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锐│关于《旧唐书·杜甫传》的探讨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总第114期。

房锐，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开始修撰，至后晋开运二年撰成。《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传下》所收《杜甫传》长达1000余字，是整卷篇幅较长的一篇传记。该传不仅记叙杜甫的行事，还大段抄录了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在《文苑传》中显得比较特殊。《旧唐书•杜甫传》是现存研究杜甫生平事迹及评价其在唐五代文坛地位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

一、《旧唐书》编撰者高度重视杜甫，并为杜甫立传，是基于他在唐五代文坛的重要影响

《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文苑传序》云：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苢”，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夫执鉴写形，持衡品物，非伯乐不能分驽骥之状，非延陵不能别雅、郑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异闻韶之叹。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儿擅江左之雄。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贲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此序驳斥了前代秉笔论文者“是古非今”之论，并对汉魏六朝文学加以肯定，接着对唐代文坛的盛况进行介绍。其中，“爰及我朝”句，明显带有唐代史臣的语气。据此可知“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之“臣”当为唐代史臣，而非《旧唐书》的撰修者赵莹、张昭远、贾纬等五代史臣。《旧唐书•文苑传序》乃五代史臣照抄或节录唐代史臣的相关说法，应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推测，五代史臣在编撰《文苑传》时，也当受到唐代史臣的影响，传中的文字或许为五代史臣根据相关史料加以增删而成。

应该指出，唐代文人荟萃，致力于“雕虫”（即诗文词赋）者众多，而王维与杜甫作为“雕虫”的代表，被唐代史臣特意提及，而其言论又为五代史臣所认可，并被原文抄入《旧唐书》中，两人在两代史臣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传下》收录有《王维传》、《李白传》、《杜甫传》，盛唐三大诗人的传记排列在一起，格外引人注目。在这三篇传记中，《王维传》、《杜甫传》篇幅较长，《李白传》篇幅最短，“已寓有轩轾之意”。

杜甫受到《旧唐书》编撰者如此“青睐”，并不是偶然的。杜甫是盛唐著名的诗人，在生前已具有相当的影响。他作为《诗经》、《楚辞》最优秀的继承者、发扬者，受到后世不少文人的重视与推崇。如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杜甫“上薄风、骚”，《叙诗寄乐天书》云：“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乐府古题序》云：“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古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多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元稹高度重视诗歌美刺讽喻的作用，而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不仅对元稹、白居易等人有着直接的启示，还为他们倡导的乐府诗创作提供了范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中唐之后，杜诗与风、骚的关系，亦一再被人们提及。如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微旨也》云：“猗与子美思，不尽如转辁。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既作风雅主，遂司歌咏权。”裴说《经杜工部坟》云：“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云：“固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杜甫关注现实，其讽谕时政、描写民生疾苦的诗歌对后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少文人重视儒家的诗教观，创作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讽谕诗。

从杜甫作品流传的情况来看，中唐之后，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不少文人以收罗、编撰杜集为己任，为杜甫作品的保存和流传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宋人整理杜集时，找到的古本就有十多种。这里，有必要提及开运官本杜集。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补遗》著录《杜工部诗文集》二十卷，注云：“开运中官书。”吴若《杜工部集后记》云：“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本也。”开运乃后晋出帝年号，开运二年，即公元945年。陈尚君先生在《杜诗早期流传考》中认为：“开运官本杜集，可列为我国最早刻印书籍之一。杜诗为时人重视，可以想见。”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开始修撰，至后晋开运二年撰成，而开运官本杜集亦在这一时期刻成，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是耐人寻味的。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监本”亦在这一时期刊刻。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由冯道主持的刻板印经工程全部完成，计印有“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大规模雕印经书。这些经书因系国子监负责雕印，故被称为“监本”。又，后蜀广政七年（944），在后主孟昶的支持下，丞相毋昭裔捐献私俸，主持刊刻石经，先后刻成“九经”，又刻成《左传》前十七卷。这是古代规模最大和唯一有注文的儒家经典石经。此外，毋昭裔还主持刊印“九经”，所需经费，出自私财。其雕版印刷的经书，乃据石经刻成。而“无论是北方的统治者宣扬儒经与冯道刻板印经，还是南方的蜀主重教兴文与毋昭裔刊刻石经及刻板印经，其共同思想的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也是儒学从衰落逐渐走向复兴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作为一名儒者，杜甫的价值不断被挖掘，其作品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并被官方刻印成书，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同样《旧唐书》的编撰者高度重视杜甫，并为杜甫立传，也是基于他在唐五代文坛的重要影响。

二、《旧唐书•杜甫传》深受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的影响，反映了中唐至五代时期人们对杜甫的接受情况

《旧唐书•杜甫传》在介绍杜甫的生平事迹后，有如下记载：

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拣，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余无所闻。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至汉武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辞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迨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尔。

