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总第44期。
蒋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杜诗自宋代王洙编集传世，注释评选之家蜂起。宋人尚学矜博，广引书证用例，为杜诗注解初奠基础。明代上承宋风，治杜诗者良多，著作亦颇夥。虽研讨未深，然涉及面甚广，并趋于专体研究。降及有清，学术空气严肃，经清初大儒朱鹤龄、钱谦益等惨淡经营，杜诗注释研究已达很高水平，也积累了雄厚的资料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康熙年间出现的仇兆鳌的巨著《杜诗详注》就成了集大成性的著作。
仇氏平生好学，藏书颇富，时人曾有“甬上仇先生，拥书胜百城”的说法，又称他“退食一编朝在手，翻抹旧册堆欹斜。”（程师恭《读〈杜诗详注〉》）他年轻时就爱读杜诗，中年后为官，平居目不离简，手不辍编，不懈地致力于搜罗杜诗研究资料和前人的注释。反复排比商榷。从康熙二十八年己已（1689）开始注释，到三十四年乙亥（1695）罢官回乡，经多次修订，届四十二年癸未（1703）甫成，刻印成书。翌年进呈宫中。此后他又得到前辈吴志伊、阎百诗、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远等几家新注，在五十年辛卯（1711）致仕南归途中“舟次辄成，聊补前书之疏略。”路过杭州时，还嘱后辈学子金埴“补注其四声未备者”。此时他已是七十四的高龄了，从其年五十二岁时着手注释到完成，历时二十二年，用心亦可谓勤苦矣。同是杜诗注家的张远称赞这二十五卷煌煌巨著“沧海鲜遗珠，纤毫必见珍。”（《读〈杜诗详注〉》）并不是虚美之辞。
从构成上来看，《杜诗详注》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有谱系、行年表、详细的凡例；第二部分诗注，详赡地征引群书，训释语词，指明典故；第三部分文注，相对稍为简略；最后是附编，辑录历代有关序跋、题记、咏杜论杜的文献，提供了丰富的版本流传和诗歌研究的资料。其注释体例，照进呈表所说是“本文先释，依欧氏之解《诗》；故实详附，仿江都之注《选》”。具体来说，就是每首诗先作解题，考订系年、本事、题义，赠答诗则考证交游、官职等；长诗据诗意划分段落，于各段下提内容之要，并勾勒出行文的脉络；短诗则不分段，而于诗后阐述之；然后再将征引的典故出处一一胪列，末还辑录诸家评论或考证资料，间下按断，于体例可谓周备。书中参考了大量前人和时贤的著作，以集解的形式汇粹了历代注释和研究杜诗的成果。所以《杜诗详注》不仅是注者数十年辛勤研究的结晶，同时也可以说是前代杜诗研究之集大成，至今仍是治杜诗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参考书。
（一）
作为一部杜诗注解的集大成著作，《杜诗详注》的成就无疑很高而且是多方面的。这一点从《四库提要》以来就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现代杜诗学家在论及杜注时也都予以肯定，但通常语焉不详。近李天道先生从批评方法的角度来说明《杜诗详注》的成就，不无可取之处，遗憾的是他只谈“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两点，未免以古人的一般原则代替了个人的具体特点。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我感到《杜诗详注》这部书，尤其是在仇氏的注解方法方面还有些值得研究的地方。
照仇氏自己说，他的注解主要是两部分工作：“内注解意”和“外注引古”。以我看，《详注》最精彩的部分都是在“内注”。关于内注，仇氏云：“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宋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意、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这实际就是增字串连原文、使原本跳跃的语意连贯通达的串讲方法，朱子《诗集传》通篇皆是。如《郑风·山有扶苏》首章：“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朱子云：“淫女戏其所以私者曰：‘山则有扶苏矣，隰有荷华矣。今乃不见子都，而见此狂人，何哉？’”即其例也。《详注》每首诗下都有一段讲疏，或提要勾玄，或揭示结构层次，或点出回环照应之妙，每得言外之意。这是仇氏对阐明杜诗极有贡献的部分，也是全书的菁华所在。现在就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看。
