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红│寻访杜甫诗中与足下的故国山河 ——《杜甫游踪考察记》引言

编者按：本文系宋红老师未刊稿，如需使用，须经作者授权。

宋红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

从2009年至2018年，我与林东海先生16次从北京出发，全程考察李白、杜甫游踪，分别撰成《李白游踪考察记》与《杜甫游踪考察记》。书中有对旧名故地的钩沉，有对旧注误说的勘正，有对考古成果的吸纳，有对古迹遗踪的记述，也有对当今社会状况的展示。两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对杜甫游踪考察情况与成书情况的介绍，先行刊出，向各位学人做一个汇报。

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宋人有言：“不行万里路，莫读杜甫诗。宋人赵大年（名令穰，宋太祖赵匡胤五世孙）又言：“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可见读杜之难，在宋人那里已成共识，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非此不可体会杜甫之用心，不可体会杜诗之成于艰难也。惜历代注杜学人，潜心书斋者多，稽考实地者少。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本《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为准备注杜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但只是试验性选点，远非杜甫行踪的全程考察。全面考察古代诗人行踪而行诸文字者，当以林东海先生的李白行踪考察为首创：为撰写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出版社合作出版之“中国彩色文库”《诗人李白》一书，林先生受聘于1981年5月到1982年10月，对李白游踪（连带杜甫游踪）进行全面考察，游历十多个省份、拍摄了一百多处遗迹的实景照片；出版了《诗人李白》（日文版，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 日本美乃美出版社）、《太白游踪探胜》（人民美术出版社）二书以及旧体诗集《江河行—揽胜诗草》（江西人民出版社）。王运熙先生为《太白游踪探胜》作序曰：“这种图文并茂的著作，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无疑是一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此书不但是李白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今后李白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而且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园地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因此，本书的产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这三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化的三十年，移山填海、筑坝修路、开矿建楼等人力行为，使山形地貌发生了极大改变，三十年前的实景照片，今天竟然面目全非，这促使林先生萌生了重走李白路的想法，于是我们相约联合行动，同时对李白、杜甫游踪做全面考察。

我们在2009至2018年的十年时间里，分省、分段出行，全程考察李白、杜甫游踪，行程横穿河南全境，纵贯湖南、甘肃两省，并两赴陕西，两至四川，两入山东，亦行走湖北、江苏、浙江、河北等省份，拍摄图片二万七千帧、短录像近百条，总数据量155.78 GB，考虑相同景点不同点位的占比情况，取景点大致应在五六千处之多。 

杜甫像（蒋兆和 绘)

杜甫（712—770）字子美，以曾居杜陵之少陵而自号少陵野老；以所历左拾遗、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官职人称杜拾遗、杜工部；元代追谥杜文贞公，是唐代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杜甫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河南，早年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不第，又曾漫游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并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等地。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长安求宦，过了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困顿生活。刚谋到一个正九品小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安史之乱，玄宗离京奔蜀，长安陷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杜甫把家人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延安富县），只身投奔灵武，途中遭遇叛军，被挟至长安，九个月后伺机逃脱，再往凤翔投肃宗，受封左拾遗，但不到半个月，便因疏救房琯触怒圣上，险些掉了脑袋。多亏新任宰相张镐和经办此案的御史大夫韦陟出手相救，才得以获免，但已不受信任，先是被打发回家探亲，收复两京后又与房琯同时被贬，成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一年兵荒马乱，畿辅饥馑，他实在看不出继续留任还有什么前途，终于下决心弃官度陇西去。度陇还是衣食无着，杜甫又携全家由秦州（今甘肃天水）而同谷（今甘肃成县）继而南下入蜀，卜居成都万里桥边。虽然万里作客，漂泊西南，但仰仗故人严武、高适的接济和军阀柏茂琳的照顾，杜甫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但不甘作客的杜甫，又拖着老迈衰病之躯乘舟出峡。因为严武的推荐，他原本是要入京赴任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的，并将以从六品的官阶著“绯衣”、佩“银鱼袋”，然而却因肺疾发动卧病云安（今重庆云阳），耽误了赴任的行期，真正是“有才无命”（《狄明府博济》）。这让杜甫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最后辗转于荆楚，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甚至遇到一连五日不得食的窘况，终于在饥寒交迫中死于漂泊湘江的水途上。

