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杭伦│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
编者按：惊闻詹杭伦先生不幸逝世，万分悲痛！先生长期以来关心《学刊》、草堂的发展，为《杜甫研究学刊》撰文多篇，今特推送其大作《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以示纪念。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总第73期。
詹杭伦（1954-2020），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教授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曾主持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又曾提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翁方纲精于金石、考据、书法之学，同时致力于诗学，为“肌理说”诗论的倡导人。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国朝耆献类征》卷九十一、《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和自编《翁氏家事略记》。
清代诗学，以王士禛（1634-1711）“神韵说”、沈德潜（1673-1769）“格调说”、袁枚“性灵说”（1716-1798）和翁方纲“肌理说”四者最负盛名。学术界对前三说之研究成果较多较细，对后一说之研究，则尚欠细致与深入。前此对于翁方纲诗学之研究，中国内地有些学者往往批判较多，评价偏低。比如复旦大学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说：“翁方纲论述格调、神韵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异同，所谓‘神韵无所不该’、‘格调即神韵’、‘肌理亦即神韵’云云，逻辑上颇多混乱。他力图说明诗歌的风格意境应该是丰富广大的，前后七子与王士禛诗说各有所偏执而引起流弊，他的肌理说正是为补偏救弊而提出来的，又与前两说存在着继承的关系。然而理论上既陷于矛盾，实践上也没有能指出创作的康庄大道。这是读书多而未能贯通者的悲剧。”这里指出，翁方纲诗论是自相矛盾的，显然对翁氏诗论之理解未能深入。后续的研究者沉潜翁氏诗论之中，逐渐认识到透过话语表面的障碍，翁氏诗论其实是可以理解，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港台学者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成绩，代表作是李丰楙木《翁方纲肌理说的理论及其应用》、李锐清《翁方纲肌理说的理论》和宋如珊《翁方纲诗学之研究》。宋如珊评说：“清代诗论以神韵、格调、性灵及肌理四说最为盛行，然前三者皆不源于清，经王士禛、沈德潜及袁枚之阐扬，乃立宗派；翁方纲所标举之肌理说则始自清代，主张经籍性情合一，格调神韵兼治，故为清代诗论之大成。”宋氏之书整合成翁氏之诗学体系，并将翁氏推举为集清代诗论之大成者，评价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贬得过低，自然令人不满；捧得过高，也难以令人信服。如何做到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公正合理地评价翁氏及其理论，是留给后续研究者的课题。
