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樊│读杜诗小记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4年第1期，总第7期。
（王康：《来路与去向·怀念曹慕樊、谭优学、秦效侃三先生》，来源自公众号“憨憨故事百姓记忆”）
注释是一家之言。《文心雕龙·论说》篇说：“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离文是异，总会是同。……要约明畅，可为式矣。”这是说注释就是论说，要求做到“要约明畅”。就是简要明晰。又《指瑕》篇说：“若夫注释为书，所以明正事理。”“（不应）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若能檃括（绳正）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这是说注释没做到“明正事理”，就失掉了论的本分。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清代的几种杜诗注释，成就都大。第一是钱谦益。他钩稽唐史以说证杜诗。开以史证诗一派，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注重版本，谨严不苟，亦史家风范。钱于注杜，可谓有识。但疏于文字训诂，是他的缺点。仇兆鳌网罗旧注兼及诗评，极为丰富。大有益于后学。虽常据试帖诗法，辄改原诗段落对语，未免轻率。要之三百年间，许为独步（注）。其于注杜，可谓有学。浦起龙、杨伦两家，《读杜心解》说解圆通，《杜诗镜诠》裁镕简当，可谓有才。
尽管有这些遗产，我们还得对杜诗用功去钻研阐述。无可讳言，由于种种局限，他们的著作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后人去补充订正。这不是说我们已经超越他们，而是他们的成绩鼓舞我们更要前进。
我相信章句是读书的第一步。所以自己学习杜诗，以懂得词句为必要的要求。一切解释杜诗的书（包括当代人的著作）我都学习。当然有时也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喜欢用唐人有关的诗文来说杜诗，又总想以杜诗证杜诗。这不大容易，更难得准确，我缺少前人读书“涵泳玩索”的时间与功力，所见难免错误自不必说，浅薄更所常有。写出来请同志们指正。
骑驴三十载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现在流行的四种杜诗注本，此句惟《钱注》作“三十载”，馀《详注》《心解》《镜诠》皆依卢德水（名元昌）改为“十三载”。按钱注是。现存宋刻杜诗，均作“三十载”。改为“十三载”，绝无板本依据。持片面理由，它无依据，辄改旧书，最是恶习。缘三家所以改“三十载”为“十三载”的理由，不过因下句“旅食京华春”，不改似乎说不过去。因为杜甫并没有三十年住在长安的事。细想一下，改为“十三载”才真不通。因为杜甫第一次举进士不第，时间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请注意，其地点实是在东都洛阳，不是在长安。详见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杜甫到长安，实在是天宝五载（746年）。这才是诗人“旅食京华”的开始。到给韦济献诗那年，不过在长安住了不到三年，哪里有十三年？卢元昌以至仇、浦、杨诸家，都以为杜甫举进士不第是在长安，从那年算起到献诗之年，即735—748年，倒刚好是十三年，所以他们就抛开版本不管，径直乙倒原文。“十三载”是一个纯粹的巧合的误会！今天应该彻底否定它！玄宗因长安涝灾，于开元二十二年出居东都，到二十四年才回长安。因此二十三年的试进士是在洛阳，而不是长安。《壮游》诗曰：“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京尹”，自然是指在洛阳的考功衙门，仇氏《详注》卷首《杜工部年谱》于开元二十三年下，云“公自吴越归，赴京兆贡举，不第。”诗曰“京尹”，《谱》说“京兆。”差仅一字，谬以千里。
“十三载”的说法既然不能成立，我们应该考查一下“三十载”的说法是否合于事实。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年），到献此诗的天宝七载（748年），三十六岁。《壮游》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可见七岁他已经开始文学创作。自然对生活也有所了解和记忆了。所以自述生活，可能从七岁算起。他七岁是开元六年，即718年。到天宝七载，恰好三十年。如果以为七岁太小，不足据。那么，改为从十五岁起算也行。《壮游》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既说出游，即已有社交生活，可以作为回顾生活的起点，是无疑的了。杜甫十五岁，当开元十四年，即726年。到天宝七载（748年），他二十二岁。按唐朝人习惯，年纪十岁为一秩。满了上十岁，就可以称作下十岁的年纪。白居易《喜老自嘲》诗：“行开第八秩，”自注云：“时俗谓七十已（以）上，为开第八秩。”又，《思旧》诗：“已开第七秩。”时大和八年，居易年六十三。六十三可以称七十，那么二十二当然可以称三十了。这种纪岁法，大约和当时人过了大年初一就算添一岁相关。如杜甫《杜位宅守岁》“四十明朝过”即其证。