西安杜公祠

杜甫前半生汲汲于仕途，后半生惶惶于兵乱。居长安时赶上安史之乱；避地入蜀，又赶上吐蕃犯边，攻陷松、维、保三州；加上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汉州刺史崔旰大战剑南节度使郭英乂、简州刺史韩澄杀郭英乂、郭英乂部前军柏茂琳又起兵讨伐崔旰等，蜀中一片大乱。正所谓：“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杜甫出峡来到潭州时，赶上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真正是“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然而，不管命运把杜甫抛到哪种境地，他始终都因自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而“不敢废诗篇”（《归》）。上至帝王将相、风云雷雨，下至田父邻媪、花鸟鱼虫，可以说寓目辄书，尽入诗囊。一首诗，便是他的一篇日记；一部少陵诗集，便是他一生喜怒哀乐的心史；而其间所折射的，则是那个盛极而衰、动荡变乱的时代。

纵观杜甫一生行迹，大致是由中州而关中而陇右而巴蜀而湖湘，本书以杜甫生平为主脉，按中州篇、苏浙篇、鲁冀篇、关陕篇、陇右篇、巴蜀篇、荆湘篇七个部分来记述所考察之杜甫游踪及相关遗迹，并对历史旧说及悬疑问题加以辨析。

本书所记述的是跨越三十年的两度考察，第一次考察，时间集中在1981年至1982年，大致根据林东海先生提供的信息写成；第二次考察，时间集中在2009年至2018年，是我与林东海先生的联合行动；两次之间，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亦有断续零星的相关考察活动，一并记入文中。

比较两次考察，第一次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人心向上。尽管考察条件艰苦，常常遇到景点无路可通或有路无车可用的情况，历史遗迹也多破败，但所见都是遗迹和文物的原生形态，地方政府真心想向外宣传自己的历史文化，各地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对自己区域内的历史遗产非常熟悉，也用心研究，加之熟悉当地掌故和文史的耆宿老人还健在，对考察帮助很大。三十年后情况大变，旅游业蓬勃发展，成为很多地方的支柱产业，有利条件是路有了，车也有了，需要仰仗当地向导的地方如今可以仰仗导航仪了；不利条件是历史文化景观大多从文化部门划归到旅游部门，并遭到旅游经济的“绑架”，热门景点踵事增华，浓妆艳抹，然后高价售票，冷僻景点索性放弃管理，任其淡出人们的视线；有些三十年前见到的遗迹，如今已经不存或严重风化；了解历史情况的途径是花钱请导游讲解，但导游解说词与学术研究显然不能完全对接。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为着找一处导航仪没有显示的杜甫祠，宣传部门将我们指引到文化部门，文化部门将我们指引到旅游部门，旅游部门说不归他们管，应该找文化部门。最后找到了，是一对老夫妇在管，拿钥匙为我们开了门。这里的实际归属单位是文管所，而文管所的上级单位是旅游局。就是这个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的地方，如今在外部加盖了华美的朱楼，也开始售票。又如唐代的滕王李元婴，在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任上建了滕王阁，在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任上建了滕王亭。杜甫《滕王亭子》诗有“虚阁自松声”句，明代唐寅绘《虚阁晚凉图》，其中的“虚阁”就是个草亭。但今天阆中玉台山上不仅有复建的滕王亭，还有新建的气势恢宏的滕王阁，杜甫的诗究竟要落在“亭”上，还是落在“阁”上呢？这样演变下去很容易扰乱视听。后来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滕州也在酝酿建滕王阁，有这个必要吗？若不是王勃在南昌写了千古名作《滕王阁序》，滕王根本不足挂齿，完全不必再以滕王的名义建阁。