杜甫有些作品一气浑成，不露痕迹，对这类诗仇氏便揭其写作特点和其中用意。如《遣怀》（卷七）：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水静楼阴直，山昏塞日斜。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
仇氏注：“此边塞凄凉，触景伤怀，而借诗以遣之。句句是咏景，句句是言情，说到酸心渗骨处，读之令人欲涕。”诗以“愁眼”领起眼前景，空间上平列展开，无承接转换，仇氏便抓住其“句句是咏景，句句是言情”的特点，将其以景言情、寓情于景的表现方式揭示给读者。又如《天河》注：“此客秦而咏天河也。秋至分明，提醒天河；三四，见其夜夜分明；五六，见其处处分明；七八，见其岁岁分明。此直咏天河，而寓意在言外。篇中‘微云掩’‘风浪生’，似为小人谗妒而发。”此注发明诗中各联的用意，揭示了诗人针脚的细密处，颇中肯絮。结尾推测“似为小人谗妒而发”，也不能说无理。而张綖注云：“首二，见君子之节，因时而显；三四，言小人掩蔽，无损其光；五句，近而有耀，诚则形也；六句，远而弥彰，德不孤也。末联，谓从容静俟，则风波自息矣。”相比之下，此注句句坐实，便显得穿凿可笑。
对那些结构层次分明、承接照应妙的作品，仇注则着重解析其结构。如《宿赞公房》注：“从迁谪叙起，菊荒雨后，莲倒霜前，此僧房秋景，承此句。身虽放逐，心本空虚，此称美赞公，承首句。陇月团圆，是伤异地相逢，结处点还宿字。”杜甫至德二载陷长安时曾宿赞公大云寺，作有《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两年后彼此均因亲近房琯而被贬出京，异地相逢，恍若隔世，故杜诗首从逢赞公写起，末以陇上相逢再宿赞公处作结，终以月圆象征人的团圆。仇氏的分析很是细致精到。《新婚别》注云：“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哲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这里说诗中七用君字声情惨恻，催人泪下，真是独具慧眼的发现，准确地阐明了本诗震撼人心的力量之所在，显示出注家卓越的鉴赏力。
有些诗看似平淡，其实意思幽深，非精研细品不能得。仇注每于此处揭隐发覆，以意逆志，度诗人言外之意。如《忆弟二首》之二，仇氏注云：“此申上章所忆之意。上四，望弟归乡，承前‘兵在见何由’；下四，望弟音书，承前‘人稀书不到’，洛阳初定，故转忧为喜。花鸟空存，则喜处仍忧矣。邺城之战，关于河北存亡，曰不问者，以初见家乡为幸，故不暇计及耳。花发鸟飞，即‘溅泪’‘伤心’意。”《羌村三首》之一下注云：“此记悲欢交集之状，家人乍见而骇，邻人遥望而怜，道出情事逼真。后二章，俱发端于此。乱后忽归，猝然怪惊，有疑鬼疑人之意。偶然遂，死方幸免；如梦寐，生恐未真。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是用杜句；陈后山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是翻杜语。”这两首诗都极朴素平淡，接近口语，但其平淡中充满着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仇氏对这点领会很深，读了注回头再细品原诗，我们就会赞叹注确实能发明诗意。