已释“三十载”，现在说“骑驴”和“旅食京华”。“骑驴”是说贫贱生活。后世尚有“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的俗谚。可见骑驴是指贫苦人的。“骑驴三十载，”是说一向贫苦。《新唐书·杜甫传》说“甫少贫不自振”，和诗人自说“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进<雕赋>表》）是相应的。“骑驴三十载”自然包括现在的生活。换句话讲，“旅食京华”即包括在三十载之内，或说“旅食京华”是“骑驴三十载”的下限。这是顺理成章的，一点没有难通的地方。无劳乙倒原句。
（注）《杜少陵集详注》，最后增订为康熙五十年（西纪1711年）。到一九八三年计二百七十二年。
衮衮 《醉时歌》：“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继续貌。六朝已有此语，杜诗多次用之。如《酬孟云卿》：“相逢难衮衮，告别莫匆匆。”《上牛头寺》：“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登高》：“不尽长江衮衮来。”一作滚。王菉友所谓（后起）区别字也。
五升米 同上诗“日籴太仓五升米。”《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魏略》：“焦先字孝然……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于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之。（先友人）侯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杜公盖以焦先自比。不必实指。
坐字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源明》：“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按此坐客不作座上客解。这个坐字是他动词。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煖客貂鼠裘……劝客驼蹄羹……”的煖、劝二字用法相同。坐字这种用法，杜诗尚有它例。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悄然坐我天姥下。”又《负薪行》：“土风坐男使女立。”此外，李白《门有车马客行》：“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又《旧唐书·阳城传》：“城坐台吏于门”，皆是其例。宋黄庭坚《惠崇烟雨芦雁图》：“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似自杜诗出。
扫字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州趣。”
钱注：刘为奉先尉，写其邑之山水，故曰赤县图。仇注：扫，谓挥洒笔下也。按二家注似皆谓刘少府先画一幅地图，又画一幅山水。惟何义门曰：扫却赤县图，谓除去旧画地理图，而新画山水也。何氏此解，最得杜意。惜未解扫字，故不能服人。检杜集用扫字，本有二义。（一）扫，谓落笔挥洒。如《戏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戏拈秃笔扫骅骝。”或作描画义。如旧题《虢国夫人》诗：“淡扫峨眉朝至尊。”（二）扫，谓抹去，如《赠李白》：“山林迹如扫。”又《雨过苏端》：“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此义尚有多例，不必更举。杜公这里说的“闻君扫却赤县图”，便是说刘单命人抹去原有壁上的奉先县地图，又命画师新于壁上画山水景物。东坡《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之二《见题壁》云：“狂吟跌宕无风雅，醉墨淋漓不整齐。应为诗人（按指子野）一回顾，山僧未忍扫黄泥。”是说壁上苏书诗句，因为张先爱顾，所以山僧还未用黄泥抹去。可见抹去壁上旧书画，叫做扫。
又刘单虽爱画，此次新画山水，却是命画师作的，故诗说“遣画”。自画不用说“遣”。
