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师》⑧ | 穷要穷的有意义，苦要苦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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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 | 不雨亦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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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昨天我们读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清华为首的北平诸多大学相继南迁，最终在昆明落户，自此，西南联大正式诞生。

联大的学子们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依旧斗志昂扬、努力学习，怀揣着振兴国家的希望，坚持下去。

上天对他们的考验还远远不止这些，西南联大会经历怎样的困境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警报长鸣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战略目标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

由9架日机组成的航空队飞至昆明上空，首次展开轰炸。昆明市居民和无数难民大多没经历过如此阵势，见敌机轰响着一字排开，向这座边城压来，一时不知所措。

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泻下，人群还没来得及嗷叫一声便血肉横飞。

由于敌机不断轰炸，“跑警报”渐渐成为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空袭逐渐增多，昆明的空袭警报系统也逐渐完善起来。

当日机最初凌空轰炸时，昆明防空司令部命士兵组成七八个人的单车队，持红旗在市区大街小巷疾行，表示预行警报。警报解除时，除警报器长鸣外，并由单车队持小绿旗遍示城乡。

时在西南联大就读、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汪曾祺在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这叫作“跑警报”。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梅贻琦只好做出决定，白天因跑警报耽误的时间，晚上要补回来，以使课业照常进展。

一时间，联大校内出现了吴宓烛下讲中国比较文学，刘文典月下讲《月赋》《海赋》等浪漫逸事。

只是这浪漫故事都是文科教授所创造，学生们有听故事兼看热闹的成分，兴致较高。其他几个学院师生补起课来，自然没有如此浪漫，且经常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按规定，学生是下午 6 点开饭，7 点正式上课，在暗淡的灯光中努力学习着，熬到9点半总算结束了补课，学生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宿舍，这时已经离10点的节电熄灯时间不足半小时了。

用功的同学还要抓住这残余的灯光做些功课，一旦灯熄以后，只好停止一切，在黑暗中摸索上床，静候来日的预行警报了。

如此周而复始的折腾，使许多人对夜间补课感到烦闷，打退堂鼓的呼声越来越高。

学生们是接受了，但身体与精神上的疲惫并未减轻。

正在这时，云南省政府通知驻昆明的学校：昆明没有可以迎击敌机的力量，各机关学校尽量疏散乡下，以便减少损伤。

艰苦卓绝

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极其不易。

最后梅贻琦决定，先将一些贵重器材运往乡下掩蔽，然后教授们一同到城市周边乡村避居，只有学生留在城内校舍读书生活。

虽然一些珍贵器材躲过了轰炸，进城上课与到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等，又成了难 题。

此时，联大学生的教科书与参考书有两个来源，一是下一级到上一级学长那里收购，念过的学长就会让给学弟接着读。

每逢学年终了，布告板上便会出现出让或征示书籍的布告，相互征购，其中需求的一方难免要花几个钱表示一下。

另一个来源便是图书馆，一个仅能容纳600来人的图书馆，每天挤满了学生，热门的教科书自然成为第一抢手货，尤其快到考试时，请假的、兼职的各类学生，都回校准备迎战闯关，教科书近似一种高贵的战利品被学生们来往争夺。

学生如此，联大教授讲师借阅或查检资料，与学生同等待遇，本来就困难重重，对迁住乡下的教授或讲师来说更加不便。

除了借阅方面的烦琐以及不能享受夜间图书馆明亮的灯光，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与空间也大大减少，这对师生乃至学校整体质量的提升都是一个损失。

除此之外，令校方和教授们备感头痛的另一大问题，是交通极其不便。开始的时候，教授及家属出行多是乘坐公共汽车，但后来乘公共汽车成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住在乡下的教授们便开始想方设法寻觅其他代步工具。

如此艰苦的生活，总算能熬下去，如果教授本人或家属不幸染病，则属巨大灾祸，已接近与阎王爷握手的边缘，那可是度日如年、着实难熬了。

抗战仍在继续，西南联大师生仍在炸弹下读书、生活。尽管读书、生活的条件已降低到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准，作为联大主持者，梅贻琦不能让师生纪律松懈，学术水平降低，他多次在会上对师生宣示“穷要穷的有意义，苦要苦的有希望”。

在国势危急、江山摇撼的困苦岁月，梅贻琦仍怀揣创办一所“大学”的理想，以昂扬的斗志率领师生在烽火中前行，并竭力排除其他方面的纷争与干扰，于万难中使学校逐渐步入正轨且声望与日俱 增。