羌村故居

与踵事增华的状况相反，另有一些偏僻的历史遗迹则被放弃，如河南登封告成镇的武则天石淙会饮遗址。我们问路时，嵩山旅游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石淙会饮”遗迹已经芜废，他们也很多年没有去过了，而且路很难找。也有人说：那里荒草没过人顶，你们找到也进不去。多方打听，终于有老乡告曰：到镇上还要向东再走十里才能到。我们先找到石淙河桥，从桥下沿河道向山里走，的确没有路，最后是踩着高约2米、宽约30公分的旧河道堤墙走到景区腹地，并用长焦镜头拍到非常清晰的《石淙河摩崖题记》局部。刻石非常精美，完全没有风化。书丹者薛曜身为驸马，书学褚遂良，但较褚书更为瘦硬，被后人评为“宋徽宗瘦金体之祖”。堂兄弟薛稷与薛曜同一师承，杜甫后来流寓蜀地时，专门到通泉县庆善寺观览薛稷书画壁。也许该感谢文物部门对这处景观的放弃，也许正因为三十年的封闭和人迹罕至的环境，才使摩崖文字得以保全。但对于这处河南省最大的摩崖碑刻，适当的监护总还是需要的吧。

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每见老书生痴痴纸堆中数十年，而一出书房门，便不知东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里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亦比比皆是。”本书便是读书与行路相结合的产物，着意考索、踏查杜甫诗中所咏、足迹所到之地，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钩沉旧名故地。在地理沿革中，杜甫咏到、走到的很多地方因地名变更，已经与杜甫脱钩，当地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与杜甫有何干系；有些撤销改并的旧县，连名字都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考察中对这样地方的历史遗痕尤其关注。诸如杜诗中有着最美月色的“鄜州”，如今的名字是“富县”，以盛产苹果著称。行走在富县，有几个人能想到这就是杜甫咏过“今夜鄜州月”的鄜州呢？惟县城入口一只昂首向天的梅花鹿雕塑还能暗示富县的古称是“鄜”，与鹿有关。大约因为“鄜” 字比较难认，所以1964年改“鄜县”为“富县”；同时用常见同音（或近音）字取代的古地名还有“盩厔”写作“周至”，“鄠县”写作“户县”，这样改过以后就好像切断了根基，对于稍有历史文化知识储备的人来说，行走在“周至”的土地上，先要在头脑中把“周至”转换成“盩厔”，然后才能想到这里是白居易当过县尉、创作了《长恨歌》的地方，并因此而心潮起伏一番。“户县”也必须转换成“鄠县”，然后才能在头脑中和杜甫搭上关系。杜甫和岑参兄弟一同游玩过的渼陂就位于鄠县。而“户县”，只能让人联想到曾经称名一时的农民画。而隶属于富县、杜甫写过《羌村三首》的羌村，如今已经变名大申号村，只因村里有过一个大申号油坊，便失去了本来应该不朽的名字。我们在富县打听羌村，居然没人知道。最终问到县城边上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才总算知道个前进的大方向。

我们也刻意去找寻杜甫吃过美味鱼生宴后来并入灵宝市如今又成为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湖城、阌乡旧县；杜甫观摩过精妙书画，后成为射洪县属镇，镇名又被当地酒名所取代的通泉县故地，在当地拍到带有地理沿革信息的照片。

成都杜甫草堂

二、勘正旧注误说。也有些古地名延续至今，脉络清楚，只因被旧时注家所误，终至以讹传讹，陈陈相因。如杜甫住过的“陆浑庄”，一直被包括闻一多先生在内的很多治杜专家说成位于河南偃师，认为“偃师故庐”“尸乡土室”“土娄旧庄”与“陆浑庄”都是一处。但洛阳之南伊水上游的嵩县境内便有陆浑旧县的所在，如今是陆浑水库。杜甫在偃师的宅子，为什么要叫“陆浑庄”？毫无道理。这是由清代浦起龙开始的错误。因为杜甫有《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曰“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又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下自注“甫故庐在偃师”，杜甫《忆弟二首》题下自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所以浦起龙便误以为“陆浑庄”在“首阳阿”。其实“首阳阿”只是宋之问的“旧池馆”和杜甫的“故庐”。宋之问在偃师、陆浑和辋川等地都有居所，而杜甫至少从长安为官时开始，便已经居家伊川的陆浑了，这应该是杜家的祖产。杜甫《龙门》诗曰“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行走于长安至洛阳或洛阳至偃师间的驿路是不会经过龙门驿的，唯走由洛阳南行的驿路才会经过龙门驿。而龙门驿向南的驿路正通向伊川和陆浑，唐代那里是山水佳胜之地，也是名人扎堆的别墅区。诗的后半首曰：“往来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可知杜甫在不同季节多次经过龙门驿，而且既走陆路，也曾川行，这也是前往陆浑才会发生的情况。据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所绘《长安洛阳道驿程图》，溯伊水南行驿道上的第一驿为龙门，第二站彭婆馆，第三站白沙馆，比照今天的地图，龙门之下是伊川县彭婆镇，再南下是伊川县城，县城东南10.3公里伊河之东有白沙镇与白沙村；由伊川县城再南下是伊川县鸣皋镇；再南下，与伊河相同走向的252省道（亦称洛栾快速通道）之东有属于嵩县的两座山，北为九皋山，南为鸣皋山；再南下便是昔日陆浑县的位置，今为库区乡和陆浑水库，而鸣皋山，昔日便是属于陆浑县的。实地考察中，我们经过被开成洛栾快速路的陆浑岭，足迹一直踏到陆浑水库的岸边，也眺望了一下陆浑村。其实杜甫《忆弟二首》题下小注有三种版本：“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时归在南陆浑庄”“时归南陆浑庄”。三者相较，显然“时归在南陆浑庄”的版本更可信从，“时归南陆浑庄”次之。因有“在南”，故尔衍生出“在河南”。而相对于东都洛阳，陆浑正在“南”位。所以关于“陆浑庄”的地点，应该回归本位。随着陆浑庄定位的改变，相应的杜甫游踪也就需要重新厘定。本书对“陆浑庄”除记述实地考察经过，也有资料上的考索与辨析。