本文不拟全面评述翁氏诗学理论，只是对翁氏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杜诗学——展开讨论。由于翁氏著述庞杂，且分散收藏在海内外多家图书馆，有的著作只是手稿，尚未刊行，要凭个人之力全面汇集，实属不易。比如宋如珊著录的《杜诗附记》，有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作者手批本；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梁章巨跋、吴崇梁、李彦章题款本。其实，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还藏有一部有翁方纲《自序》、梁章巨《跋》的手稿本，则为宋如珊所未见。本文准备以北图分馆藏本《杜诗附记》为主，并结合《石洲诗话》，对翁方纲的杜诗学作一番专门的研究。
一、翁氏研读杜诗之经过
翁方纲《杜诗附记·自序》谈其研读杜诗之经过云：“杜诗继《三百篇》而兴者也，毛传、郑笺尚不能画一，况杜诗乎？予幼而从事焉，始则涉鲁訔、黄鹤以来诸家所为注释者味之，无所得也。继而读所谓千家注、九家注，益不审其所以然。于是求近时诸前辈手评本，又自以小字钞入诸家注语，又自为注释，盖三十余遍矣。乾隆丁丑、戊寅（1757-1758），馆于蠡县，搁笔不为诗者三年，始于诸家评语慎择之。惟新城王渔洋之语，最发深秘，乃遍择其三十六种手抄一编，题曰《杜诗话》，自以为有得矣。然而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之，此特渔洋之诗，非尽可以概杜诗也。一日读山谷《大雅堂记》而有会焉，曰：诸先生之论说，皆剩语耳。于是手写杜诗全本而咀味之，束诸家评语不观，乃渐有所得。如此又岁余，而后徐徐附以手记。此所手记，又涂乙删改，由散碎纸条渐写于一处。甲申、乙酉（1764-1765）以后，按试粤江，舟中少暇，录成一帙。后乃见吴下有专刻杜诗全文无注释之本，便于携阅。庚戌以后，内阁厅事，每于待票签未下时，当午无事，则以此本复核，如此者又十年，其中用事人所共知者，不复写入也。其事所系，其语所出，苟非实有关于此篇笋缝节族者，概弗系也。且吾所欲读杜者何为也哉？非欲考史也，非欲缀辑词藻也，惟欲知诗之所以为诗而已。苟非上窥《三百篇》，中历汉魏六朝，下逮宋金元明，彻原委而共甘辛，敢辄于此赞一词乎？是以与读经条件同题曰《附记》，以备自审自择尔。”
《石洲诗话》卷六末识语：“方纲自束发诵诗，所见杜诗古今注本，已三十余种。手录前人诸家之评，及自附评语，丹黄涂乙，亦三十三遍矣。”
梁章巨《杜诗附记·跋》：“读诗难，读杜诗尤难。诗之注杜者，非失之散碎，即失之穿凿。惟新城尚书能窥其深秘。然新城论诗专求神韵，先生则阐发肌理。研精覃思，前后三十年始成此册。嗣后意有所得，随时点定，又三十余年，至晚岁重加装池。章巨曾借读一过，其中为先生手写者，十之八九，他人续写者，十之二。初时有圈点标记，重装时拟作样本付梓，命工剔去，会事未果。今距先生殁已五年矣，纸墨如新，哲人其萎。展阅是册，犹忆苏斋谈艺时也。道光三年癸未秋日，门人梁章巨谨识。”
二、对前人注杜评杜之批评
翁方纲《苏斋笔记》载：“《杜诗》故称《千家注》、《九家注》，且如《杜诗》内有自注、有唐注，此先须辨之。且如后人所传诸本字句之不同，不此之辨而徒多训义，何为乎？况读杜、注杜者渐多，以后来塾师文义见解参之，将愈注而愈茫昧矣。”
《石洲诗话》卷一：“近日有《读杜心解》一书，如《送远》、《九日蓝田崔氏庄》、“诸葛大名”等篇，所解诚有意味。然苦于索摘文句，太头巾酸气，盖知文而不知诗也。不过较之《杜诗论文》、《杜诗详注》等略为有说耳，其实未成片段。”
《石洲诗话》卷六：“大约注家于事实或有资以备考，于诗理则盖未之有闻。评家本不易言，在杜公地分，即非后来学者所能仰窥，其谬误擅笔者，固不必言矣；即或出于诗家偶有所见，而就其稍近者，亦有二端：一则或出于初诵读时，偶有未定之论；一则或为学徒指点，有所为而借发：此皆不足以言评杜也。即以近日王渔洋标举神韵，于古作家实有会心。然诗至于杜，则微之《系》说，尚不满于遗山，后人更何从而措手乎？况渔洋于三唐虽通彻妙悟，而其精诣实专在右臣、龙标间，若于杜则尚未敢以瓣香妄拟也。维是诗理，古今无二，既知诗，岂有不知杜者？是以渔洋评杜之本，于诗理确亦得所津逮，非他家轻易下笔者比矣。愚幼而游吾里黄昆圃之门，得遍识渔洋手定之说。既而于朋辈借阅所称渔洋评本者，大约非西樵之评本，则渔洋早年述西樵之评本。其后于同里赵香祖斋得渔洋评本，尝以渔洋平日论杜语逐条细校，实是其亲笔无疑。昔在山东学使廨，刻拙作《小石帆亭著录》六卷，已载此本于《王氏遗书目》矣。海盐张氏刻有《带经堂诗话》一编，于渔洋论次古今诗，具得其概。学者颇有闻诗学于此者。而其末附有《评杜》一卷，细审之，则真赝混淆，有不得不辨析者。故因张刻此卷而略记如右。若夫读杜之法，余自有《附记》二十卷，非可以评语尽之也。”
