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穉荃│ 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1期，总第5期。
黄穉荃（1908—1993）四川大学教授
杜甫卒后四十三年，元稹为杜甫作墓铭，对杜诗便作了评价，认为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也”。北宋孙仅也认为，杜甫是“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北宋秦观、李纲推杜诗为“集大成”。南宋朱熹、杨万里尊杜诗为“诗圣”。一千多年来，我国诗人，奉之为诗宗。
自然也有个别的不喜杜诗、驳斥杜诗的人，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于杜诗价值毫无妨碍。
杜诗之备受推崇，自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管窥所及，则以为自汉魏以来，诗人何啻千万，惟杜甫一人之诗，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成就最大，最为完美，影响也最为深远，在中国二千余年的诗史上，居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最关键的地位。他吸收了唐以前历代的优秀文学遗产，反映了由盛唐到中唐三四十年间的整个社会现实，树立了爱国诗，爱民诗的光辉典范，为后贤开辟了极正确极广阔的道路。
杜诗的优点，清人刘熙载概括得好，他说：“杜诗的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惟其不惜吐弃，故于吸收前人著作与乎斟酌自己的章句极为精严，绝不轻于取拾。惟其广于涵茹，故“不薄今人爱古人”，于今古人著作，不轻加否定，转益多师，取精用宏。且眼前一切，皆纳之诗中，大而《北征》《洗兵马》，小而《修水筒》《树鸡栅》，内涵之广，十二万状，森无涯涘。惟其工于曲折，故遇物能写难状之景，抒情能出不说之意，表达能力之强，使读其诗者，千载宛如目前，细大无不可观。
杜甫的思想和感情，亦可以高大深三字概之。杜甫以康济为心，契稷自许，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具有“济时肯杀身”“济时敢爱死”的精神，他最厌恶“各有稻梁谋”“但自求其穴”的个人利己主义。此其高矣。当奉先探亲，“幼子饥已卒”时，他由自己的痛苦更推想到生活不如他的“平人”，乃至“失业徒”“远戍卒”，使自己的忧愁亦更不能遏止。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室内漏雨时，他希望出现“广厦千万间”，以“大庇天下寒士”。他的《朱凤行》不啻为他自己写照。朱凤自己已很凄凉，“哀鸣侧顾”，但还“下悯百鸟在罗网”“愿分竹实及蝼蚁”，此其大矣。杜甫“致君泽民”的思想始终如一，虽不在其位，造次颠沛，终无所易。《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已是绝笔，还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为国家祸乱未平，人民将继续吃苦而担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种一往不返的忠爱之心，可谓深矣。
杜甫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资质既特异，又出生在“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便是初唐名诗人。杜甫早年就与高适、岑参、李白等为友，又处在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盛唐社会里。“读书破万卷”是很自然的事。“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说明家学渊源，少年时即很用功。杜诗三才万象，无不包罗，想其精研经史旁及百家，唐以前所有之书，杜甫应无不遍读。
前代之书，对杜甫影响最深的，应以《诗三百篇》为第一。这部在汉代即尊之为经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时间是从西周到东周，地点几乎包括整个黄河流域。作者有各阶级、各阶层的人。诗的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当世的文治武功，兴衰治乱，不同阶级的生活状况，欢娱哀怨各种情感。语言生动优美，概括性极强。用西方文学术语称《诗经》为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是完全正确的。
《诗经》究竟是何人所收辑，何人所删定，大小序究竟是何人所作，至今尚有争论。但做这些工作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使诗这一文艺作品，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服务。
杜诗是三百篇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者。安史之乱发生，破坏了盛唐百余年来的安定局面和经济文化。杜甫由秦而蜀、而湘，流离转徙，忧时念乱，时政得失，贤贤嫉恶，一发之于诗，使天宝至大历三四十年间朝野面貌，皆从杜诗中反映出来。蔡梦弼说：“杜诗奋乎风雅不作之后，比兴发于真机，美刺该乎众体。”宋濂说：“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杜诗亦诚如此。杜甫凡所经之处，山川城郭、风土人情，皆历历见之诗中。读《佳人》诗，颇有《谷风》《柏舟》之感。夔州之《负薪行》《最能行》，写夔巫乡土之情，隐含诗人悱恻之意。《三吏》《三别》《哀王孙》《哀江头》，则变风变雅之音。《行次昭陵》《收京》《洗兵马》《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雍容典丽，宏伟矞皇，颂体也。
