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逸云│杜甫对安史之乱中“附逆”文人的态度管窥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总第141期。
庄逸云，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帝国国运的转折点，也是生活在当时的芸芸众生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文人几乎无不受到这场战争的裹挟和影响，生活动荡、命运播迁。尤其是部分文人在政权的摆荡中，为时势所迫竟至成为“附逆”之臣，在接踵而至的“清算”中，人生发生极大的变迁。朝臣的“附逆”及随后的“清算”都是安史之乱所衍生的重大政治问题，杜甫作为时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该问题无疑会投入相当的关切，何况部分附逆之人还与他关系匪浅。耐人寻味的是，杜甫好就时事发表论议，唯独对于所谓附逆和清算的问题，他鲜少在诗歌中直接发声，不过从他写给李白、郑虔、王维等人的诗歌中，还是能略微管窥其态度与立场。
关于安史之乱中朝臣的“附逆”和“清算”问题，学界尤其是史学界历来不乏探讨，但具体到杜甫对该问题的态度，学者们则关注较少。即便是一些专门探究杜甫与李白或郑虔的关系的文章，也大都聚焦于双方的情谊及杜甫的心迹，而鲜少于此延伸，进而观照杜甫对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立场。本文不揣谫陋，试图对该问题进行厘清和辨析。
一、对“附逆”文人表达同情且为之辩护
安史之乱中的“附逆”文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李白为代表，一类以王维、郑虔等为代表。李白是跟随永王李璘东征而被定性为附逆者，王、郑诸人则是被安禄山政权迫为伪官从而附逆。李璘东征与安禄山叛乱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事件，但前者因后者的爆发而衍生，且皆被官方定性为叛乱罪，历来也不乏学者将李白与王维、郑虔等合而为一谈，说明他们面临的附逆和清算问题也是类似的。如刘辰翁评杜甫《独立》诗云“此必有幽人受祸，而罗织仍未已者，如太白、郑虔辈人”。王嗣奭认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刻意辨明，与赠王维诗‘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相通，总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载耳”。两诗是否“相通”待下文详辨，但王嗣奭无疑也是将李白与王维身陷的附逆问题相提并论了。基于此，本文亦将李白与王维、郑虔等人的附逆问题合并探讨。毋庸置疑，杜甫对李白、郑虔、王维不幸的“附逆”遭遇都给予了高度的同情，且逐一写诗代为剖白，所谓“刻意辨明”，揭橥他们的忠心。《旧唐书·李白传》载：“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李白以附逆罪长流夜郎，乃乾元元年（758）春，乾元二年三月，白行至巫山，遇赦得还。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在秦州，或因消息闭塞，未闻白已赦还，作《梦李白二首》，表达深切的思念和担忧。“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写得一往情深，感人肺腑。同年，又作《天末怀李白》，除了再度表达思念之意，还称“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明确将李白比之为屈原，为其鸣冤，并表彰其忠贞。同年，再作《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回顾且总结李白的一生，对其流放遭遇表达同情。诗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汉代贾谊谪居长沙三年，见鵩鸟飞入、止于座隅，以为不祥，遂作赋以自伤悼，杜甫于此以贾谊比李白，哀怜其不幸；又以孔子闻麒麟而感叹“吾道穷”的故实叙写李白之时运不济、穷途末路。此诗又云“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接连以不降匈奴的苏武和隐居商山不仕秦的黄公来比李白，旨在表明李白的忠贞。在杜甫看来，李白因附逆罪而遭流放，实属误会和冤屈。郑虔和王维皆为安禄山政权所迫而附逆。《新唐书·郑虔传》载：“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贼平，与张通、王维并囚宣阳里。三人者，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虔等方悸死，即极思祈解于圆，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维止下迁。后数年卒。”杜甫与郑虔一直私交甚笃，对郑虔的这段遭遇杜甫深表同情，多次写诗为其辨白。《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曰：“燃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此诗以苏武比郑虔，表彰其丹心，如仇兆鳌所云，“当时虔陷贼中，伪授水部，诈称风缓以密章达灵武。盖虽身在贼庭，而志存王室，故以苏武比之”。