杜诗笔力雄厚，状景绘形，富有表现力。时又寓情于景中，虚实相生。有貌似写实而实为虚衬者，有虚拟之中而入实笔者，变化多端，灵机莫测。仇氏常能在情感主题之外，点出其中关键，以精彩语言兼顾各点并从艺术技巧上阐明其中精妙。《中宵》是很好的例子。仇注云：“中宵独步，领起通章。星月属赋，中宵所见；鱼鸟属比，中宵所感。末伤孤身飘泊，不如物情之自适也。飞星过水而白，下半因上；落月动于沙虚，上半因下。一就迅疾中取象，一从恍惚中描神。”这段注文不过七十二字，却将诗说得很透彻。它除指出首尾起结的用意，还说明星月是写实的赋法，而鱼鸟却属想象之辞，起比的作用，与末二句相对映，以物情的自适反衬人事的困顿，然后又着重对诗中警拔的一联加以分析，点明两句结构是上下因果关系：有流星驶过，故水中闪出一道白光，上因下果；落月光影浮动，是由于汀沙虚松游移，上果下因。严格地说，这实际上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而属于科学内容了。如按结构理论来划分鉴赏层次的话，已属于认识的下部层次。但它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指出二句结构的错综实化，让人领略到一种理趣。不仅如此：仇氏还从取境上指出了二句特点，上句是在短暂的刹那间捕捉了静中之动——水中星光，在有限的时间里展现了无限的空间，这本身的反差就构成了诗境的美；下句是在虚幻的动态中渲染了静态——沙上的月光、细沙浮动似干扰了宁静地洒在上面的月光。这梦一般惟恍惟惚的描写、烘托出眼前的幽宁气氛。仇氏的解说透辟地道出其中的意蕴，向我们显示出他良好的鉴赏力和艺术素养。
应该说，这讲疏的部分，乃是真正凝聚着仇氏毕生研究杜诗的心得所在。程师恭称仇氏“耽吟尤嗜杜陵集，心摹口咏忘寝食”，从以上所举诸例，已足以见其讽诵涵咏之深，确能于千载之下上得古人之心。而“子美旷代逢知己”，“荟萃诸家多创获，指点后学启迷津”（程师恭）。也只有在这里才是名符其实的。至于其他方面就难说了。平心而论，仇氏的学力和见识都不能说是很卓越的。“广搜博采淘至矣”，或许还可以说（他的讲疏之精与注释之博也正得力于此），但“铿訇雅奏删淫哇”则很难让人首肯。采才虽广，却不够精粹，考订也不够严谨，故精芜杂出，瑕瑜互见。
除了讲疏部分外，注释的主要内容是编年考证与注明典章故实，亦即“外注引古”。《详注》的作品系年参酌各本异间、厘定先后次序，也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当然，对那些历来纷争、莫衷一是而又无确证可定其年代的作品处理得不太妥当，并不能怪他。他的疏陋在于有些作品明明年月清楚，他也不将它们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出现编次上的混乱。且不说历来有争议的，即使无争议、明白可考的，如卷二十二《望岳》是离开潭州、抵衡州时作，还有《发潭州》《北风》《双枫浦》等均为由潭至衡途中作，也排在一些潭州之作如《岳麓道林二寺行》之前。又如《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编在大历四年秋，言崔乃崔涣，卢乃卢十四弟。前一首《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刚引《唐书》本纪载大历二年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涣卒，此时何得又寄崔涣？前后矛盾如此。大历五年之诗，明明肯定《寒食》诗作于清明前一日，却编在《清明》后十几首。实在令人费解。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按题意本不可系年而强系之，不免粗滥。总之，类似属于编年考证方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不过它们比起“外注引古”方面的问题来还是可以忽略的细节，仇氏的注释方式具体地说是徵引书证的问题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内容。
（二）
