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屈原与杜甫 ——关于文化与文学传承的思考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3期，总第137期。
李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屈原被公认为中国的第一位诗人，杜甫被誉为“诗圣”，两人都是划时代的诗歌体裁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因此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皆占据至高无上之地位。从诗歌的内容上来看，他们似乎都有着共同的家国情怀，屈原“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期盼“国富强而法立”；杜甫则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也都有着无穷的忧伤，屈原“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杜甫更“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中国文化的传统总是注重传承，好溯渊源，屈、杜二人作为文学史上开辟性的人物，其间关系自然是应受到关注。但遗憾的是，学界直接将屈、杜二人置于一处而论之，却似乎罕见。又二人相距千年（屈原约前342-前278，杜甫712-770），所处历史阶段、社会背景、生活经历、所受教育皆有天壤之别。果如传统所论，杜甫在诗歌上对屈骚存在着承继，此种承继即可视为二者精神上之对话（其实没有承继也意味着对话）。那么，有着上述“天壤之别”的二人这一精神上的对话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无论这种对话是否存在，它表现出了杜甫与屈原怎样的关系？它能给予我们观察文化与文学的传承一些什么教益？本文故不揣冒昧，拟以杜诗及旧注对此略加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旧注看屈、杜承继
欲讨论杜甫对前代诗人的继承，我认为清仇兆鳌所说堪称该备：
臣观昔之论杜者备矣，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稹之言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
仇氏此语可谓深得杜意，盖非仅以诗论诗也。杜甫遭逢繁华盛世，却又身历家国涂炭；生于书宦之家，满怀政治理想却又仕途蹇蹙而穷愁困顿，故其诗中自有“世运”“伦纪”，自有褒贬，岂肯轻易许人？纵观杜诗全集，其中确有不少修辞来自屈原、屈骚。如“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又如“江城秋日落，山鬼闭门中”；又如“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又如“仆夫行不进，驽马若维絷”；又如“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等等。这些诗句中，有的包含了屈骚题名如《山鬼》《天问》；有的典实出自屈原遭遇如“汨罗”“冤魂”；有的形象出自屈骚如“仆夫”“驽马”；有的特殊用语，为屈骚首用如南楚方言“咍”。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对待屈骚，也如对待其他优秀作家和诗人，十分熟悉，且据以为学习对象。
这些大可视为杜甫对屈骚承继的部分内容，前人也早已一一注明。但却不可完全照搬旧注来认同杜诗对屈原、屈骚的继承。兹依清仇兆鳌《杜诗详注》，略举数例以明之。
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注：楚辞：伯强何处。）（《赠高式颜》）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注：楚辞：去故乡而就远兮。）（《得舍弟消息》）
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注：楚辞：皇天平分四时兮。）（《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
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注：楚辞《天问》：昆仑县圃。）（《木皮岭》）
以上四例，“何处”“故乡”“皇天”“昆仑”“玄圃”之词何处不见，何必非得出自《楚辞》？又: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注：楚辞：仰观刻桷，画龙蛇只。）（《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楚辞》“龙蛇”为建筑上所有，杜诗“龙蛇”乃属旌旗，本来两不相干，且“龙蛇”又极为常见之词，何必定出《楚辞》？又:
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注：楚辞：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佳人》）
