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师》⑦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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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 | 不雨亦潇潇

十点人物志出品

昨天我们读到了梅贻琦在清华园推行的体育政策，在他看来，体育精神同时也能塑造一个人的品德。好的体育精神，是大学生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只有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人才来。

就在这时，一场学潮的来临打破了梅贻琦的美梦，他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梅贻琦又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学生运动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刚刚平静下来的北平学潮，又因国内外形势变化与日本的步步进逼，再度爆发。

许多机关、学校，以及豪门大户、普通市民开始南迁避难。1933年，迫于日军压力和威胁，故宫等处珍贵文物南迁之后，平津乃至华北地区又一次巨大震荡。

日本军队继续向平津增兵并武装走私，此举令北平学联大怒，决定 6月13日举行全市第四次大规模抗日游行示威。于是，各校在这一天清早行动起来，纷纷向城内云集。

清华“救国会”吸取上几次游行被阻进城的教训，头天傍晚即派遣一支五六十人的小分队，悄悄入城潜入东北大学与该校学生混在一起居住。第二天清晨，清华小分队与东北大学学生一起冲出校门，参加北平学联发动的多校学生游行示威。

途中，各路队伍皆遇军警阻拦，并发生肢体冲突，有28人被捕。本次游行队伍多为女生，经数度冲击，最后到达预定目标北平大学者仅300人左右，而其中只有4名清华学生。

由清华园步行至城门外的大队人马仍如上几次一样，沿途遭军警拦截，在西直门等各处几经交涉，终未能进城，只得转入城郊乡村进行一番宣传示威活动。

被阻于城外的清华学生回校后，感到意犹未尽，为出一口途中遇阻的恶气，学生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把矛头转向校方，议决罢课一周，对学校施以颜色。

清华当局见学生调转矛头冲向了自己，遂采取针锋相对措施，公布6月18日照常举行本校学期大考通告。

6月29日，清华校长办公处连续发出三道通告，给发动罢课风潮和阻挠考试，并“违反校规，不知悔改”的学生予以严厉处分，这才压制住了罢课浪潮。

1937年6月，中日战事步步逼近，当局命令全国大中学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暑假期间在当地驻军指挥下接受军事训练。北平地区学生军训队由二十九军主持，清华学生进入相距较近的西苑兵营参加军训，借以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

学生们白天随部队官兵翻山越岭长途训练，夜晚在教官指导下练习武装夜袭。山林中，时常响起“穿枪林，冒弹雨，不怕水火深”的歌声。

此时，二十九军官兵与受训学生，由过去的敌对关系变成“革命一家亲”，面对日本侵略者这个共同的敌人，无论是受训的官兵还是学生，个个斗志昂扬，心中憋着一股劲要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

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采取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随之踏上了八年全面抗战之路。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

已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 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将置于敌人炮火中的高校迁往西南一带腹地继续办学。

8月下旬，当局决定由已被敌人占领毁坏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沦陷区，在新的自由地区开课。

东南部地区的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数所院校，也准备迁往西南地区继续学业。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界院校大迁徙的悲壮序幕，在隆隆炮声中全面拉开帷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校，后来又由长沙转入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偏僻的西南边陲在敌机不断轰炸下，居然安下了一张虽不平静但能用于读书向学的书桌。

师生们以“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于战火纷飞中弦歌不辍，出色完成了教学任务与各自的学业，并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何兆武等等一大批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或在世界文学与科学领域出类拔萃的优秀学子。

此一境况，是西南联大师生的幸运，亦是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抗战与战后重建与复兴的大幸运。

自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在中国教育史上闪亮的名字，于抗战烽火中进入世人的视野。

梅贻琦到昆明后，在当地政府和各界人士支持帮助下，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租得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

几处房屋略加修整，置办一些桌椅便开始上课。木床赶制不及，每个学生配发几个做外包装用的小木箱以代卧榻，箱中可以放书，可谓一箱两用，搬迁方便，倒也符合战时之需。

条件艰苦

西南联大之文、理、法、工等四院师生再次集中到昆明后，人气大盛，弦歌激扬高亢，铮铮然有铁骨之音。只可惜经费不足，各方捉襟见肘，要想搞点像样的建筑更是力不从心。

1939年4月，按照梁思成设计，联大新校舍在三分寺一片荒丘坟地里建了起来，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用茅草盖顶。

尽管如此，毕竟有了自己的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梅贻琦一家则搬到惠家大院一幢小土楼一层租住，因小楼年久失修，显得格外破旧，但毕竟有了安身之处。住瓦房和小楼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

尽管局势艰险，沦陷区的学生还是怀揣各自的理想，想方设法向大后方学校挣扎挺进，学校学员不断增加。

联大学生人数递增，到1939年初，增至 2000 余人。1939年9月，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达 3000人之多，教授、助教也增至500 名左右。

学生与教职员工人数迅猛增加，校舍内外更显杂乱，失窃现象随之出现，一些师生开始丢失衣物之类的东西。

清华英语系教授、美国人温德作为最后一批离开北平清华园的教授，到达长沙后又随校迁往昆明，住在校舍外不远的一条街巷。不知何时被小偷盯上，房间的衣物先后两次被洗劫一空。悲愤中，温德不知从何处弄来两只猴子看家护院。

自此之后，室内东西再也没丢失过。这个奇特的场景，美国学者费正清于1942年9月路过昆明拜访联大教授时曾亲眼见过，他说：两只猴子蹲在院内，其中一只系着铁链，凶猛地见人就咬，假如有谁再想闯入，除非先开枪把它打死。”

温德教授有了猴子的保护，躲过了窃贼的洗劫，但对大多数男女学生来说，不但猴子，连一只老鼠都可能买不起，更谈不到看家护院。

无孔不入的小偷趁机混入校舍，施展练就各路技艺，于地上、地下、宿舍、教室全方位展开偷窃活动，令学生气恼又无可奈何。

但这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来说不过是小问题罢了，就在西南联大师生于茅屋草舍中弦歌不辍、奋发向学之时，凶悍的日军轰炸机已飞抵昆明上空，真正的危险终于来临了……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清华为首的北平诸多大学相继南迁，最终在昆明落户，自此，西南联大正式诞生。

联大的学子们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依旧斗志昂扬、努力学习，怀揣着振兴国家的希望，坚持下去。

但上天对他们的考验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西南联大又会经历怎样的困境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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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处境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越挫越勇，在你的生活中是否也有艰难时刻？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渡过难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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