《杜诗附记·自序》：“从来说杜者多矣，约有二焉：一则举其诗中事实典故以注之，一则举其篇章段落分合意旨以说之，二者皆是也。然而注事实典故者，有与自注、唐注相比附者，则可也。其支蔓称引者，则不必袭之也。其注篇法、句法者，在宋元以前，或泥于句意，或拙于解诂，犹孟子云“以文害辞”者耳。在后则明朝以后，渐多以八比时文之用意例之，更非诗理矣。”
三、句句见真，步步皆实之评注态度
《杜诗附记·自序》：“言者，心之声，心之声则人之全体俱见焉。岂有以迷离惝怳见真者乎？岂有以奇特超悟见真者乎？奇特超悟，偶一见之则称善者有之，未有时时处处以奇见者也。惝怳迷离亦偶一见之，未有时时处处以变眩为主者也。故曰民之质也，句句见真，步步皆实地也。由此可以理学业，可以定人品。即以诗言，可以加膏沃，可以养笔力才藻。即所谓羚羊挂角三昧之旨，亦必从此得之。此乃八面莹彻之真境也。苏诗之酣放，本极精微，然已不能如此也。是故专学韩，则每有意于造奇；学白，每有意于闲旷平直；学李太白，每有意于超纵；学李义山，每在意趋藻饰；即使专主王、韦三昧，亦每在意存冲淡。凡专主一路也，其路非不正也，然而意有专趋则易于渐滋流弊，未有若杜之得正得真者。杜牧之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然吾谓此尚是偏着一边说，必如李义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此方是善言李杜者。”
四、自定注杜评杜体例
根据《杜诗附记·自序》，可以归纳出五条凡例：
（一）关于注解——以愚见居今日士皆知通经学古，则读是集者谅非童蒙目不识经传史籍者，则事实典故之注，转可以无庸多述也。
（二）关于篇章——篇章段落，自当随其本篇而自得之，有必不可不疏析者，乃证明之可也。
（三）关于编年校字——古本之编次，如宋椠某本下略有次第可见者；如句字，以诸本参合者，更宜精其剖择也；
（四）关于情景虚实、笋缝消纳——篇中情景虚实之变，承笋缝上下之消纳，是乃杜公所以超出中晚唐后诸千百家独至之诣，凡有足以窥其下笔之深秘者，苟可以意言传之，则岂有灭尽线迹者哉？
（五）参考遗山——元遗山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知义山之所以似杜，则可以论杜矣。又曰：“少陵自有连城璧。”知遗山所以云“连城”，则可以论杜矣。然而遗山必以排比铺陈为之外见，则吾不敢以高谈薄之；遗山必以“不度金针”为鸳绣之独秘，则吾亦不敢以为然也。”
五、评析杜诗举例
（一）《游龙门奉先寺》评
巳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这首诗是杜甫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洛阳时所作。此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一联，杜诗评注家历来争论不休。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正异》作‘窥’，姜氏作‘开’。”又《附考》云：“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音韵不失。”
翁方纲《杜诗附记》云：“或以‘阙’实‘卧’虚为疑者，此固不足与辩，然曷不应之曰：五六‘阙’实‘卧’虚，则三四（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阴’虚‘月’实，此亦即章法也。然以语杜，则此特甚浅者。”翁氏显然是针对仇注所引姜氏之疑而说，翁氏之见，就通篇章法而立论，视野比较开阔，且言之成理，其见解在仇注所引八说之外，可以新备一说。