问字 《述怀》：“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问，向也。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卷五，问字有向义条，漏引此例。而所引杜诗二例，义未必安。（一）《入宅》诗：“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张解为向函关。（二）《春日江村五首》：“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张解“言屡向我送鱼鳖也。”何以我说义未必安？因为《入宅》诗似可解为入秦使者多来相看，杜公一一问询函关乱事究竟如何之类。仇杨俱同此解。俱引王应麟曰：“潼关至函谷关，历峡华二州之地，俱谓之桃林塞。时周智光据华州反。我认为问字这样解是对的。在成都说“长路关心悲剑阁”（《野老》），在夔州关心函关的治乱，难道能不一一问询吗？这种问字意义的句子，还可举两例：（一）《柳司马至》：“有客归巫峡，相过问两京”。（二）《溪上》：“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问函谷，正是问入京之路。
至于《春日江村五首》诗句中的问字，解为向字或释做赠字都无不可。仇、杨都把问字作馈赠讲，实未可厚非。我可以为这一解释举一句杜诗为证。如《寒食》诗：“田父要（约也）皆去，田家问不违。”仇解这两句说，“招要皆去，馈问不辞。”这和“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的意思极近似。这是十字句，可以看作“邻家送鱼鳖赠我”是一意，“数能来”是一意。前者就是“田家问”，后者就是“不违”的结果。对田家馈赠，泰然接受，亲昵的关系既已建立，他们自然就常常送礼物来了。
我主张对旧词新义要严格要求。旧说万不可通，才可建立新义。否则要造成汉语史的一定混乱。比如这个问字作向解。照我的说法，杜诗只有一例，可见杜甫时代，这个新义还未普遍形成。如说杜诗有三例，足见问作向讲，当时也相当普遍了。要之，宽要求不致茫无边际，严不至吹毛求疵。归于实事求是而已，非以胜心论学也。
李特进 《徒步归行》，原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
李特进是谁？黄鹤以为李嗣业。惜未举证。据史，天宝十载，嗣业从高仙芝平石国及突骑施，立大功。以跳荡先锋加特进（参合两唐书嗣业传）。天宝末，嗣业官骠骑大将军，不得仍称特进。及读《资治通鉴》二一八，至德元载，肃宗初立，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嗣业意存观望。段秀实责嗣业曰：“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仍称嗣业散阶官。乃知黄鹤之说不误。杜诗题下原注的“李特进”，正是嗣业。
杜五言句法 《北征》：“闰八月初吉”。胡小石《北征小笺》曰：“五言（诗）每句可分上下两节。汉魏以来每句构式，上节以两字，下节以三字为通则。惟蔡琰《悲愤诗》言：‘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阮籍《咏怀》言：‘仇怨者谁子，耳目还相羞’（按尚有‘宾客者谁子？’‘可怜者谁子？’等句）。上三下二，为变格。至唐开、天时，诗风丕变，竞运新格。太白《天恩流夜郎忆旧游》：‘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杜此句上三下二亦同。”按太白五言诗句法，尚有上一下四者。如《赠王判官时予归隐居庐山屏风障》：“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廷流。”又如传诵的《月下独酌》诗，其中“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亦当视为上一下四句。世言以文为诗，自杜甫始。实则李白亦以文为诗。如上举句式，大破汉魏六朝诗句法，更无论七言之纵横放逸，不拘一格了。（七言如《战城南》“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散文句法殆过杜甫。）
狼籍画眉阔 《北征》
二十年前，温习《北征》，偶记笔记几条。其中论“狼籍画眉阔”。以为钱注引明人《霏雪录》，以张籍《倡女词》“轻鬓丛梳阔画眉”句证唐时妇女喜画阔眉，实误。我说，妇女眉样，时尚易变。中唐有阔眉，不能证天宝末亦尚阔眉。反之，据盛唐人诗及中唐人述盛唐妇女生活的诗看来，天宝眉样，仍尚细长。并引李白、王諲诗、白居易《上阳人》为证。《上阳人》云：“青黛点眉眉细长，……天宝末年时世妆。”杜家小女，本欲画时世长眉。奈效法无术，致成粗阔。杜公写其稚气，以为破愁之助耳，本非说当时妇女妆梳。（久之写为一文。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后收入拙著《杜诗杂说》，此不详及）前两年，友人献疑说：据唐人小说《梅妃传》，有“柳叶双眉久不描”句。可知玄宗时眉样未必是细长吧？思有以答之，久而未暇。兹略释其疑。
关于唐人服饰、妇女妆梳等，本系文化史事。切盼有人作出贡献，以益学术研究。小子学力素薄，于此无发言权，仅就所读诗略一辩之。
《梅妃传》虽写玄宗江妃事，实宋人作。传末说“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叶梦得，北宋末人。清人编《唐人说荟》收此传，妄题唐曹邺作。故《梅妃传》诗云云，可以不论。若说眉作柳叶样就是指阔眉，何不举《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反更简便？但此非白公自相矛盾。缘我国诗中，说到妇女细而曲的眉样，多以新月作比。如果说眉色，多以柳叶作比（远山、林色，乃至多种比，各依特点为辞）。请略举证。