从杜诗“补茅屋”到《楚辞》“为衣”“为裳”，恐想象跨度过大，不一定取自《楚辞》。旧注一定要将两者联系起来，殊为勉强。这种勉强有时甚至难免予人滑稽之感。如对杜诗“九天”，往往以《离骚》“指九天以为正”为解；对“冥冥”，则多以《九歌·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为解；对“枫”，则常以《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为解，其实二者内涵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诸如此类者尚非一、二：
饔人受鱼鲛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注：楚辞：贯鱼眼与珠玑。）（《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
不知此“鱼眼”与彼“鱼眼”竟有何相通之处。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注：楚辞：秋高而气清……楚辞：鸟次兮屋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亦不知此“秋高”与彼“秋高”，此“屋上”与彼“屋上”竟有何关系。
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注：楚辞：狂顾南行。王逸注：狂犹遽也。）（《忆弟二首》）
“狂顾南行”见屈原《九章·抽思》，谓己遭流放南行中，不断回头张望郢都，“聊以娱心”。杜甫此诗当不用其意。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注：楚辞：浩歌怳兮激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屈、杜皆“浩歌”激烈，但二人出发点却迥然不同。杜公是“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屈子乃“惜壅君之不昭”，因此二“浩歌”乃不能不貌合神离，擦肩而过。
更有甚者，杜诗中有的用词并不见于《楚辞》中，也被旧注指为出自《楚辞》。
婵娟碧藓净，萧摵寒箨聚。（注：楚辞：女嬃之婵娟兮。）(《法镜寺》）
《楚辞》中不见“婵娟”。屈原《离骚》本有“女嬃之婵媛”；《九歌·湘君》有“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九章·哀郢》有“心婵媛而伤怀”，三处“婵媛”，王逸皆释为“牵引”。何谓“牵引”？其释《九章·悲回风》“忽倾寤以婵媛”句云“心觉自伤，又痛恻也”，可见所谓“婵媛”之“牵引”，乃指内心牵扯伤痛的感觉或样子，与杜诗词义并不相干。当然，“婵媛”作为形容词性的联绵词，亦可用以状植物枝条的牵连蔓延，如东汉张衡《南都赋》：“结根竦木，垂条婵媛”，李善注云：“婵媛，枝相连引也。”由此而延伸，加之声音本相同，字或可作“婵娟”。汉赋、唐诗中即多以“婵娟”形容植物（尤其竹）、月色、人物形态之美好。上例杜诗之用亦如此。显然旧注为了将杜诗与屈原拉上关系，不惜篡改了《楚辞》。又：
忽得炎州信，遥从月峡传。（注：楚辞：嘉南州之炎德。）(《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炎州”一词并不见于《楚辞》，因而杜诗所用当然不出《楚辞》。其实“炎州”一词在杜诗之前早有成词可能为其所承。南朝宋何承天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有《临高台篇》，其中即有“驰迅风，游炎州，愿言桑梓思旧游”之句。又：
新亭有高会，行子得良时。（注：楚辞：日吉兮时良。）（《随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
《九歌·东皇太一》有“吉日兮辰良”。旧注擅改。又：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注：楚辞：尔何怀乎故宅。）(《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离骚》有“尔何怀乎故宇”。旧注擅改，以牵“宇”就“宅”。
有时或《楚辞》中正文实在不好迁就，即以《楚辞章句》王逸注补充。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注：王逸楚辞注：公卿祠堂。）(《蜀相》）
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注：王逸《楚辞》注：冯夷，水仙人也。（《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注：王逸《楚辞》注：云兴而日月阍。（《白帝》）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时候，在诗歌结构上，旧注也往往一味按其思路，强做解释。如：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边塞西羌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注：《楚辞·招魂》章法。）(《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显然此处北、东、西、南之分与《招魂》不能强做比拟。