《杜诗附记》又云：“闻王遵岩有手评杜集，遵岩不知诗，固无庸与之辨。然客或诵其评曰：‘已从招提游’二句，‘已’字‘更’字无谓。此则谬误之甚。盖杜公着‘招提’二字，已自不同，非‘龙门奉先’等字仅作地名者比也。‘招提’二字，则有禅谛之旨焉。‘已从招提游’，身入禅境矣。‘更宿招提境’，则泊于斯，非特一游而已。是以通篇皆从夜景发觉悟之趣也。欲觉闻钟，顿发深省，然后‘已’字‘更’字之精神层折憬然提念，此岂文法哉？直是棒喝偈子已。或曰：如子所解，则杜公之咏夜景也，何不从梵天呗响发大乘之蕴，而仅从云月常言邪？曰：此杜之实语也。杜公学贯天人，笔破万卷，岂不能用佛语乎？顾以为夜宿于此，则莫若即言夜宿耳，此真善于言佛谛者也。迨其暮年诗曰：‘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则三藏六部之奥妙，俱以风泠泠摄尽之，即今夜云月之义也。此理固未可轻语于寻行数墨家也。然即以为文之法言，则彼遵王氏固日研求古文气脉者，岂未睹此诗题目乎？题目“游龙门奉先寺”，则此妙不可胜言矣。假使题曰“夜宿奉先寺”，则或疑‘已’字‘更’字，尚自有说。今试观题曰“游寺”，而游寺之景事，诗中却无一笔及之，乃于开首一语以一‘已’字勒尽之，此即史公化详为略之笔也。此句乃于题中用加一倍法，此则必用‘更’字而后通篇得势，又所不待言者。如此看，乃知此诗与题相为虚实顾眄，亦淮阴侯所谓此在兵法者也。遵岩之云，本不足与辨，然亦可因此而见杜公无一字无至理，则亦遵岩有以发我也。”
翁氏借批驳王遵岩之说，畅快地抒发他对《游龙门奉先寺》的理解，要点有二：一是本诗为杜甫入禅之作，二是本诗与题目虚实顾眄。在翁方纲之前，有两位杜诗学者解此诗其实已经粗略地触及此层意思。一是明末清初的卢世㴶，他在《读杜私言》论杜诗之“发省”云：“老杜深广无端，波澜万状。计少年游吴越时，必有著作，今不少概见，断自《游龙门奉先寺》始，或者子美自选定本。盖‘闻钟’、‘发省’，先生悟矣。过此以往，左右逢源。”此所谓“发省”，即俗语所说的“脑筋开窍”，禅宗所说的“顿悟”。王嗣奭《杜臆》也认为此诗是见道开悟之作：“人在尘溷中，真性沦隐；若身离尘表，其情趣自别。而又宿于其境，对风月则耳目清旷，近星云则心神悚惕。以上六句，步紧一步，逼到梦将觉而触于钟声，道心之微忽然呈露，犹之剥复交而天心见。勿浅视此‘深省’语也。”卢氏、王氏之分析与翁方纲可谓不谋而合。根据上述三家的分析，我们再来读这首诗，可以想象，杜甫置身于龙门奉先寺清幽雅致的环境之中，凌晨听到寺庙的钟声，突然有所感悟，这感悟既是对禅境的领悟，也是对人生的观照，同时也是对诗艺的超然把握。从此之后，杜甫在诗坛便进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自由之境。
（二）《题桃树》评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此诗历来号称难读，在翁方纲之前，已经形成“题故园之桃”与“题成都之桃”两种对立的意见。朱鹤龄《杜诗辑注》云：“此诗首曰‘小径升堂旧不斜’，末曰‘天下车书正一家’，疑所题乃故园之桃也。时方全盛，未逢乱离，故桃亦可怀如此。叹今之不然，与‘移柳几能存’同一感慨。若云题成都桃树，于末二语难通。”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按张性《演义》以此诗作于广德二年再至草堂之时。公至春末归来，花期已过，故舒花待之来岁。末云‘车书一家’，是时北寇平，蜀乱息，而吐蕃退矣。朱注不解此意，谓追忆未乱以前故园桃柳者，失考。”
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引黄生说：“此诗思深意远，忧乐无方，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看鸟之际，其材力虽不可强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发。不得其性情，而肤求之字句，宜杜诗之难读也。杜诗有文不接而意接者，半写题中景，半写题外意。如《白帝城》诗“云出门”四句，本咏雨中景象；“归马逸”四句，却写乱后情事。此诗上六赋草堂景物，下二则慨叹世事，断中有续，读者故当善会。”