另外，杜甫在湘江流域停宿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等地并留下诗篇，宋代黄氏父子《杜诗补注》把空灵岸、花石戍定在长沙以北，解释为是前往长沙的江途中所作，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亦从此说。明王嗣奭《杜臆》将两诗的写作地点定在湘潭，但没有确切点位。黄氏父子显然是受到《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在言及潭州长沙郡时有双行夹注曰：“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有乔口，镇兵。”但唐时的潭州辖境很大，一直南跨到衡山，长沙只是州府，而“渌口、花石二戍”是在潭州境内，不是在长沙附近。株洲学者得天独厚，率先坐实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的位置俱在株洲境内，因为这些地点一直就在株洲存在着，而且还有相关载记及“怀杜岩”等纪念性遗存。而今日之株洲唐时正在潭州的辖区之内。《新唐书》的说法本没有毛病，但黄氏父子注杜时却发生了理解上的偏差，而且这一偏就偏了八百年的时间。我们泝湘江纵贯湖南全境的考察正好把今天的凿石浦、渌口（与津口隔江相对）、空灵岸、花石戍等处逐一走过，切实感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中的周折与感悟已写在相关章节中。

巩义杜甫故里

三、吸纳考古成果。近些年基础设施建设的勃兴以及盗墓之风的猖獗，大大促进了文博考古业的发展，许多遗迹不得不进行抢救性发掘，而发掘成果则成为订正传统旧说的有力实证。如杜预墓，今只存墓碑，几经辗转后立于偃师前杜楼村城关第三中学校园操场的后方、杜甫墓东北大约十米远的地方，但杜预墓的位置杜预生前已经勘定，并在《遗令》中明示：“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二陵”指追封为晋文帝的司马昭及其妻王元姬的合葬陵崇阳陵，以及晋武帝司马炎的陵墓峻阳陵。今“二陵”的位置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知杜预墓的准确位置，而杜预墓的位置是判定杜甫偃师行踪包括“偃师土室”位置的重要参照。在“二陵”考古成果出来之后，杜甫研究中的相关内容已不应再维持固有成说。

再如杜甫留宿并题咏过的“龙门奉先寺”，位置在哪里？今通常都把庐舍那大佛洞窟称为奉先寺，原因是由唐代草书名家张旭以真书书丹的《大卢舍那像龛记》与《奉先寺牒》同镌刻于卢舍那大佛的像座北侧，《像龛记》中又言及“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便容易让人生出大卢舍那像龛就是奉先寺的误会，清康熙年间的文学大家朱彝尊已将龛、寺混为一谈。事实上奉先寺最初的位置是在大卢舍那像龛之南的伊水岸边，即今龙山南坡之下，开元十年（722）二月四日伊河泛滥，奉先寺毁于水灾，《旧唐书·五行志》有明确载记，所以这年十二月五日“敕旨龙花寺宜合作奉先寺”的《奉先寺牒》才镌于庐舍那大佛的底座上。而考古界1986年已刊发《龙门奉先寺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指出遗址位置是在魏湾村北阜。我们的考察就追踪到龙门景区以南魏湾村北阜的打麦场上。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原龙花寺、亦即与奉先寺合并后的新奉先寺遗址。而杜甫开元二十三年留宿并题诗的奉先寺也很可能就是这里。