古人恒言，注诗难，而注杜尤难。少陵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中出经入史，驱遣百家，非饱学之士不能窥其堂奥。自山谷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在宋代就有吴曾仗着博闻强记，在《能改斋漫录》中考证杜诗用典和袭用前人语句之处，贪多炫僻，甚至到穿凿难信的地步。后世注杜的趋势越发显示出山谷的影响。到考据风盛的清代，以仇兆鳌这样家藏万卷，学富五车的人作《详注》，又汇萃前人所发，字注句疏，诚可谓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许多作品的详尽注释对读者理解原文很有帮助，对发明诗意也有值得称赞的功绩。象卷五注《重经昭陵》“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一联的广征博引，卷七注《新安吏》“天地终无情”句的征引《晋书》之类，都显示出注家的功力。是故在清代众多的杜诗注解著作中，《详注》尤以详赡渊博而为人称道，在古代诗集注释里也成为一个典范。然而《详注》对繁富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冗滥为代价的。尽管仇氏在附编里评骘各家序跋，以为论注之精当莫过于宋濂，可他自己却正犯了宋濂所批评的那种“务穿凿者，谓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经史，巧为附会，楦酿而丛脞”的毛病。故通编引古有错误、有疏漏，有不得要领，有言不及义，不一而足。关于仇注的详略，向来已有定评。而仇氏的引古之失，尚有待仔细剖判。今略加排比，以见一隅。
1、画蛇添足例。由于奉无一字无来历的宗旨，仇注每于字面上寻来历，虽常语也引证旧籍，而其实并无助于解诗，适为蛇足。例如：
《陪李金吾花下饮》（卷三）徐行得自娱。注：《列子》徐行而去。
《述怀》（同上）妻子隔绝久。注：《洛阳伽蓝记》土风隔绝。
《遣兴》（卷六）客子念故宅。注：《水经注》祠即故宅也。
《佳人》（卷七）兄弟遭杀戮。注：《诗》远父母兄弟。
《又呈吴郎》（卷二十）无食无儿一妇人。注：贾谊《新书》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晋书》：皇天无知，邓伯道无儿。宋玉《神女赋》：见一妇人。
这里所注的徐行、隔绝、故宅、兄弟之类，悉为常语，若谓意思难解，却未加解释；若谓简单无须注，却又引古书之用例，难道上述出典能说明杜甫接受传统典籍的取向吗？“无食无儿一妇人”句，三条书证恰好注出七个字的出处，可这有什么意义呢？这类已流行于日常语言的词语，杜甫只怕也未必确知其出处，至于仇氏所注是否为老杜所本就更是只有天知道了。卷九《水会渡》“山行有常程”一句，注引《史记·夏禹本纪》“山行乘撵”，也属多余。山行常语，本无须注，引《史记》更是蛇足。若说杜诗本此，堪发一笑；若说山行须乘撵，则老杜未必有此福气。别忘了，他是在“霜浓木石滑”的夜道上感叹“崔倾路何难”的。此处本该注一下“常程”，却反而不及，令人遗憾。卷六《阌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饔人受鱼鲛人手”，注：“鲛人，捕鱼者。”但随后又引《述异记》：“南海有鲛人室，水居如鱼。”书证与解释相悖。卷七《月夜忆舍弟》“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一联注引《诗·陈风·隰有苌楚》“乐子之无家”，杜甫明明是悲叹家庭的支离，注却引诗人羡慕苌楚无室家之累的反语，意思恰好相反。这正是只看字面，不问内容的形式主义注释方式的弊端。
2、附会典故例。此与上例类似，诗中本未用典。而仇注引书述典。《详注》斤斤求于字面，对诗中偶用某些语辞，似用典而实非用典者，亦指为用典而引书实之。如卷五《羌村三首》之三“手中各有携，倾盍浊复清”。注引《魏志》徐邈曰：“酒清者为圣人，酒浊者为贤人。”按杜甫此处只是说村老各携家酿来贺，年成不好，家境不同，所酿也清浊质量不一。清浊显然只指酒的成色，并未用典。注引古人之语非但画蛇添足，还混淆视听。诗人对父老是感到“艰难愧深情”，哪想到什么圣人贤人？如此一注反有伤诗人一片至诚。卷十《落日》“啅雀争枝坠”，张远注：“北齐张子信，善风角。奚永落与子信坐，鹊鸣庭树，斗而坠。子信曰：‘有口舌事，虽敕唤亦不可住。’是夜琅琊王五使召，辞之。诘朝难作。”按此处只是写自己闲居草堂的“溪边春事幽”，并不用典。卷十三《水槛》“人生感物故，慷慨有余悲”，注引《韩诗外传》载孔子遇哭妇人失故蓍簪事，按此乃本自古诗十九首“人生非金石”“奄忽随物化”“慷慨有余哀”等句。似此类该注不注，不该注瞎注的例子正自不少，足以见仇氏识见之未达。