杜甫心迹，同乎屈原。屈原虽遭流放，而惓怀祖国，系心怀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不愿随波逐流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故司马迁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杜甫年少才气凌厉，对词赋之祖的屈原，似还未加重视，所以他早期的诗说：“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中期更事既多，认识到屈原的伟大。他的诗说：“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透露出他对屈原的向往之情。后期出峡以后的诗说：“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到湖南后的诗说：“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杜甫经过十余年的艰难曲折，从他自己心灵的愿望和痛苦中，才对屈原有了深刻的了解，产生了凄凉留恋、深切的感情。杜甫窜迹夔巫，心念乱后民困，听到王缙在河南举行屯田，他便写诗赞赏：“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知道交广久未入贡，写出“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希望祖国极南极北的地方都有忠良以作守臣。《喜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诗云：“燕赵休矜出佳丽，宫帏不拟选才人”。惓怀故国，系心唐室，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的善良愿望和敦厚心情与屈原何异。杜甫集中的《同谷七歌》《寄韩谏议》《渼陂行》《奉赠薛十二丈判官见寄》，超忽变幻，幽邈奇丽，虽非骚体，实类骚心。
杜甫早年山水诗学谢灵运，《渼陂西南台》一首不仅未脱大谢窠臼，其中还有大谢的整句。后来由同谷入蜀，重岩叠嶂，栈道连云。杜甫的纪行诗：“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及“饱闻经瞿塘，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又“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他发觉地点不同，人的情况也不同，遂摆脱陶谢，就所见到的山水，写自己的山水诗。后来瞿塘所作“入天犹石色，穿地忽云根”，又“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些是杜甫出自自心的对大自然的真切描绘，遂成为千古名篇佳句。
杜甫于六朝人物中，最心折的应该说是庾信。杜诗曾多次提到庾信，如“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詠怀古迹五首》第一首云：“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梁亡，庾信身羁北周。他的《哀江南赋》《枯树赋》《拟咏怀》等都是对故国故乡的诚挚思念。此诗杜甫既怀庾信，亦借庾信以自况。次首，因庾信而及宋玉。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盖庾信八世祖滔，于晋元帝时由金陵迁江陵，得宋玉故宅以居，故次章即怀宋玉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连章诗，多前后脉络，精密相连。此云“亦吾师”，则前当已有师在，故如此“师”字上承庚信。
杜甫之于庾信，何以推崇至此？杨用修《丹铅总录》云：“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庾信《哀江南赋》是用极高的艺术手法反映侯景之乱、梁室崩溃的最全面最现实的文字，杜甫的《哀江头》《哀王孙》等篇，其惊魂动魄，凄骨寒神，直追庾信。
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韵》为其最后病革时之作。“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说自己携家避难，已到力不能支的时候。而这诗里还提到“哀伤同庾信”。尤其这诗起首四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用两联四句双起，用下句完成上句之意，乃庾信作诗之特有手法。此诗与庾信《拟咏怀》首四句“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句法完全相同，乃至“琴”“心”二韵亦相同。这不是少陵有意摹仿，而是支离漂泊，身世相同，才力和思想感情相近，造次属词，不觉其言之毕肖也。
杜甫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绝不是因袭摹仿，而是如蜂采花，酿而为蜜。将前人著作，融为己有，结合当时的时代特色、社会情况，以及自己的遭遇和思想感情，然后超心鍊冶，自铸伟辞，成为后代所崇敬的奉为诗宗的杜诗。