郑虔即将上路赴台州之时，杜甫又作《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云“：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仓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此诗写得情深义重，诗人对老友的同情、不舍和担忧溢于言表。乾元二年（759），杜甫再作《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谓远困台州的郑虔是“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即便有机会返回故土，也“老病不识路”。广德二年（764），杜甫在蜀中辗转多地后，方得闻郑虔死讯，遂作《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痛悼旧友。可以见出，从郑虔遭贬前后至其在台州病故，杜甫对郑虔的同情、怜惜都是一以贯之的。对于同样在安史之乱中附逆的王维，杜甫也给予了同情，并表达了为其辩诬的态度。《新唐书·王维传》载：“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喑。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诸工皆泣，维闻悲甚，赋诗悼痛。贼平，皆下狱。”事后论处，王维被降职为太子中允，就此杜甫曾作《奉赠王中允维》一诗，云“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杜甫认为王维与更事二姓、大节有亏的陈琳不同，虽任伪职，仍忠心可表，所谓“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王嗣奭称杜甫《凝碧诗》“直是王维辩诬疏”，诚然不错。除了王维、郑虔，被叛军拘执且受伪职的旧交还有薛据等。杜甫于759年作诗《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在此诗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薛据的颇多回护。二、杜甫的态度与当时舆论导向的异同杜甫对李白、王维郑虔辈表达同情且为之辩诬，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卓识呢，还是趋同与当时的整体舆论导向？考查杜甫的态度与当时舆论的异同，有裨于进一步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无论是跟随永王璘而被定性为附逆者，还是被安禄山政权迫为伪官从而附逆，这在当时都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势必引发舆论关注和讨论。当时的社会舆论如何看待李白的附逆问题，文献缺乏直接的记载。杜甫于上元二年（761）所写《不见》诗，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其中“世人皆欲杀”一句被广泛征引、视为李白在永王璘事件后的艰难处境的写照，如赵次公云“浔阳之狱，盖亦众人欲杀之证乎”。其实，此诗中的“世人皆欲杀”承接上一句“佯狂真可哀”，大抵泛言李白恃才傲物不为世人容纳甚至遭人忌恨之事，并不见得是针对永王璘事件后李白作为附逆者的处境而言。永王东征被唐肃宗定性为叛乱遭到镇压，永王璘被杀，其谋主薛鏐等人亦伏诛，是时李白下浔阳狱。不久，李白经崔涣、宋若思推覆得以脱狱，后又被宋若思征辟为幕僚，李白所撰《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等诗文已就相关事件有所交代。另据《新唐书·李白传》，李璘事败，李白论罪当诛之时，郭子仪“请解官以赎”，及时伸出了援手。据此说明，李白虽因永王璘事件被认定为附逆者，处境艰难，但当时并无一致要置他于死地的社会舆论，或者说，他所面临的舆论导向并不算特别严苛。当然，社会舆论与最终的朝廷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李白被判决长流夜郎。赴夜郎途中，李白多有应酬赠别之作，亦可见当时人对他的看重爱护。如《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相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就记叙了朝廷重臣张镐不仅寄衣服给李白，还写诗相赠，情谊不可谓不深。总之，在永王璘事件后，社会舆论对李白的态度，正可以用李白自己的话来概括，即“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此语表明，时人对李白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既有对他临危而相挤的落井下石者，但也不乏爱惜其才华、同情其处境的体恤者，而杜甫显然就是体恤者之一。李白的遭遇之所以让杜甫等人同情和体恤，一方面是来自于对李白性格的了解——他天真、理想主义、渴望实现功名，难以精准判断复杂的时势；另一方面大概也来自于对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的体认。至德元载（756）十二月，永王璘率水军东下扬州，这次行动是获得唐玄宗授命且为唐肃宗认可的，具有合法性，对此邓小军等学者已考证甚明。李白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云“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等，也充分说明在李白的认知中，永王东征是合法与正义的。然而至德二载（757）二月，永王东征即被唐肃宗宣布为叛逆加以镇压。