四、记述古迹遗踪。随着矿山、公路和水库的建设，这些年消失的历史遗迹、山川地名也不在少数，比如河南陆浑岭消失，变成洛栾快速通道；湖北岘首山消失，变成唐城影视城，而原来的虎头山正在被打造成新的岘首山，但虎头山的名字则要消失了；还有被淹没在黄河小浪底库区、三门峡库区、长江三峡库区的一系列历史旧迹。在杜甫足迹所到的湖北公安，我们找到已成为景观河的油江河、已括入县城的斗湖堤镇旧迹；在石首市，找到杜甫挂帆发船的刘郎浦，即如今已经废弃的石首港；为寻找李白足迹所到之白马矶和鸭栏驿旧址，我们找到岳阳市下属临湘市儒溪镇洋溪村，拍到距离儒溪汇入湘江处不远的鸭栏泄洪闸和施工中的白马矶码头，一块破烂不堪七拧八歪蓝底白字的标牌正好指向那里。这是2011年的情况，后来有朋友再去，已经找不到与“白马矶”有关的痕迹了。追寻李杜游踪，记录这些消失和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之存照写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展示社会状况。对三十年间两次考察的记述，客观上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三十年间，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把我们的行程推进了快车道。第一次考察，大约是三天一个点，第二次考察，一天可以跑三个点，最高记录，一天跑六个点，长奔530公里，具体行程是：1、陕西略阳接官亭镇观飞仙阁遗址；2、灵岩寺观《郙阁颂》；3、前往汉中，观汉中博物馆；4、赶往宝鸡，先在汉中城北13公里处石门水库观《石门十三品》原址；5、中途游观褒斜古道、留坝县马道镇萧何月下追韩信故地；6、观凤县紫柏山张良祠；天黑后路经连云栈道、大散关，全程穿行于秦岭盘山路上，翻越三座大山到达宝鸡，没有良好的道路交通条件是无法办到的。而且昔日的荒山秃岭，如今都草木蓊郁，满眼绿色，风景宜人。然而中国大地上的很多河流都变成了河中之河，大片河床伤口一样地裸露在苍天之下；更有大片良田被楼盘吞噬，很多高铁站旁都摩肩接踵地矗立着高楼的钢筋水泥骨架，有些地方，两站间的半成品楼盘几成对接之势，这些不知是否已成“烂尾”的楼盘张着黑洞洞的大口，让人不得不心有隐忧。行走中眼看着路宽了、车快了、楼高了，城市的夜晚也亮了——在略阳、在荆州，在二线、三线城市都能看到美丽的城市夜景。然而我们行走更多的是乡土中国，在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勤劳、坚忍、宽厚、善良之传统美德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偏远山村还很贫穷、很闭塞。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杜甫故里因景区扩大而四迁其宅的农民老汉；济源市王屋乡听不懂我的标准普通话，认为我说话很“侉”的林山村大嫂；汝州市陵头乡桥沟村说“俺不认识字”的年轻姑娘；湖南平江杜甫祠墓旁小田学校在危楼里上课的孩子，还有株洲市凿石村半空心化的萧疏；陕西富县羌村那仿佛回到远古一般的满目黄土色。衷心希望生活在底层的中国百姓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平江杜文贞公祠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杜甫游踪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纪念性遗迹，特别是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经过多次洪水泛滥、河道摆动，加之地震等自然灾害，唐代遗迹早已深埋在地表之下。如杜甫停留过的江陵城——今湖北荆州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叠压在现城墙10米以下的五代砖城，而五代城垣之下，叠压着高1.6—1.7米、宽6.5米的东晋至隋唐时期的夯土城垣，由此可知唐代的江陵城其实已深埋在今天地面的十几米之下。即便荆州长江大桥边建于明嘉靖年间的万寿宝塔，最底层也被埋在江泥之下，如今清理了塔周的淤泥，把地平面以下的第一层也显露出来，下陷式的宝塔底层以实物形态昭示着历史的层层积淀，也提醒我们：唐代文化层沉积于地面十几米以下，地面上所见杜甫巷、青莲巷等一切相关遗迹，其实都是后代的纪念性建筑。又如河南省东部城市商丘，其睢阳区的商丘古城，是明、清时期的商丘县城，城池保存完好，南护城河碧波荡漾，今称南湖，水下叠压着元朝的归德府城、宋朝的南京城、汉朝至唐朝的睢阳故城，地面上自然不会有真正的汉唐遗迹。但传统文化很多时候都是在这种叠压、迁移的形式中传承下来的。