以细眉比月，见于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所谓“纤纤如玉钩，……娟娟似蛾（娥）眉”。纪晓岚说，这是以眉比月之始。至于说到眉色，“眉如翠羽”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以后诗中遂习用翠眉一词。杜诗亦用翠眉。唐人多以柳色指翠眉。如《长恨歌》此句，就是用柳比眉色，芙蓉（红荷花）比脸色，显然可知。王勃《采莲曲》：“莲花复莲花，花叶何稠叠。叶翠本羞眉，花红强如颊。”羞眉，是说莲叶的翠还不及眉翠。唐太宗《春池柳》诗，“疎黄已鸟哢，半翠几眉开。”亦指眉色。中唐诗已举白居易。晚唐可举韦庄。《女冠子》云：“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也是以桃花比面，柳叶比眉，与白居易用意同。后世诗人，亦常用此法。如文徵明诗：“湖上修眉远山色，风前薄面小桃花。”即其一例。（注）
又，诗中凡言长眉、修眉，即指细眉。六朝至晚唐，初无例外。现在六期只举吴均《楚妃曲》为代表。云：“春妆约春黛，如月复如蛾。”萧氏父子更不必说了。晚唐我只举温庭筠《南歌子》词做代表。云：“鬓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
总之，中国妇女好修（长）眉，好翠眉。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决定的。也时有阔眉，如汉谣“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梁萧统《美人晨妆》诗，有“散黛随眉广，烟支逐脸生”的句子。中唐亦有广眉。如张籍诗，似是受当时外族影响。此不具论。
（注）偶忘检元稹诗。微之多记当时妇女衣服妆梳，是文化史料，弃之可惜。此类诗均在《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二中。兹举《恨妆成》诗二句为例。云：“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亦以眉采、脸色对举。
1981年3月5日梁漱溟先生致曹慕樊先生书
（刘明华教授：《师缘情缘——记曹慕樊师》，来源自公众号“华中学术集刊”）
数字 《北征》：“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镜铨》释为礼数。明玉几山人刻《杜工部集》（湖北先正遗书本）注，数音朔。谓每有丧乱，终必反正。按《北征》是包罗万象的中国式的史诗，苦于难读。如这两句，其实难懂。古今注释、评论家都以颂祷希冀之辞读之。杨伦谓“言收京之后，扫洒园陵，礼数可以不缺。”这样解释，软弱无力。其识反落明代人之后。封建时代的所谓“簪缨之族”，岁时祭祀祖先，礼仪尚极其隆盛（如《红楼梦》五十三回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即其一例）况大唐皇室，对高祖太宗园陵，只说“礼数可以不缺”，象一个曾献过《朝享太庙赋》的大诗人在他惨淡经营的钜制中说的话吗？白居易《长恨歌》有“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宋邵博评曰：“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灯者乎？书生之见可笑。”（《邵氏闻见后录》）现在我们看见的不是诗作者，而是注家的愦愦了。
《北征》结尾，以“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写收京是人心所渴望。以“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写神灵所护持。结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真显得笔力千钧。足以振奋士气。因知园陵二语，必有所谓，绝不仅是希冀颂祷之辞。我以为可用同时作的《行次昭陵》诗中的四句诗来解释《北征》这两句。《行次昭陵》叙天宝之乱后，接云：“壮士悲陵邑，幽人泣鼎湖。玉衣晨自举，石马汗常趋！”玉衣二句，即园陵有神的内容，壮士二句即扫洒不缺的内容。《北征》明人事，故不说神，只用二语檃括。当时的传说一定是具体的，可惜没有记录流传下来，现在无从知道详情了。但从“石（一作铁）马汗常趋”注家所引《禄山事迹》看，当时必有很多奇事异闻，流传民间。这些异闻，反映了人民心向唐室的情绪，正是一种“风”，诗人采取它们入诗是正确的。据《禄山事迹》：当潼关唐军战败时，人们看见有黄族军（安禄山军用白旗）数百队与敌斗，不胜而退。后昭陵守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我们由此推知，“玉衣晨自举”亦必有个传闻，不是用典。书缺有间，注家用《汉武故事》实之，是不得已的办法。因此又可以推知，壮士、幽人二句亦必各有传说，而且必都是说壮士和隐者潜出守护太宗园陵的动人事迹。日本杜诗专家吉川幸次郎教授（1904—1980）解释说，“幽人”是有冤的刑徒。唐律允许受冤屈的人可以到昭陵向太宗之灵哭诉，官不得禁（见吉川《我的杜甫研究》一文，原文是汉文，载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1期）。我觉得这里不能这样解。一者两京失陷，非刑徒诉冤之时；二者，杜用“幽人”皆指隐逸，不能离开时和人讲诗。