3、隔靴搔痒例。仇氏由于只顾字面上的来历，故引书每不得要领。所引书证字面虽相同，意思却不合，所以即使说是杜诗所本，也无助于揭示其中涵义，变成表面化的隔靴搔痒。《四库提要》谓仇氏“注‘宵旰忧虞轸’句，不知二字本徐陵文，乃引《左传》注‘旰食’，引《仪礼》注‘宵衣’。考之郑注，乃同‘绡’，非宵旦之‘宵’也”，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卷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注引《西征赋》“化一气而甄三才”。按：这里“一气”应是用《庄子》“通天下一气耳”，状塔上俯瞰，一片迷蒙、品物不辨之景。卷八《秦州见敕目……》“官忝趋栖凤，朝回叹聚萤”，注引《汉灵帝纪》“夜步逐流萤，还至洛阳”。按：两句乃叹友人官冷清贫之状，引《灵帝纪》甚无谓，当引晋车胤囊萤苦读之典（见《晋书》本传）。又如卷五《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徘徊生别离”，注引吴迈远诗“生离不可闻”，按：此引吴诗纯属拘泥于“生离”字面上的相同，而生离的深沉含义却未揭示。杜诗其实是用的《楚辞·少司命》“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只有引证这条材料才能发明诗的意味。卷三《渼陂西南台》“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注引《魏志》武帝纂兵书曰《接要》。按兵书名《接要》与这里的接要显然是两回事，字面偶同，引以作注，岂不荒唐？卷九《发同谷县》“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注举陶诗“迟迟出林翮”。按，此注只顾林翮二字所本，而于诗并无发明，因为两者取意殊无相通之处。我以为此处若举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望云惭高鸟”一句反而更切近，虽无林翮二字，但取意却有相袭之处。陶诗“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也是不得已而为官行役，故羡鱼鸟之豫乐而惭己之趋走，也就是所谓“去住与愿违”。二者皆属用鸟的闲暇来衬托自己的颠沛，用意取象完全相同。
4、不明出处例。仇氏注杜诗，于字句每欲寻其所本，且尽力搜求其最初的出处。卷五注《送樊二十三御赴汉中判官》“徘徊悲生离”，便注明：“前汉《天马歌》‘神裴回，若流放’，此徘徊所出。”卷二十二注《久客》“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不引人熟知的《后汉书·张纲传》，而引《汉书·孙宝传》，显示出他对原始出典的重视。但他在注释中又不能自循其例，引书常很随意，并不讲究原始出处或所据出处。这就使他的一些征引显得毫无规则，失去推源溯流的意义。如卷三《醉时歌》“焉知饿死填沟壑”句，注引左思诗“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按：“填沟壑”语出《战国策·赵策》触龙说赵太后曰：“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李善注左思《咏史诗》引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之语，虽注出沟壑一词更早的出处，却也未指出左思诗之所本。卷二十《社日两篇》“报效神如在，馨香旧不违”，注引谢脁《送神歌》“敬如在，礼将周”。按：此用《论语》。卷二十二《上水遣怀》“故人知善诱”，注引《郭有道碑》：“善诱善导，仁而爱人”；同卷《解忧》“得失瞬息间，致远宜恐泥”，无注。其实二例也是用《论语》。按此亦用《论语》。以下两个例子更清楚地表明了仇氏引书之随意：
《野老》（卷七）渔人网集澄潭下。注：《庄子》渔人入海，利在水也。
《江涨》（卷九）渔人萦小楫。注：陶潜《桃花源记》渔人甚异之。