由上看来，杜诗旧注似乎有一种迁杜就屈的倾向。因此我对《杜诗详注》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发现依旧注，杜集中计有诗、赋共269首约370处涉及到屈原或《楚辞》。我将其粗略分为三种类型：一、实引。即被旧注指出自《楚辞》中的词或词组确实存在《楚辞》中，或其旨意与《楚辞》原旨吻合和相近；或杜诗虽自有其意，但所使用词语特殊，仅出自《楚辞》者。二、错引。被旧注指出自《楚辞》而《楚辞》中实不见者。三、虚引。被旧注指出自《楚辞》中的词或词组在《楚辞》中确实存在（包含被旧注篡改者），但从杜诗诗意看，却并不一定非出自《楚辞》不可；或即使出自《楚辞》，也并不是《楚辞》意义的使用，即上面所举数例者。统计结果中“实引”者凡53例，约占14%，“错引”者11例，约占3%，虚引者共306例，竟达约83%。
这个统计数据说明，过去被旧注指为杜诗承继自《楚辞》者，竟然绝大部分都是杜诗的旧注者们强烈的主观愿望所致。当然，杜诗旧注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亦无意批评注释者。仇兆鳌谈到自己注杜的苦心时曾说：“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此即其注处处迁杜就屈的原因，实际上也道出了其注反映的是旧注者心目中的屈原形象和屈原评价以及旧注者对屈、杜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之所以做上述统计，是认为由此可以观察到杜诗与《楚辞》或说是屈骚、屈原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看出依杜诗约一千四百五十首的体量，目前只有大约53个词或词组确实出自《楚辞》，其中尚有部分非屈原作品，如果一定要据此指认杜诗热衷于在精神上或诗歌艺术上去继承屈原或屈骚，恐怕多少有些勉强。
二、从杜诗本身看屈、杜承继
一般来说，当我们指认某位诗人与他的前代诗人之间的关系时，这位诗人对前代诗人的诗作和人的看法，往往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依据。因此，杜诗中所直接表达出来的他对屈原、屈骚的态度，当然也就是表明屈、杜之间关联，或者说杜甫心目中的屈原、屈骚最重要的证据。
本文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杜诗中直接提到屈原、屈骚者大约有十余处。数量不多，略录其句，且按三组排列如次。
第一组表明杜甫对屈原怀有同情：
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
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归梦》）
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悒二悲魂，萧条犹在否。（《上水遣怀》）
第二组表明杜甫对屈骚的推许：
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戏为六绝句》）
高怀见物理，识者安肯哂。卑飞欲何待，捷径应未忍。示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羇离交屈宋，牢落值颜闵。（《赠郑十八贲》）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偶题》）
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其一）
第三组表明杜甫对屈才的推许：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
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
观察上述三组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杜甫对屈骚是予以肯定的。但应该注意到，杜甫尽管对屈骚是肯定的，且有“风骚”并提之例，但给人的感觉，无非重复前人套话，而对前人已经指出的屈骚在文学史上宗主的地位、引领的作用，却没有具体的表述。比较一下，在他之前，南朝梁沈约曾说：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摽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颷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与沈约同一时代的刘勰也有过这样的意见：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沈、刘皆为当时有高度文学自觉意识的代表，其意见如此一致，可谓承上启下，极具代表。当然，似乎不能要求所有的诗人都如沈、刘那样仅仅从论文的角度去看待屈骚，但是比较一下杜诗中对魏晋南北朝诗人们的倾慕和肯定，对《文选》的强调，不难看出，杜甫对屈骚的评价，与沈、刘二位可以说是有明显差距，用“平淡”一词来表述，我想应该不失客观。
2、杜甫对屈原评价有分寸有保留。此本为值得注意之事，可惜为后来论者所忽略。当然，杜甫肯定了屈原的“冤”从而予以了同情，也并未如一些人（如班固、颜之推等）那样攻讦屈原。但他对屈原的肯定也就到此为止了。《咏怀古迹五首》似最能说明杜甫对屈原的态度。五首涉及五处古迹，分别为江陵庾信居（一说荆州宅）、归州宋玉宅（应为云阳台或朝云庙）、昭君村、永安宫、夔州武侯庙，分别涉及庾信、宋玉、昭君、刘备、诸葛亮五人，然而不提屈原。仇注引明王嗣奭《杜臆》云：