黄生对此诗思想意旨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只是谈到此诗“断中有续”，对读者理解诗篇意旨转换的内在脉络并无实质性的帮助。翁方纲则提示出阅读方法：“此因一桃树而概想往日也，第一句‘旧’字、第七句‘非’字为之眉目，五株以下五句，皆言往日之景象如此。同年钱石每过余辄谈此诗。石曰：‘旧’字之妙，及其通灵。此种诗得《三百篇》遗意，所以独有千古也。又曰前六句总注于结句，所以题桃树而发之也。‘寡妻群盗’是今日也，当初原不如此。天下浑然元气相恤相望，何苦似今日之伹绝相残视如秦越乎？此种作法乃是极平常之理，人自不解耳。盖人人各具万物一体之怀，此作诗之根本也。”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另有《答刘广文问杜题桃树诗》一文云：“因一室而推之天下，因一树而推及万物，圣贤胞与之怀，稷契经纶之量，非谓此桃树作也。拈此一物，以慨时事耳，故题曰《题桃树》。中四句皆指往日言之，‘旧’字与‘非’字正相呼吸，作诗之日乃寡妻群盗之日也。回忆小径不斜，五桃遮门之日，乃天下车书一家之日，非今作诗之寡妻群盗日也。”
按：宋人范温对此诗早有解释，云：“此诗意在第一句，旧堂小径从来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图画矣。中间四句皆旧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给人足，有桃实则馈贫人，故曰高秋总馈贫人食。和气应期而至，故曰来岁还舒满眼花。家家有忠厚之风，人人有鲁恭之化，故曰帘户最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及题此诗，所向皆寡妻群盗，何暇为此？故曰非今日，乃往年天下车书正一家时也。”后来朱鹤龄解析此诗与范说相合，而翁方纲对此诗之理解与范温、朱鹤龄也可谓所见略同。不过，仇兆鳌与张性从杜甫作此诗之时地入手，认为此诗作于广德二年春，在成都草堂，则草堂本有桃树，否则无从题咏。末二句也可依《仇注》所说“从草堂中想见乱而复治之象”，不得谓之题成都桃树，末二语便扦格难通。因此，“题成都之桃”与“题故园之桃”两说皆可成立，后人解析此诗可以择善而从。
（三）《催宗文树鸡栅》评
1.吾衰怯行迈，2.旅次展崩迫。3.愈风传乌鸡，4.求卵方漫吃。5.自春生成者，6.随母向百翮。7.驱趁制不禁，8.喧呼山腰宅。9.课奴杀青竹，10.终日憎赤帻。11.踏藉盘案翻，12.塞蹊使之隔。13.墙东有隙地，14.可以树高栅。15.避热时来归，16.问儿所为迹。17.织笼曹其内，18.令入不得掷。19.稀间可突过，20.觜爪还污席。21.我宽蝼蚁遭，22.彼免狐兔厄。23.应宜各长幼，24.自此均京力敌。25.笼栅念有修，26.近身见损益。27.明明领处分，28.一一当剖析。29.不昧风雨晨，30.乱离减忧愁。31.其流则凡鸟，32.其气心匪石。33.依赖穷岁晏，34.拨烦去冰释。35.未似尸乡翁，36.拘留盖阡陌。
王嗣奭《杜臆》怀疑这首诗旧本错简，编次紊乱，主张重编。仇兆鳌《杜诗详注》依从《杜臆》，对诗中词句次序作了相当大的调整，重新进行编排：
1.吾衰怯行迈，2.旅次展崩迫。3.愈风传乌鸡，4.求卵方漫吃。5.自春生成者，6.随母向百翮。7.驱趁制不禁，8.喧呼山腰宅。11.踏藉盘案翻，10.终日憎赤帻。9.课奴杀青竹，12.塞蹊使之隔。13.墙东有隙地，14.可以树高栅。17.织笼曹其内，18.令入不得掷。19.稀间可突过，20.觜爪还污席。15.避热时来归，16.问儿所为迹。21.我宽蝼蚁遭，22.彼免狐兔厄。23.应宜各长幼，24.自此均京力敌。25.笼栅念有修，26.近身见损益。27.明明领处分，28.一一当剖析。29.不昧风雨晨，30.乱离减忧愁。31.其流则凡鸟，32.其气心匪石。33.依赖穷岁晏，34.拨烦去冰释。35.未似尸乡翁，36.拘留盖阡陌。
翁方纲对于这种没有版本依据任意更动旧本词句编排次序的作法很不满意，他说：“《杜臆》谓旧本颠倒，移‘踏藉盘案翻’句在‘终日’句上，移‘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句在‘我宽’句上，仇本从之。不知‘踏藉盘案’正接上句‘憎’字也。‘织笼曹其内’正接上句‘问儿所为迹’也。此所谓‘一一当剖析’也。‘不得’二字直贯下‘希间’二句，则‘我宽’、‘彼免’双接更从容不迫耳。岂有此间插入‘来归、问迹’二句之理邪？《杜臆》之不可信，往往如此。仇本妄从而外间学人或有执以为说者，故不可以不辨。”