西南联大渐渐成为“民主堡垒”与秉持民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圣地”。

在这块“圣地”之上，西南联大形成了独特的战时教育风格与中西合璧的授课特色，联大的同一门课，可能有好几位老师担任。

事实上，西南联大在自由的空气氛围中，自始至终内含一套紧密、严肃、笃实的教学系统，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精神的具体践行。

乱中有序

整体言之，教授教学与学习选课以及考试成绩判定，皆仿照北平时期清华的制度、规定进行，教授上课的教案更是需在专业上深入研究、精益求精，不能随意编写或马虎大意，否则校方的“课程委员会”审查一关就绕不过去，学生一关更是难以糊弄。

即便像闻一多这样深受学生欢迎，以至听者“满坑满谷”的名牌教授，亦每天在菜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认真研读、备课。

除专业教案过硬、过关，还有一个如何教的问题，这便需要各自设法，深入浅出地把知识精华传授给学生，给对方以启迪并使之发扬光大。

有段时间，联大教务长暂时离职，由梅贻琦自兼。位于新校舍区的办公室只有6.6平方米，以木板相隔，与训导长查良钊为邻。

因校长兼教务长的“便利”，梅贻琦把北平清华时代教务上一套风格与规矩，几乎全盘带进了联大，如在课业上采取学分制，尊重学生的志趣，容许大一升大二时申请跨院转系。系不分专业，但广设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课。

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之初，清华学生习惯了因袭而成的严格体育管理与考核制度，认为一切规章制度都理所当然。

当时新入学的毛头小伙子，不知此一源头来自何处，只好过河随大流跟着走。

一向尚以自由、散漫兼有“五四精神”著称的北大学生却特感不适，产生了反对声音和抗拒动作，如拒绝参加爬杆、跳木马等几项体育活动，并鼓动其他同学向校方公开抗议，欲改变规矩。

面对此情，梅贻琦沉着忍耐，绝不因他人的毁誉而随波逐流，坚持贯彻施行，久之则“习惯成自然”，终于使北大学生从思想到行动都有了转变。

1940年7月，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对滇缅公路和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起来，轰炸范围由城里扩大到昆明郊区。

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处在硝烟炮火中的云南人民与流亡到昆明及周边地区的各单位学校，全面置于敌人的轰炸范围之内，西南联大自然不能幸免。

面对此情此景，梅贻琦临危不惧、先人后己的君子风范，而这个形象给女生留下的印象要比男生深刻得多。

联大女生王远定在海外漂泊许多年后仍记得当时的场景：‘

“有一次在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走避的同学，便集中在南院防空洞前，看见梅校长到来，当然请校长先行，而敌机已来空中机枪扫射，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校长仍坚持我们一个个先进去，自己殿后。长者风范，真令人钦仰。”

正当联大准备再一次向西迁移时，敌机发起了针对联大校舍和师生的凶残大轰炸。

这天下午，梅贻琦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紧急警报响起，他仍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室，随师生穿过校园后门奔赴后山躲避。他尚未跑到离校园最近的白泥山，敌机已飞临校园上空，密集的炸弹冰雹一样落下，顿时浓烟腾起，常委办公室与临近的一幢宿舍被炸塌，其他校舍与图书馆也接连被炸弹击中，联大及周边房舍陷于浓烟火海之中……

地处边陲的昆明由大后方一变而成为战火纷飞的战区旋涡和进退无门的孤岛。为保存民族文化命脉与火种延续，以及保证各项研究事业继续进行，必须尽快撤离这块危难之地。

所幸的是，在梅贻琦亲自督导下，清华办事处及联大新校舍得以及时修葺，特别是新校区的教室与宿舍，经月余赶工清理与修缮，以神奇的速度于新学年到来之时交付使用，并照常开学上课，弦歌再度于炮火硝烟笼罩下的茅屋陋室响起，铮铮然若不屈之声！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西南联大在战争岁月里的艰苦生存。在敌人炮火的轰鸣下，以梅贻琦为代表的联大师生，仍然努力学习着，西南联大也按照梅贻琦的设计，稳步发展着。

他们实在吃了太多的苦，但他们始终未曾放弃，这样的精神岂不令人感动？也许连老天也为之感动不已，于是决定给予这些顽强之人一些馈赠。究竟是什么馈赠呢？西南联大最后又将何去何从？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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