五诗皆借古迹以见已怀，非专咏古迹也……怀庾信、宋玉，以斯文为已任也，怀先主、武侯，叹君臣际会之难逢也，中间昭君一章，盖入宫见妬，与入朝见妬者千古有同感焉！
洵为精彩之论，但却令人难免疑惑。“以斯文为已任”，唯宋玉、庾信可当而屈子反不可以当吗？“君臣际会之难”，盖屈原首示其例也。“入朝见妬”屈原或非第一人，然千载之下，岂有不知“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乃屈子之呼号？且宋玉宅早已无存，而屈原宅就在归州，传说不绝如缕，五首却无一语及之。岂非咄咄怪事！诚然，诗题“咏怀”此实即杜公心声。仇注引“黄生曰：前半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又引“邵注：‘风流’言其标格，‘儒雅’言其文学。宋玉以屈原为师，杜公又以宋玉为师，故曰‘亦吾师’”，皆曲为之说，是欲盖弥彰也。
其实杜甫并非没有与屈原直面的机会，惜乎失之交臂，其《南征》诗，即可能与屈子有默契处：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
仇注引：“杨慎曰：桃水，用秦人桃源事。枫林，用《楚辞·招魂》事。避地接桃花句，适远接枫树句。身南心北，又承避地远适，未见知音，结出南行之故。”然升庵此释，似未达一间。考之屈骚，其《九章·哀郢》云：“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九章·抽思》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故“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因君国之思之痛而造成的颠倒失据，足令千载之下读者动容。杜甫虽不至此，但痛心疾首，顾念及君之意却实异曲而同工，此处“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即是，惜诸注家皆不会意。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同《咏怀古迹五首》，屈子故宅就在身边，“咏怀古迹”至“五”，却对其不置一词，《南征》所述与屈原心境略同，局部也袭用了屈骚意蕴与词句，但最后却落脚于维护“君恩”而仅批评“知音”之缺失，相较屈原《哀郢》《抽思》中将“壅君”、愚“荪”置之谴责、抗争的对立面，杜甫之不肯与屈原勉强同流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无独有偶，与此情形相类的还有一篇《湘夫人祠》，亦照录如下：
肃肃湘妃庙，空墙碧水春。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晚泊登汀树，微馨借渚。苍梧恨不尽，染泪在丛筠。（《湘夫人祠》）
仇注引《杜臆》云：“臣望君不减妻望夫，苍梧之恨，不为夫人发也。”又引“黄生曰：……因泪筠而知妃恨耳。苍梧何恨？恨不得从舜也。用本色作收，而自喻之旨已露……公诗发源楚词，波澜故自老成。此章意味深厚，可当近体中《九歌》。”王、黄二生之说或不无道理，但若论地理、论诗中藉以言说之人物、论王、黄二生揭示之主旨，屈原、骚辞就在口边，然杜甫仍不愿接一词，以至结束于“苍梧恨”，仍是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格局。类似者还有《祠南夕望》一首及《乐游园歌》中“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云云。其实此类心情与境遇在屈骚中触处皆是，但此公偏不与屈原同调，此真中国文学史上之奇迹也。
看来，杜甫似真不愿意直面屈原。谓予不信，可以与杜甫几乎同一时代，亦在诗史上与杜甫并称且为杜甫爱戴的李白做一对比。巧的是李诗中直接提到屈原、屈骚的也大约有十四处（不过杜诗约一千四百五十首，李诗约九百八十首，比重自是不同），亦姑节略录其句，按三组排列如次。
第一组表明李白对屈原怀有同情：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一）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笑歌行》）
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昨夜秋声阊阖来，洞庭木落骚人哀。（《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行路难三首》其三）
第二组表明李白对屈才的肯定（也包含了对屈骚的推许）：
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
至于圣贤，相似厥众，则有若似于仲尼；纪信似于高祖；牢之似于无忌；宋玉似于屈原。（《上安州李长史书》）
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起予者谁？得我二季。当挥尔凤藻，挹予霞觞，与白云老兄，俱莫负古人也。（《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
第三组表明李白对屈原的肯定：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髙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嬃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一）