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甫有文集六十。

在这段记载中，除“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甫有文集六十”等字外，其余内容均抄录自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写于元和八年（813）。此年杜嗣业奉父宗武遗命，把祖父杜甫的灵柩迁葬于首阳山前（今河南偃师市）。嗣业途径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时，请元稹为祖父作墓志铭，元稹为此撰写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在这篇墓志铭中，元稹一开始便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接着回顾了自尧舜至盛唐诗歌流变的历程，对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的成就给予至高无上的评价，初步确立了杜甫“集大成”的历史地位。他还特意抬出孔子，以进一步突出杜甫乃诗界之正宗。这篇墓志铭对于提升杜诗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杜诗学史上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杜甫的创作主张及其创作实践来看，元稹关于杜诗集古今之大成的说法是有着较为充分的依据的。从杜甫的创作主张来看，他竭力主张“亲风雅”，不断强调向前人及同时代人学习，兼取众家之长。其《戏为六绝句》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偶题》云：“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解闷十二首》其五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其七云：“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从杜甫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其作品既博采先秦汉魏南北朝及盛唐诗人之所长，又追求新变，自铸伟词，完美地实践了他的创作主张。其诗歌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创作风格具有多样性，且诸体兼备。元稹认为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一评价无疑把杜诗提升到一个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对后世的影响亦极大。李俊在《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一文中认为：“元稹对杜甫创作多样性的肯定，不但初步形成了对杜诗‘集大成’的论断，而且对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在晚唐地位的上升和创作的普遍化中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对杜甫近体诗及其创作技法特别是七律在晚唐乃至中国诗史上地位的上升和确定有重大贡献。”这一说法是比较准确的。

《旧唐书•杜甫传》所录元稹关于李杜优劣的评述值得一提。李杜连文并举始于何时，已不可知。与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任华先后创作了《寄李白》《寄杜拾遗》二诗，诗中流露出对二人的尊崇之意。《旧唐书•杜甫传》云：“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传中录元稹语云：“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云：“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韩愈《感春四首》其二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荐士》云：“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由此可知，至少在白居易、元稹、韩愈等人生活的年代，李杜齐名之说已十分盛行。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李杜加以比较，认为：“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在白居易看来，杜诗在“风雅比兴”及“贯穿古今，覼缕格律”两个方面均优于李诗。元稹在杜甫墓志铭中，深刻揭示出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典范意义，给予杜甫的评价也更高。他称李白“以文奇取称”，认为其诗在气势、格调上与杜诗并驾齐驱，但同时指出李白在律诗的结构、声韵、对仗尤其是在排律的创作上远不及杜诗。这些言论“首开于诗法上贬李之先河”，对确立杜甫在唐五代文坛的崇高地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就李白、杜甫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李白以古体居多，杜甫则擅长律体。在现存李白诗作中，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诗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在现存杜甫诗作中，包括五律六百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余首、排律一百余首。在白居易、元稹生活的时代，人们对近体诗的重视已远远超过对古体诗的重视。在晚唐，重视近体诗的风气更盛。如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把杜甫、李白推崇为“挺生于时，群材莫得而并”的诗人，并把杜甫置于李白之前，称为“杜李”。卞孝萱先生在《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一文中指出：“元稹、白居易虽都认为杜优于李，但他们还是称为‘李、杜’而不是称为‘杜、李’，可见‘李、杜’的称呼已是约定俗成了。顾陶冲破当时的习惯，改称‘杜、李’充分表现出他的尊杜观念。”顾陶所编《唐诗类选》已佚。据胡可先考证，该书选杜诗二十九首，可以说是选杜诗最多的选本，也是第一部体现尊杜倾向的选本。其将选诗的重点放在杜甫后期的律诗创作上，对于杜甫律诗在晚唐的传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又，韦庄《又玄集》所选杜诗七首，均为近体，数量为集中之最。其编排顺序，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二。马积高先生在《李杜优劣论和李杜诗歌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杜是大力作律诗的，对七律的贡献尤大，故后世作律诗的多宗杜。相比之下，遂觉李不如杜。元白扬杜，宋代一些人说杜是诗之集大成者，明清两代诗人或宗唐或宗宋，然多有不同程度的扬杜抑李的倾向，这都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其实，在杜甫墓志铭中，元稹直接比较李杜优劣的内容加起来不过一百余字，而《旧唐书》编撰者在“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等文字后所抄录的内容中，有将近五百字似与李杜优劣关系不大，“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等文字显然不能完全概括元稹在杜甫墓志铭中所写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中唐以来，关于李杜优劣的话题已成为文坛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元稹的相关评述格外引人注目，引起的反响也最大，这或许是史臣们把这些字眼放在文前的一个原因。

应该指出，自杜甫去世至《旧唐书》问世，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与杜甫相关的文献不可谓不多，但最具系统性、论述最深刻、对后世影响亦最大的，非元稹的杜甫墓志铭莫属。《旧唐书》的编撰者选择元稹的说法，并把这些说法一并抄入《杜甫传》，是有所考虑的。而“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等字眼极具分量，这一简短评述透露了如下信息：元稹的说法，包括李杜优劣的评述，得到了中唐之后文人的普遍认可。对于这些说法《旧唐书》的编撰者是完全赞同的。他们抄录元稹所撰杜甫墓志铭的行为及其“表态”本身，明确体现了当时官方的立场，代表了社会上的主流意识，也反映了中唐至五代时期的文坛风尚、社会思潮等。而这些内容被写进官修史书后，进一步提高了元稹所撰杜甫墓志铭及其相关说法的权威性，也进一步扩大了杜甫的影响，对全面提升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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