（四）《偶题》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騄骥皆良马，麒麟带好儿。车轮徒已斫，堂构惜仍亏。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尘沙傍蜂虿，江峡绕蛟螭。萧瑟唐虞远，联翩楚汉危。圣朝兼盗贼，异俗更喧卑。郁郁星辰剑，苍苍云雨池。两都开幕府，万宇插军麾。南海残铜柱，东风避月支。音书恨乌鹊，号怒怪熊罴。稼穑分诗兴，紫荆学土宜。故山迷白阁，秋水忆黄陂。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
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张溍云：“此诗是两段格，前半论诗文，以文章千古事为纲领；后半叙境遇，以缘情慰漂荡为关键。”
翁方纲《杜诗附记》云：“杜公《偶题》一篇，自来无善会者，或谓前半论文，后半述怀；或者甚至谓前后渺不相涉。皆由将‘缘情慰飘荡’以下另作一截看耳。不但后半别生枝节，即前半亦成顿滞，所谓死于句下也。‘文章千古事’二句，乃一篇之总摄，其曰‘骚人’、曰‘汉道’、曰‘历代’、曰‘江左’、曰‘邺中’，于词场祖述、艺文流别之故，有意其推本之矣。岂知今乃用以‘慰飘荡’、‘赋别离’耶？卒之‘分诗兴’于‘稼穑’而已，‘学土宜’于‘紫荆’而已，并‘佳句’之不敢欺矣，而更何‘旧制’、‘清规’之云乎哉？旷望今古，可为拊膺长叹者也。然念自弱岁以来，实尝役心力于兹，虽不敢诩吾家之堂构，虽不敢拟前辈之飞腾，然于儒家经术师法相承，贯穿上下数千百年之间，问津讨源，中流砥柱，舍我其谁也。故虽所知不偶身名，抑塞至于如此，而其中甘辛丹素之所以然，自问生平无多让焉。‘庾信文章’六绝句，题曰‘戏为’，盖偶见之词也；‘文章千古’一篇，题曰‘偶题’，则总挈之者也，此一篇乃一部《杜诗》之大序也。”又作《论杜诗‘前辈飞腾入’句示诸同学》云：
“‘前辈’，谓建安黄初也，‘余波’则及于徐庾矣。‘后贤兼旧制’，乃综括而言之，所谓‘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者也。故曰‘怀江左’而‘病邺中’，又抽出言之也。‘入’字即承上句‘汉道盛于斯’言之也。其曰‘飞腾’者，尽古今文章风会之大端矣。文之制胜，未有不以深心毅力入者。史迁首述五帝德而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马史之文，精锐过于班史，而班以雍容整肃承之。有韩柳之崛奇，辟唐宋文家之途轨，而后欧曾有以继之。此天地造化之自然，阴阳翕辟乘承之势也。然则继之者将如何？将继以绮丽乎？故不甘以‘余波’之处也，是则飞腾一入而难为继也。继之奈何，曰以厚而已矣。天地之精华，万物之发泄，其可以悠久而不变者，惟深厚足以永之，所以劝人多读书以植其根柢。则前人之所谓‘飞腾’者，皆归于切实矣。前人之所谓‘入’者，至此弥探于精微矣，顾非口耳记诵之功所能冒也。其必上下贯彻，深探而力体焉。凡事以精锐而入者，必以坚重而成，顾春发生而求收敛，所以冠四时而成万宝也。此艺文流别词场祖述之大略也。”
翁方纲《石洲诗话》对此诗也有解说云：“杜公之学，所见极走峻绝。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此篇。所谓‘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经传，为风骚之本，不但如后人但为绮丽而已。无如飞腾而入者，已让过前一辈人，不得不怀江左之逸，谢邺中之奇，而缘情绮靡，斯已降一格以相从矣。又无奈所遇不偶，迁流羁泊，并所谓缘情者，只用以慰飘荡，尤可慨也。故山不见，只作愁赋，别离之用，更何堪说。远思风骚，低回堂构，牵连缀述，缕缕及之，岂仅以诗人自许乎？”又云：“渔洋评本，此条不知是西樵，抑是渔洋，要是不知诗语尔。不独所云后半多滞是谬语也。即所云起处甚雄，亦是谬赞。此篇或目为前后二截，故谬，即以起二句似是统挈全篇，而实非文家空冒之起句也。愚尝与即墨张肖苏、钦州冯鱼山论之，详具于《杜诗附记》内。”
翁方纲解析《偶题》能把上下两部分脉络贯穿，确实胜过前人一头，所以郭曾炘《读杜札记》引《石洲诗话》此节后加按语云：“覃溪此篇见解极通，其《杜诗附记》传本不多，惜未获见。”
（五）联章组诗评
翁方纲认为，杜甫《秋兴八首》为艺林巨制，他首先用谢惠连《秋怀》与《秋兴八首》作比较：
