亲教育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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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国云南省COVID-19边境限制对登革热传播的影响:观察流行病学和系统发育分析

为应对COVID-19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中国对跨境旅行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以防止境外疫情输入。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毗邻登革热疫情严重的东南亚国家，其登革热疫情在2020年明显缓解，病例数由2019年的6840例降至260例。

我们综合使用2013-2020年云南及周边国家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数据，描述输入病例在推动云南登革热动态中的作用，并评估近期施行的国际旅行限制措施与2020年云南登革热病例数下降之间的关联。

足够证据表明，云南2013-2019年的登革热疫情与境外输入病例密切相关。我们发现（1）云南登革热流行相较于周边地区有0至2个月的滞后，且这种滞后并非气候差异所致；（2）云南在冬季并无登革热的本地流行；（3）使用病毒基因组序列估算的有效再生数和登革病毒系统发育树同样表明云南并非登革热的流行地区。多变量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纳入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后，云南2020年登革热病例显著下降仍与国际旅行限制具有明显的关联。

我们认为云南目前仍是登革热传播的输入地，2020年执行的关口管控措施可能避免了上千例登革热感染，大大降低了疾病负担。对从高风险地区返回的旅行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病原检测和疾病监测，将有助于制定公共卫生战略，也可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消除登革热在非地方流行性地区的暴发，如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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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菲律宾的新冠动力学和干预措施效果：一项数学模型研究

与许多高收入国家相比，大多中低收入国家（LMIC）最初的新冠疫情暴发程度较小，这可能是由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监测和政策响应差别引起的。本文我们研究了多种因素对菲律宾新冠动力学的作用（菲律宾是一个新冠疫情暴发程度相对严重的中低收入国家）。

我们采用了一个基于年龄结构的房室模型，包含随时间变化的流动性、检测和个人防护行为（通过“最低健康标准”政策，MHS）因素，覆盖菲律宾首次波及全国范围的新冠大流行和三个高发地区（甲拉巴松区、中米沙鄢和国家首都地区）（Calabarzon、Central Visayas、the National Capital Region）。我们估计了控制措施、关键流行病学参数和干预措施的影响。

基于模型与报告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的良好拟合，结果提示人口年龄结构、接触率、流动性、检测和MHS足以解释菲律宾的疫情。该模型表明，MHS将每次接触的传播率降低了13%-27%。2021年2月的病例检测率估计约为8%，人群治愈率约为9%，情景预测表明其对MHS依从性具有高度敏感性。

菲律宾的新冠动力学是由年龄、接触结构、流动性和MHS依从性驱动的。在广泛接种疫苗之前，继续遵守低成本的MHS有助于菲律宾控制疫情，但由于人群免疫力和检测率较低、病毒变异，可能会出现疫情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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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原因：一项大型的全国性横断面调查

识别和了解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冠状病毒疾病（新冠）疫苗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未来发布旨在提高疫苗接种率的公共卫生信息。我们分析了日本人在决定接种新冠疫苗方面的一系列个人心理倾向。

2021年2月底，我们对30053名20岁及以上的日本成年人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横断面网络调查。除了关于个人接种新冠疫苗的意向问题，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相关特征和心理特征，以及他们关于新冠的信息来源和信任程度。此外，询问接种意愿时回答“不确定”或“不”的受访者，我们还进一步询问了原因。采用带有sparse group Lasso惩罚项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计算意向（不确定/否vs是）相关因素的调整后OR值。

询问新冠疫苗接种意向时回答“不确定”或“否”的受访者分别占32.9%和11.0%。在对协变量进行调整后，对新冠的感知风险、对新冠疫苗的感知风险、大于新冠疫苗的感知益处、对科学家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以及对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认可，都与疫苗接种意向显著相关。关于新冠的信息来源也与疫苗接种意向显著相关，信息来源为医生、护士、电视和医疗信息网站的受试者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的可能性较低，而信息来源为互联网新闻网站、YouTube、家庭成员、科学家或研究人员的受试者接种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的可能性较高。对电视作为新冠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越高，回答“不确定”的可能性就越高（OR=1.11，95%CI：1.01-1.21）。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对新冠疫苗副作用和安全性的担忧是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决定是否接种疫苗，许多受访者要求获得更多信息，包括根据个人健康状况是否适合接种疫苗、其他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疫苗对变异毒株的有效性以及医生的建议。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根据那些不确定或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心理学特征来传递公共卫生信息，可能有助于提高这一人群的疫苗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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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自我检测的可及性对高危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HIV检测频率的长期影响：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随访数据

澳大利亚一项针对高危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GBM）的等待名单随机对照试验（FORTH）显示，免费的HIV自我检测（HIVSTs）在第1年使HIV检测频率增加了一倍，达到了指南推荐的每年4次的检测水平，而标准护理组（设备检测）每年只有两次检测。在第二年，两组男性都有机会获得HIVSTs。我们评估了这种效果是否可以再继续维持12个月。

参与者包括在过去3个月内报告无套肛交或拥有5个以上男性伴侣的GBM。纳入研究的男性在第1年和第2年都至少完成了一次调查，根据有效的自我报告和门诊记录计算出每人的平均检测次数。使用泊松回归和随机效应泊松回归模型来比较不同研究组、年份和检测方式（HIVST/设备检测）的总体检测频率。

总体来说，第1年有362名男性完成了至少一次调查，第二年有343名完成了至少一次调查。在干预组（两年都能获得HIVST）男性中，第2年的平均HIV检测次数（总体3.7次，设备检测2.3次，HIVST 1.4次）低于第1年（总体4.1次，设备检测1.7次，HIVST 2.4次）（RR=0.84，95%CI：0.75-0.95，P=0.002），但高于标准护理组第1年的平均检测次数（总体2.0次，RR=1.71，95%CI：1.48-1.97, p<0.001)。按社会人口学特征或近期高危性生活史进行分层，研究结果没有差异。

与第1年相比，第2年平均使用的HIVSTs较少；但与仅使用设备检测相比，获得免费的HIVSTs使更多男性保持了较高的HIV检测频率。HIV自我检测应该是HIV检测和预防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END

Cover image by Maria Dianne S. Santos-Coronel/ Getty Images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部分翻译摘自作者提供的中文摘要，一切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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