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听江风之袅袅，闻岭狖之啾啾。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拟恨赋》）
悲来乎，悲来乎！凤鸟不至河无图，微子去之箕子奴。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悲歌行》）
范蠡脱句践，屈平去怀王。飘飖紫霞心，流浪忆江乡。愁为万里别，复此一衔觞。（《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
纵观以上，已可见出李、杜对屈原、屈骚态度之异同。二人皆予屈骚或屈原文才以推许；二人也都对屈原的遭际与命运抱有同情。但是，从情感上看，较之李白，杜甫的表现要冷静得多，即使激愤溢于言表，他最多也就写到“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悒二悲魂，萧条犹在否”，略同于上引李白第6条（《行路难三首》其三），仍然没有脱离同情的范围。李白则不仅止于此，他不仅同情屈原，且常常以屈原自许，更大声地、正面地歌颂屈原，甚至有意识地将君、臣对立而论，给予了屈原高度评价。尤其“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二句，既将屈原、楚王对立从而无保留地肯定了屈原，同时亦将诗文著述事业与君王统治相对立而肯定了文学、文化的不朽。李白的这一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这是“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评价角度和高度。
3、杜甫是将诗和人分开，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屈原的。对于杜、李论屈原、屈骚的不同，论者可能很容易又简单地以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而为说。近百年来，学界习惯上指屈、李为所谓浪漫主义，杜则归诸现实主义，如此一来，似乎李引屈为同调，杜不许屈原皆应为理所当然了。将西方文论中舶来的上述“主义”强加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否合适，可以为他文姑勿论，就李、杜二人论屈而言，恐与上述“主义”无缘。有一个参照的角度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长期成为热门问题的李、杜关系。从李、杜各自的诗文集中不难得出结论，杜对李一往情深，以李为对象或提及李的诗有十几首，而被学界所公认的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却仅两首（《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而且诗都写得平淡。学界对此看法各异且不论，有一点却似乎长期以来不为人所注意，那就是尽管杜甫对李白充满朋友情谊和温情，但对李白的评价却始终停留于论诗才，对其高度赞赏；论为人，则只为其惋惜。这无疑可以视为杜甫对李白的一种间接的评价，其中缘由恐与李白之从永王李璘有关，而与二人的诗歌风格并没有干系。这种对李白的评价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正好可比拟于他对屈原的看法，在诗歌方面，他承认屈原是出色的前辈诗人，值得学习借鉴；但在为人为臣方面，却只是承认长期以来大家的习见，认为屈原冤屈而已。
三、从杜甫自身看杜诗论屈
其实杜甫这样的思想方法，并非其发明，早在他之前约七百年的东汉班固就已先著一鞭了。其言云：
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离騒序》）
就诗而论，班固认为屈原的诗歌不无瑕疵，不能与经典相提并论；但却可以称“词赋宗”。就人而论，班固认为屈原为人、臣皆有缺陷，“非明智之器”；但其文才“可为妙才者也”。
杜甫的态度不就正与班固的意见如出一辙吗？事实上，杜甫的态度很可能就来自班固。杜集中有《唐故徳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一篇，说皇甫氏“掩六宫以取俊，超群女以见贤。岂渥泽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扬己，卑以自牧而已”。“露才扬己”一语正出于班固对屈原的批评（仇注谓出《前汉书》误）。而此碑文中杜公对“露才扬己”显然也如班固持否定态度。那么这是否说明杜甫在对人的评价上，具有与班固一致的价值观呢？其实，杜甫确与班固有若干共同点：二人皆处封建大一统且思想一统之帝国；二人皆奉儒守礼，以安身立命为本；二人又都酷爱文学，既对文学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又有独立健全的文学观，此二人在对屈原、屈骚上态度得一致也。
反之，杜甫与屈原也确实多有不同。
二人所处时代不同：屈原处于纷乱的战国时代，但也是君臣关系相对自由的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君臣乃契约关系，合则可留，不合则去；杜甫处于大帝国一统时代，君臣乃依附关系，君为臣天已是当然的时代共识。
二人所处社会形态不同：屈原处于奴隶制社会，身为贵族；杜甫处于封建等级社会，身在统治阶级底层。