本书所记不仅有近些年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还有见过的人。相隔三十多年的两次考察，第一次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基层文化单位，第二次随着社会的多元化，考察形式也多样起来，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有地方政府部门、文化单位、部队系统、也有国企、私企、商会、民间团体和个人，有学术界同道、多年老友、乡贤亲旧，也有一见如故的新知，还有素昧平生、至今也未曾谋面的侠义之士。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方方面面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带路农民、驾车司机，都在书中留下了印记，因为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代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重与葆爱。考察中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钱解决，也不是所有文化遗迹都能用导航仪找到，没有当地主人的热心帮助与支持，靠一己之力完成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如此巨大的考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书中不仅有三十年间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遗迹的兴替，也有近些年社会人文生态的展示。

本人走出大学校门只做过一份职业就是当编辑，为人作嫁，而在研究领域则属于散兵游勇，不似在高校或研究单位能够申报课题，获得研究经费或项目资助，所以计划中食、住、行等一切考察用度都准备自理，但行动中却得到方方面面的襄助，在考察地的费用很多时候都得到当地主人的支持，由衷感谢他们！感谢给予我们宝贵支持和帮助的每一个单位和个人！

本书随文插配了90幅实景照片，是由我们赴各地考察的三万馀幅照片中精选而来，绝大多数皆系实地拍摄。另，日本足立喜六先生所著《长安史蹟の研究》（日本东洋文库1933年初版，中国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汉译本），书中附有170张照片，绝大部分是作者在1907至1911年间亲自拍摄，并注明拍摄位置及时间，照片反映了长安古迹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样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本书依据日文初版采撷数幅，以为今昔对比，特此说明，并向作者及初版者鸣谢。

李杜游踪原本有部分重合，本书又与《李白游踪考察记》为姊妹篇，所以选图时力避重复，即便同一景点，也会选择不同时期或不同点位的照片，以便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书前绘有《杜甫游踪路线图》，乃利用网络版“百度地图”制作。虽然已有挂在“搜韵”网上的“唐诗地图”风靡网络，点开即可看到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的游踪，但本图还是自出机杼，以我们的实地考察为基础，以对历史地名的考索为依据，以杜甫实际所到的大致点位为基点连接而成。如在“济南历下区”的点位上，所设基点并不是省会城市的红色标志点，而是地志所载历下亭的旧址，在“1个单位=2公里”的比例尺下（按：“百度地图”的1个单位，家用电脑上实测为2.15厘米），这个基点是标在大明湖西侧、五龙潭以北的位置。再如荆州市代管的县级市“石首”，所设点位即是杜甫所咏刘郎浦的大体位置，如今是绣林山下已经废弃的石首港。其他点位的设置亦尽可能以类似的、与杜甫游踪直接相关的小地点为支撑。虽然点位的厘定在成品游踪图中只是毫厘之差，但我还是愿意力求准确。绘制中尤其注重杜甫的实际行走路线，而不是由点到点的“飞跃”，诸如“杜甫度陇路线图”，途中的“千阳”“陇县固关镇”，是在参考了杜甫同时人岑参的度陇记述、考证了唐代关隘的大体位置后标出的；“杜甫秦州至同谷南行纪游组诗路线地图”，是一站一站实地走过来的；杜甫游江南的路线，亦以唐代的水道驿程为根据。图中标记虽然以今地名出之，但具体点位则以历史地名为基础，并注重地名的历史延续。路线图最终以“1个单位=50公里”的比例呈现，点位密集处标小地名会相互遮挡，所以只能描述大略。

图片与地图也是本书的组成部分，与文字相辅相成。

拙著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期待我们一同走进杜甫诗中与足下的故国山河。

作者简介

宋红，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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