再从唐诗取证，也可见这一类民间传说，诗人们多所取材，仇注引李商隐《复京》诗：“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又，韦庄《再幸梁洋》诗：“兴庆玉龙寒自跃，昭陵石马夜空嘶”。并可证《北征》二句意有所指。绝非仅属希冀颂祷之辞。
金碗 《诸将五首》之一：“早时金碗出人间。”注家均在卢充幽婚得金碗（出《搜神记》）事上纠缠不休。王应麟意云：此用卢充金碗，却因系民间事，与帝王不合。杜甫遂以金碗对玉鱼，用金碗以代《汉武故事》及沈炯表中的“玉椀”，叫做“鑪锤之妙”。按王说殊误。杜公有《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诗云：“宸极袄星动，园陵杀气平。空馀金碗出，无复繐帷轻。”知唐诸陵被掘，或实出金碗；或用汉代诸陵被掘得金碗事典，均有可能。要之送郭英乂诗可为有力的本证，绝非什么“以金碗字入玉碗语。”又仇注引《杜诗博议》，引戴叔伦《赠徐山人》诗。中间一联云：“汉陵帝子黄金碗，晋代神仙白玉棺。”可为旁证。
秦关百二 《诸将五首》之三：“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注家皆引《史记·高祖本纪》：六年十二月，田肯说高祖曰：“……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执戟百万，秦得百二焉。”百二之语，解有歧义：苏林说，百二为百之二。言秦地险固，可以二万人敌诸侯兵百万人。虞喜说二为倍。言秦兵百万人，可当诸侯二百万人。按二说可以释史文。但田肯百二之言与杜诗意义不相应。田肯说的是秦地的形势。是险固的作用或效果。杜诗“秦关百二重”说的是河山险隘的本身。关说百二重，如象说“君之门以九重”一样，是指具体关隘。“百二”不详，已失其说。惟史、集尚有其文。新《辞源》百二条下，即引《周书·贺兰祥传》祥檄吐谷浑语：“险则百二犹在。”又引王维《游悟真寺》诗：“山河穷百二，世界满三千。”维诗有“山河”字，近于杜了，但不一定就是说秦关。惜《辞源》此条漏引骆宾王《帝京篇》“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全唐诗》卷七十七）是真可以注杜了。惟百二之说仍然不知道出典。
酒债 《曲江二首》之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仇云：“典衣醉酒，官贫而兴豪；酒债多有，故至典衣。”此解含混。钱、浦、杨俱无说。什么叫酒债？无钱买酒，说赊酒。买酒的钱叫酒钱。仇似把欠酒家钱称作酒债，是不清楚。现在先引证一点材料再说。孔融集有《失题》诗：“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著）卷十一《赠刘都使》诗全用上引孔融四句。注只引王琦注，出归家二句，殆未检《孔少府集》。然四句显非文举诗。何以太白全用他人诗？均难说。四句在太白《赠刘都使》诗中“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下。四句之下，接云，“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上下文皆不甚衔接，殆他诗窜入太白集也。就此四句看来，殊豪阔，不似无酒钱人语。酒债者，客来索饮，尚未共醉之意。与欠酒钱似不是一回事。如高适《赠别王十七管书记》：“堂中皆食客，门外多酒债”。岑参《送颜少府投郑陈州》：“爱客多酒债，罢官无俸钱。”知索饮者多，未暇酬酢，即名酒债。若《曲江》诗，既典春衣尽醉，不得更云欠人酒钱。“酒债寻常行处有”，是说足迹所至，即有酒徒相要共醉，尚多未酬答耳。
卧字 《少年行二首》之一：“共醉终同卧竹根。”旧稿说这一句，用钱注。以竹根为酒器。但钱未释卧字。仇兆鳌驳斥钱，说杯不可言卧。我信钱说。并引山谷句“墙底数樽犹未眠”以证成钱说。明酒尽杯卧，唐宋人确有此语。旧稿写于二十年前多故之日，尘封墨淡，无缘检视。会友人知之，怂恿出版。遂付二三旧生抄之。错误颇多。常怀不安。书出后，此条承同事林序达先生抄示张籍《赠姚合少府》诗：“诗成添旧卷，酒尽卧空瓶。”得之大喜。兹附于此，以志疏忽草率之过，并深感林先生之助益。旧稿在出版前只于一九七〇年间请友人谭优学先生教正，已志“冻雨”条下。其馀友人皆未知有此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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