二人经历境遇不同：屈原出身决定其年轻时即身居高位；杜甫只能依靠个人奋斗、社会关系、运气谋求一官半职。
二人思想观念不同：屈原时代思想尚未定于一尊，儒、法、道思想混而杂之，百家争鸣。屈原心目中，君、国乃可分而论之，其批评攻讦是血缘亲族内的批评，君既可取而代之，亦可弃而不顾（远离自疏与沉江而死都是弃而不顾的表现），故可直斥为“壅君”；杜甫时代儒家思想早已一统天下，杜甫自己则“奉儒守官”（《进鵰赋表》）以为安身立命之本。杜甫心目中，君、国乃为一体，不可随意怀疑指斥。杜甫对君虽有激烈的批判，但其批评是体制内的批评，不出君君臣臣的界限，犯上但不作乱。
二人文学观不同：屈原尚不可能有自觉的文学观、文学创作意识，其诗歌只是“舒忧娱哀”的自然流露。杜甫已有高度自觉的文学独立的意识，已能意识到诗歌只是个人思想情感有意识的表达和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学作品，是可以和这个人的为人、为臣分而论之的，充分肯定其文学作品、文学才能，并不意味着对这个人的全面肯定。
二人面对的社会阶层群体不一样：屈原周旋于君主朝臣之间，相对狭窄，因此屈原之感伤，从来就没有与个人得失分开过，他也“哀见君而不再得”，“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九章·哀郢》）但最终却归结于“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杜甫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苦百姓、走卒贩夫皆有广泛接触，杜甫也有无尽的忧伤、感伤，所谓“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但其最后落脚，却往往系于人民和国家，例甚多，《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结尾为至显明：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这就是杜甫的悲哀，显然不同于屈原。以今日说法而论，或屈原更多个人主义，杜甫更多集体主义。其所以两千余年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群体一直予杜甫以最高的赞扬，而对屈原、李白的评价却相对有所保留，这大约是一重要原因吧。
上述所有这些，也就决定了杜甫对屈原、屈骚的态度，决定了杜甫对屈骚的继承，和对屈原一定程度上的保留。
前面我曾说，屈、杜二人之间的承继关系可以视为二者之间精神上的对话，那么现在通过以上杜诗旧注、杜诗本身、杜甫自身三个方面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到杜甫与屈原的同，和极大不同。从屈原到杜甫，其间产生过许多优秀的诗人，仅一部《文选》三十卷，就包含着许多优秀的诗文。杜甫抱着“转益多师”的态度，向前代诗文人进行了艰苦的学习，向屈骚学习，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并非如旧注所示，对屈骚有格外推崇。然就对屈原而言，杜甫却谨慎地持保留态度，不肯在人格上轻许屈原。这是我们在讨论到杜甫对前代诗人的学习、继承，尤其是精神上的联系时，不能不承认的。
但杜甫不肯在人格上轻许屈原，在今天来讨论，并不意味着谁是谁非，盖个人所处社会历史阶段不同之故也。众所周知，屈骚为世传颂，距屈原沉江不过百年左右。在西汉，对其传播和模拟学习之潮，曾一时蔚为壮观。至于东汉，则情势悄然有变。骚依然广受学习模拟；但屈原其人，却已颇受疵议，扬雄、班彪、班固等人的批评即为代表，对屈原与对屈骚的评价至此发生分裂。盖自西汉武帝即大力推行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思想统一运动此时已经大功告成，儒家话头不仅为国家政策的依据与理由，亦为士人修身行事之圭臬，屈原所宣示的独立自我、所倡导的一意孤行，对君主与同僚的激烈批评甚至斥骂，以自裁的方式来表达对不为君主、同僚认可的抗议等等，自然皆不可能为士人所接受效法。此或即屈原其人自东汉以还至唐、宋多受冷遇的根本原因。直至南宋，朱熹或因对屈骚之钟爱而对屈原有保留地予以承认；以至影响到明、清以还，士人又将屈原精神中对君主、同僚的不妥协更转化为对一般世俗的不妥协，从而模糊、消解了屈原抗争的矛头所向。这样事实上既没有否定东汉对屈原的批评，又重新在生活中唤醒了屈原，重新开启了将屈原、屈骚合流加以研究、学习的高潮，固化了中国文学诗骚并称的文学史观。
了解到这样的背景，在此之下重新来认识杜甫与屈原的对话，我认为，杜甫与屈原精神上的这场对话表明，在文学和文化的传承中，有时候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作家之间、作品之间、思潮之间通常是与国家的基本状态、社会思想运动等纠缠一体密不可分，而又相伴着若干个体性、偶然性的。以杜甫对屈原而论，我们既应该看到他对屈骚的学习、继承，注意到他的这种学习、继承是其对古代诗人广泛学习的一部分，同时又更应该注意到他对屈骚的学习、继承并不意味着对屈原人格的认可。而杜甫的这种态度，乃是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渊源与他自身生活经历中的，尚待学界对其有进一步的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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