若乃谢惠连《秋怀诗》，止于一篇而已，盖托事之理，缘意而生，意尽篇中，故无假于复叠也。惟杜陵之诗，法自儒家而贯摄群籍，然后言情之作与事物错综之理交合出之而极其至焉。
意谓杜甫之所以采用联章组诗的形式，是为了突破“意尽篇中”的局限，而追求“言情之作与事物错综之理交合出之”，以达到诗艺之极至。翁氏又比较《秋兴八首》与杜甫其它组诗之异同云：
然若《八哀》、《诸将》、《咏怀古迹》之伦，所谓事讫而更生，章重而事别也。惟《秋兴》之篇，至于八首赓复，则一事叠为重章共述，斯无区乎？初同而末异者也。是以古今艺林推为巨制，非其气力出于物表者，殆无以胜之欤。
翁氏认为，《秋兴》在杜甫组诗中的特色在于“一事叠为重章共述”，即主题集中，且表现角度丰富，如《秋兴》如何写秋？翁氏评云：
自第一首正写秋景，直至此首（第七首）五六句（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乃再正写秋景，正题秋事也。细习元八首，虽以中间“露冷寂寞秋江冷”一句（出第四首）为筋节。然前则“夔府孤城”一首（全诗之第二首）皆虚含秋意，并非实写秋景。“千家山郭”一首（全诗之第三首），全不着秋，惟“清秋”二字一点而已。后则“蓬莱”章（全诗之第五首）亦全不着秋，惟“岁晚”二字一点，此较“千家山郭”一首之“清秋”字更为虚浑矣。“瞿唐”章（全诗之第六首）以秋作两地联合节拍，而“边愁”究非赋秋也。至于“昆吾”一章（全诗之第八首），并非为秋而设，而“彩笔干气象”转于“春”字系出，此则神光离合之妙也。然则江间塞上黯淡泬寥之景，后七章岂竟全无映照之实笔乎？然又不可再于江峡之秋景摹写也。惟此首（第七首）夜月秋风，无意中从昆池咽到题绪，所以五六一联，遂提笔从“菰”、“莲”重写秋景，以为实，则实之至也；以为虚，则又虚之至。想象中波光凉思，沈切萧寥，弥天塞地。然则此首乃已正收秋兴矣，第八首乃重与一弹三叹耳。
此则评析《秋兴》写秋之虚实关系，见解极为通达。
五、余论——翁方纲诗学之理论来源及其意义
翁方纲之“杜诗学”是其“肌理说”理论的实践和应用，“肌理说”有两大理论来源：一则来源于宋代的黄庭坚，一则来源于清代的王士禛。
翁方纲在《志言集序》中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又在《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中说：“昔何李之徒空言格调，至渔洋乃言神韵。格调、神韵皆无可着手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翁方纲自言“肌理”一词出自杜诗“肌理细腻骨肉匀”，其实，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之“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一语，与翁氏诗学主张颇为相近，或可视为“肌理说”之理论来源之一。“肌理说”既然是翁方纲的诗法论，要明白肌理说的涵义，自然应该参阅他的《诗法论》一文：
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杜云‘法自儒家有’，此法之立本者也；又云‘佳句法如何’，此法之尽变者也。夫为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原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乘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