该镇压行为完全是唐肃宗为了削弱唐玄宗的权力、巩固自身地位所做出的选择，是上层统治阶级权力斗争的结果，李白无疑成为这一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尽管永王叛逆案直到唐肃宗之子唐代宗时代才得到平反，但是相信在李白所处的当下，有不少人对事件的真相或心知肚明，或心存疑虑。杜甫作为当时人，也未必不会对永王叛逆案的真相产生怀疑，他一再为李白鸣冤，甚至将其比作屈原，也就十分可以理解了。关于王维郑虔辈的附逆问题，当时的社会舆论若何，史书倒是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官员或逃或降，其中附逆者众多，甚至多达数万人。长安收复后，对附逆之臣的处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朝堂争议不下。《旧唐书·刑法志》记载：“而两京衣冠，多被胁从，至是相率待罪阙下。而执事者务以峻刑以取威，尽诛其族，以令天下。议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岘、兵部侍郎吕諲、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韩择木、大理卿严相等五人为之。”这五位主审官员的立场也多有分歧，崔器等“希旨深刻”，主张从严惩处，韩择木则“无所是非”，态度中庸，而李岘“力争之”，倡议对附逆者据其罪行区别对待。此事在《旧唐书·李岘传》中亦有载述：初收东京，受伪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处死，上意亦欲惩劝天下，欲从器议。时岘为三司使，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陛下含弘之意，又失国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乱常，无不凌据，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荡覆。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皆置极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崔器、吕諲，皆守文之吏，不识大体，殊无变通。”廷议数日，方从岘奏，全活甚众。从上述记载可知，当时对附逆之臣的处置，一开始并无普遍一律的舆论态度，众人立场各异。唐肃宗原本想听从崔器等人的建议，对附逆之臣以死罪论处，但经过权衡，还是采纳了李岘分六等定罪的奏议。距此数月后，肃宗又再度下诏，进一步从宽处置附逆之臣。对被逼受伪官而尚未处置者，“免其贬降，并至来冬放选”，“其已贬官者，续有处分”。也即，对附逆之臣的处置，朝廷最终还是采取了较为从宽的原则。在杜甫写给郑虔和王维的诗作中，既然可以看到明显的怜惜之情和代为剖白的态度，那么在附逆文人的惩处问题上，整体而论杜甫应该是持从宽立场的。在郑虔刚被远贬台州之时，杜甫诗云“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既然名之曰“严谴”，说明杜甫认为朝廷对郑虔的惩处仍嫌严苛了。而在758年春夏之交，朝廷进一步采取举措宽宥附逆之臣后，杜甫作诗《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云“可怜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用轻刑”，既然名之曰“轻刑”，说明此时朝廷从宽的尺度大致获得了杜甫的认可。在“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荡覆”的大背景下，若干官员被迫附逆，也算是情有可原、其情可悯，杜甫对之表达同情之理解，也和他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相吻合。何况，在这若干附逆文人中，又情况各有不同，譬如王维服药装哑、写诗痛悼时势，郑虔诈称风疾、以密信寄灵武，都是忠心可表的行为，实在无法苛责。三、对“附逆”文人态度的微妙差异对李白、王维、郑虔等所谓“附逆”文人，杜甫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同情、怜惜，主张采取从宽原则处置，这一点上文已论述甚明。不过，在此基本立场下，杜甫对他们的态度似乎还存在微妙的差异。李白和郑虔所因以“附逆”的政治事件不一，但杜甫对他二人的态度是大致相同的。二人因“附逆”而惨遭流放，杜甫作诗多篇为他们剖白鸣冤，并表达牵挂不舍之意，其中之深情厚谊感人肺腑。顾宸云：“按供奉之从永王璘，司户之污禄山伪命，皆文人败名事，使在硁硁自好，悻悻小丈夫处此，割席绝交，不知作几许雨云反覆矣。少陵当二公贬谪时，深悲极痛，至欲与同死生而不可得。盖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友谊真可泣鬼神。”顾宸高度评价了杜甫对友谊的忠诚，并进而赞许其伟大人格。杜甫与李白、郑虔皆为至交好友，他对二人的关切，的确有深厚的友谊作为根基。对于同为“附逆”文人的王维，杜甫仅写诗一篇为其辩护，其中所表达的感情也较为冷静，这大抵有“交浅不必言深”的缘故吧。杜甫与王维虽为旧识，但不算深交，两人的关系既然远不及他和李郑二人，那么他对王维投注的情感自然也远不及李郑二人深厚了。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现象，即在杜甫写给李白、郑虔的诗作中，作者皆以苏武比二人，而在写给王维的诗作中，作者用以比拟的不再是苏武，而是庾信。杜甫以苏武比李白，见于《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其中“苏武先还汉”云云，《杜甫全集校注》解释为“借苏武没匈奴不屈还汉事以喻白之忠于朝廷也。