杜甫有绝不依傍他人的崇高的独立精神，有伟大的创造发展能力。人们说他的诗“与风雅相表里”，他自己也说“别裁伪体亲风雅”，但他没有写过一首摹仿《国风》《小雅》的四言诗。他恨不见屈原，恨不见宋玉，但他没有一首摹仿《离骚》《九辨》的骚体诗。他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却没有拟过苏李的送别诗。他说“文章曹植波澜阔”，却没有一首拟陈思王的诗。他说“永怀江左逸”，却没有用过一首六朝乐府旧题。他的乐府诗，都是即事名篇，连乐府二字都不用，这种创作精神，是如何的难能可贵!回头看看陆机江淹等的拟古诗、拟古乐府，只觉优孟衣冠，令人生厌。萧子显《南齐书·文苑传》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杜诗之卓立千古，俯视百代，其新变多矣。
杜甫一生对时政得失，都非常关心，绝不是徒托空言，不是以“致君尧舜”来夸大自己。杜甫不仅有政治见解，而且有政治主张，政治行动。如果遇合得时，他一定能有所作为，为国为民立下一番功业。杜甫早年与房琯、贾至、严武、高适等为友，他们是有共同政治主张的。房琯被谗罢相，他上书相救，祸几不测。《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杜甫并未认错，仍说房琯“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谢肃宗赦自己的死罪说：“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兹之意。”这样置一己之得失生死于度外，惟正义之所在，惟责任之所在，不惜冒白刃以赴，其风骨之峻，可为千古言官之楷模。
杜甫既贬华州司功后，《为华州王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建议诸将为犄角之进，对安庆绪打歼灭战。《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建议以亲王或重臣镇西川，以阆州梓州为西川东鄙。与高适奏“请罢东川节度以益剑南”之主张，如出一辙。自房琯、严武、高适死后，杜甫便飘泊江湖，齎志以殁。虽心系长安，并不向长安有所干谒，其政治风度，可谓高矣!
杜诗本固枝茂，源深流长，对后世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历代诗人中，一人而已。
杜甫卒后不久，唐人对杜诗即有认识，韩愈推为“光焰万丈”。元稹对杜诗的认识更深，除《墓系铭》所作肯定之外，对杜甫的变革，是很有认识的。他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相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说杜甫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思想，不依傍古人门户。元稹《乐府古题序》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说明元白在不拟古这一点上，是深受杜甫启发的。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白二氏《长庆集》之通俗平易，当亦元白之“直道当时语”，是文艺创作上的一个进步。
孙仅谓杜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瞻博”，中晚唐服膺杜诗得其一体者大有人在。
晚唐学杜能工，当推李商隐。因牛李党争的牵累，他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他的《行次西郊百韵》是有意摹仿杜甫《北征》。《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风调清深，属对律切”，殆越藩篱而进乎堂奥。《有感（二首）》《重有感》三首，为甘露之祸而作。朱彝尊评此三诗，谓：“用意精严，立论婉挚，少陵诗史，又何加焉。”李商隐《哭刘蕡》及《过崔兖海宅》诗，立言与用心，亦逼似杜甫。李商隐读书多，使事切，用心深细，其诗锤炼沉郁。王安石尤赏李商隐律诗，叹为“虽老杜无以过也。”宋初杨亿、刘筠的西崐体，专学李商隐，却大骂杜甫，可谓“数典而忘祖”了。
宋人收辑杜诗最有功，王洙辑的二十卷本得杜诗一千四百五十六篇，故杜诗在宋代益得以发扬其光焰，加惠于宋贤。王闿运谓杜诗在宋代开“硬语、愁吟”两派。两派诚有之，但“硬语、愁吟”四字，不足概括两派之内容。意者，其一派为继承杜诗之艺术，一派为继承杜诗之思想。
继承杜诗之艺术者，当首推黄庭坚。他的诗为苏轼所称许，是苏门四君子之一。他崇拜杜甫，他的《与洪驹父书》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论作诗文》也说：“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他只从琢句、用事上去研究杜诗，而把杜诗的思想内容抛开，表示读书多，避免常用的典故和词汇，争新炫奇，专学杜甫拗体诗，还故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他用力学杜甫的诗，结果生、僻、枯，涩，并不如杜诗的艺术。倒是他比较自由写作的，如《书摩崖碑后》及《赠王郎》《登岳阳楼望君山》等到还有真情实惠，也确是好诗。黄庭坚长期过着书斋生活，除亲戚朋友之外，不接近群众，这与杜甫完全不同。他在士大夫阶层里声誉很好，又擅长书法，从之游者甚众。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其中除黄庭坚、陈师道两家外，其余有诗传世者，不过数人。后来方回著《瀛奎律髓》，因他们都号召学杜诗，遂以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
陈师道与黄庭坚同时。他的诗受黄庭坚的影响极深。他性情狷介冷僻，每作诗，则闭门苦吟，故黄庭坚的赠诗，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句。他的诗，极意锤炼，也是同黄庭坚一样的生僻枯涩。他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学之不成，不失为工。”他宁终身不用，不愿见章惇，宁受寒而死，不愿借赵挺之之裘，其持身之义，有足多者。