总之，无论是“正本探源”之法还是“穷形尽变”之法，都必须“求诸古人”。这是翁方纲从宋代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所得诗法，翁方纲《渔洋先生精华录序》云：“余在江西三年，日与学人讲求山谷诗法之所以然，第于中得二语曰：‘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又《覃溪毕生时文序》：“吾尝宝山谷二言曰：‘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三十年来与天下贤哲论文，不出此语。”又《杜诗附记·行次昭陵》评：“‘文物’一联（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此谓朴气。凡古今文字，书画石刻，总以朴气为主。山谷所云：‘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解此则一切机法，均之词费矣。”其实，翁方纲所得山谷诗法，还经过一位金代文学家元好问之中介。元好问编有《杜诗学》，其《序》中大力张扬黄山谷《大雅堂记》，对翁方纲必定启发甚大。翁方纲编有《元遗山年谱》，对元氏著作尤其《论诗三十首》非常熟悉。所以他才会在《杜诗附记·自序》中说：“知遗山所以云‘连城’，则可以论杜矣。”又翁方纲所谓的“山谷诗法”，或许只是概括大意而言之，查《豫章黄先生集》卷三十《跋欧阳元老王观复杨明叔简后》，原文作：“读书学文，必以古人为师；造次颠沛，必求知义者为友。”
翁方纲在新城县新刻《王文简古诗平仄论序》中说：“方纲束发学诗，得闻先生绪论于吾邑黄詹事。”黄詹事即黄叔琳，受学于王渔洋，所以，翁方纲可以称为王渔洋之再传弟子。不过，翁方纲并未忠诚地继承王渔洋诗学衣钵，而是入室操戈，对神韵论作了一番符合肌理说的修正改造。明代胡应麟《诗薮》曾说：“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寻，兴象风神无分可执。”“体格声调”即格调说，“兴象风神”即神韵说。格调说之好处在于有则可寻，有法可依；其弊端则在于拘泥死法，貌袭古人；神韵说之好处在于独得诗味，深契诗理，其弊端在于无法可依，流于空寂虚浮。翁方纲认为“格调说”本自有理，只是坏于明朝李何辈之拘泥，“李河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泥格调者病之也”。而“神韵说”是为纠正“格调说”之偏颇而提出，“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于是翁方纲于格调取其法，而以“活法”调之；于神韵取其味，而以“实学”补之，从而新创“肌理说”。从翁方纲研治杜诗学的经历考察，也是先学渔洋评杜，然后形成自己的杜诗学批评体系。
翁方纲诗学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历史意义而言，“肌理说”具有与当时沈德潜“格调说”和袁枚“性灵说”争胜的意味。“格调说”是明代“前后七子”的理论，而非沈德潜所专有，所以翁方纲在诗论中虽并未明显地批评沈德潜，实际上对沈氏诗学作了高置不论的处理。对袁枚之“性灵说”，翁氏似乎也未曾点名作过批评，盖翁氏为台阁重臣，而袁枚只是一赋闲寓公，翁氏不屑与袁枚论辩。在袁枚及其后学之著作中有不少暗地攻击翁氏诗学之说，如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天涯有客太詅痴，误把钞书当作诗。钞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张问陶的学生崔旭在《念堂诗话》中也说：“船山师《论诗绝句》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鋀古人书。”又：“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盖指覃溪而言。”虽然在表面上翁氏似不屑与性灵诗人论辩；然而，整个“肌理说”实际上都是为反击“性灵说”而存在。如果说，翁方纲的诗论在指导诗歌创作方面也许确实存在着以学问作诗的弊端，但是，在诗歌研究分析方法上，翁方纲诗学却具有历史性变革的重大意义。我国的诗学研究从直觉感悟的心领神会发展到逻辑思辨的考证分析，是翁方纲诗学对我国诗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翁方纲以训诂考证探求诗心的求实精神来解析杜诗，确实能够讲出许多为前代注杜评杜者所忽略的内在脉络，这正是翁方纲诗学在杜诗学史上的现实意义所在。
杜甫研究学刊 ∣一个有态度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