所谓‘先还汉’，似谓白虽被李璘胁迫，然其逃归较幕府诸人为先也。”这个解释大致不错。杜甫以苏武比郑虔，既见于《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诗云“握节汉臣回”，又见于《题郑十八著作丈》，云“苏武看羊陷贼庭”。杜甫以庾信比王维，见于《奉赠王中允维》，诗云“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苏武事最早见于《汉书·苏武传》，该传记载了苏武陷于匈奴、坚决不降，被流放北海牧羊，历尽艰辛，直至19年后方得回归汉朝的经历。至此以后，苏武形象在各种文献中被反复塑造和强化，成为忠贞气节的代名词。可以说，苏武形象的内涵和指代意味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庾信则不然。庾信作为南北朝时期由南入北的著名文人，其人品与气节历来备受争议。庾信始为南朝文士，深受梁简文帝宠幸，后出使西魏，被强行留居北方，北周代魏后，庾信仕周，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义城县侯，拜洛州刺史。庾信一生争议最大，也最被人诟病的事件有二：一是前期在雀航之战望敌先逃，二是后期累仕敌朝且为官显贵。关于雀航之战，《北史·庾信传》和《南史·侯景传》都记载了时为建康令的庾信受命屯守朱雀航，见侯景至，弃军而逃的史实，于此可见出庾信在危难关头的怯懦自保性格。至于后期出仕魏周、尽享荣华，《北史》本传和庾信自己的诗文亦载述甚明。历史上对庾信一直毁誉参半，在批评庾信的声音中，四库馆臣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四库提要庾集笺注（下）》云：“信为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敌先奔，厥后历仕诸朝，如更传舍，其立身本不足重。”那么，杜甫以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来比王维，其用意和价值取向究竟为何呢？在《奉赠王中允维》中，杜甫将庾信和陈琳相提并论，谓“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其否定陈琳、肯定庾信之意很明确。陈琳先仕袁绍，后仕曹操，与庾信的出仕多朝有一定的共通性，不同之处在于，庾信留居北方，是出于西魏和北周的强迫，非庾信本人意愿，庾信后期也多有悔意，其乡关之思一直充斥于创作中。杜甫对庾信被迫留居北方这一点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对其晚年的忏悔意识和乡关之思也颇能理解，所以才有诗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以庾信比王维，自然是在为王维辩护，认为其“附逆”如庾信一样，实属迫不得已，其《凝碧诗》也一如庾信后期的诸多诗文，是表达求归之心的。但不管如何辩护，王维确有“附逆”而为伪官的客观事实，个中性质和郑虔、李白的“附逆”存在一定的区别。郑虔被安禄山政权授予水部郎中，但他诈称风疾，求为摄市令，且密通灵武，大有充当间谍配合肃宗朝之势。郑虔在“附逆”期间无疑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求归意识和举动，大概也是基于此，杜甫才将郑虔比之为威武不屈的苏武。至于李白，卷入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不自觉地沦为了牺牲品，而在此过程中，李白对李唐王朝的尊崇和忠诚未曾因永王的任何动向而改变，所以杜甫以苏武比之。此外，在“附逆”案后的清算中，李白与郑虔均遭流放处置，其远赴险途恶地的遭际也与苏武被远放北海有相似之处。而王维回归长安后，获得特赦，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其顺遂当然远非苏武可比，而略似庾信之在北朝。杜甫虽对被迫附逆的文人持宽容的态度，但他并非无原则地“和稀泥”。杜甫向来持有较强的道德准则，亦律己甚严，对自己在安史之乱中被俘后出逃的一段经历，他曾自述为“独惭投汉阁”，以未能如扬雄那样投阁免辱而感到惭愧，如此严苛的道德自律甚至有几分近于道德洁癖了。在《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一诗中，杜甫云“肃宗复社稷，得无顺逆辨”，又以“秘书茂松色”一语来盛赞苏源明不受伪职的节操，可见对于朝臣附逆的问题，杜甫是主张加以审判和辨析的，对于坚持了气节的文人，自然应高度赞赏，而对于被迫“附逆”者，则应在整体的从宽原则下，视情况不同加以处置。在众多的“附逆”文人中，王维算是受到了特赦，《旧唐书·王维传》谓“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縉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或许在杜甫看来，王维的遭际固然值得同情，也应该为其辩诬，但这种“嘉之”与“特囿之”大概也与他内心深处的道德准则略有抵触了。那么，杜甫以一个争议人物庾信来比王维，大抵也有些婉讽的意味吧。总之，在一个整体的舆论背景下去考察杜甫对“附逆”文人的态度，我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立场，也可以看到诗人严格的道德标准，两者交汇，构成了诗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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