陈与义生年较后，他碰着靖康之难，避难南奔，展转到临安。在汴时，他也是号称学杜而脱离现实的江西派作家。经受国破家亡，他对杜诗才有了较深的认识。他的《避虏入南山》诗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以后他的诗，也有好些反映现实的，如高宗的航海避寇，长沙的兵民抗敌，他写得沉痛悲壮，很类杜诗，在江西派中，要算难能可贵的。
宋代继承杜诗思想的，首先应该是王安石。王安石《四家诗选》，杜诗列在第一。他是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北宋建国以来，即受着西夏和辽国的威胁，加以兵多民困，王安石提出变法的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早年作地方官，了解人民的疾苦。他写的《河北民》《发廪》《收盐》等，都是替人民说话，也是采取杜诗即事名篇的办法。他对杜甫有深刻的认识。他《题杜甫画像》诗末段说：“伤屯悼屈只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他收辑了杜甫二百多首佚诗。他的《杜工部后集序》说：“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说明完美的艺术性与高度的思想性相结合的杜诗，常人很难伪造。王安石诗很精炼，清深处颇类杜诗。
李纲，靖康时金人入侵，他作兵部侍郎，是主战最力的，是一位铁铮铮的人物，为投降派所不容，被謪。南宋初，欲有所为，首召为相，于是修内治、整边防，讲军备，力图恢复，又为投降派所不容，很快罢相。李纲诗文雄深雅健。他题《四家诗选·子美诗》说：“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时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成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使居孔氏门，宁复称赐也。残膏与賸馥，霑足沾丐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这与黄庭坚的议论刚刚相反。陆游生活在河山破碎的南宋，他坚决主张抗战，报仇雪耻。慷慨激昂的情感，充满着他一生的诗篇。他临终的《示儿》诗与杜甫临终时还在忧国忧民的情感何其相同。他有一首读杜诗的诗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而后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识到杜甫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惜当时不能实现。
苏轼的诗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若王安石、李纲与陆游得其骨，乃至得其髓了。
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南宋既亡之后，还在力图恢复，转战东南，兵败被俘，拘囚燕京狱中四年，不屈被害。他在幽燕狱中，集杜甫五言诗为绝句二百首，每首下有注，皆纪宋亡时事，乃极有价值的史诗。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此语诚然，若情性不相同，必无共同的语言。杜甫赠严武的诗说：“公若登台省，临危莫爱身。”他赠裴虬的诗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如果杜甫处于文天祥的地位，文天祥所作的事，杜甫是定能作到的。
元、明，清三代，或尚唐诗，或尚宋诗，无有不归宗杜诗的。
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杜诗对爱国主义，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进程，仍将起巨大的作用。
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里说：“东坡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固应呒然也。”杨万里之所以反对这样看待杜诗，正是舍风味而论形似。其实此乃毕仲游之言，东坡赞同其说(志林)。陆游亦有此看法。《说郛·老学庵续笔记》云：“太史公作《张耳陈余传》，秦将诈称二世遣人遗李良书……四句叠用四良字。《冯唐传》：上曰……两句叠用三吾字，而语含飞动，减一字不得。杜少陵《曲江》诗云……三联中叠用三花字，又何好也。”王世禛也说：“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记》。”吴挚父评杜诗也说：“沉挚中乃具恢诡意景，大家意兴所到，辄具数种笔墨，惟《史记》、杜诗能之。”以上诸家，谓其相似，皆就杜诗与《史记》写作风格言。
今为之更进一解曰：杜诗在诗史上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和成功，与《史记》在史学史上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和成功相同。杜甫继承《诗》《骚》和前人之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自成一家，遂为后世诗学正宗。司马迁继承《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加以变革，合纪事、编年为纪传体，遂为后世正史典型。自《汉书》以至《清史稿》，无不仍其体例。刘知几虽有通史纪传体与断代史纪传体之分，然其为纪传体则一。所以，杜诗在诗史上的地位与太史公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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