这两例同注渔人而引书不一，若欲征出处，何以知前者必本于陶，而后者必不于南华经？右说取其意，则二书与杜诗均无涉。庄子所叙为海边渔民，杜甫所叙不过是潭上渔父。
5、引而不释例。仇注重引书而不重释义，故有时书证倒是引了，但对意义不作解释，诗句是什么意思仍不清楚。可以说事甚劳而功甚微，对阐明诗意殊无帮助。卷五《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注引《诗》“我仆痡矣”，《楚辞》“搴芙蓉兮木末”两条书证。这只告诉读者“木末”二字所由来，至于“犹木末”是何意仍未解释。
6、注语不注典例。有些诗仇氏只在字面上注出前出用例，但其中的典故却未指出。这样的注严格来说是不合要求的，卷四《避地》“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注引陶潜诗“诗书塞座外”，《汉献帝纪》“将还洛阳，百官披荆棘，倚墙壁间”二语。此仅随意地注了一下诗书、墙璧二词的前出用例（决非原始出处），却未注出上句实暗用孔子裔孙孔鲋当秦末农民起义时将典籍藏入墙璧内之事。卷十二《随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已堕岘山泪，还题零雨诗”，注引孙楚《涉阳候送别》诗：“晨风飘岐路，零雨被秋草。”此注一看就令人生疑。岘山泪是用羊祜登岘山堕泪的故事；而零雨诗算是什么呢？孙楚诗中的零雨两字连题目都不是。这与岘山泪相称吗？其实此乃用《诗·豳风·东山》“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取送人怀归之意。仇注引孙楚诗纯属字面上附会，并未贯通诗意。
7、误指典故例。有些诗仇氏不明其所用典而别指，以致未能揭示诗意。卷六《赠毕四曜》“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注引《唐书》载中宗语：“苏瓖有子，李峤无儿。”按唐人一般不用本朝事，吴注引隋末人语“杨素无儿，苏夔有子”亦嫌太近。《晋书·邓攸传》：“皇天无知，伯道无儿。”诗盖用此典。卷十八《卜居》“桃红客若至，定似昔人迷。”仇注“昔人迷”指刘晨、阮肇，按此乃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王嗣奭《杜臆》云：“公以此地为桃源，直作避秦计矣。”此解甚明，而仇氏不取，何也？
8、引而不断例。仇注或一事引二书，不下按断，不加分析，令人不知注者何取。如卷六《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久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一联，仇注：
《周礼·天官》：“内小臣，后有和好事于四方，则使往。有好会于卿大夫，则亦如之。”好读本音。《扬雄传》：“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好读去声。
按此诗“好事”显然是指下言“棋局动摇随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的美事，应读本音上声。注引二书两读，仅示人好事之好有两读而已，至于此处应作何读仍付阙如，对解诗殊无帮助。诗下串释亦有类似失当。仇氏于各诗串释出以体会，不乏精当中肯，对前人误解间有驳正。可同时又将他人见解照录，不加按断、使人迷惑。如《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末联“问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注曰：
末则许寄旻，嘱以书中未尽之意。黄生曰：旻善吟善弈，而其与文士游，其好事可知。七是旻喜杜之得官，八是杜答旻以潦倒。旧作闻君，亦通。
按问亦作闻，又本作凭。从诗题来看，问与凭均切题可通，而闻则难通。杜甫托许带信，人尚未至，何得闻来？《杜臆》云当以问为是，谓公问而许话也，此见因许之意。王说甚确，仇注显然是从王说的，可他又引黄说，使人无所适从。黄注文不长却有两处失误。谓“七是旻喜杜之得官”，一也；谓作闻君亦通，二也。如此明显的欠当之说，依旧照录，殊伤芜杂。
9、该注不注例。仇注每以寻摘杜诗用语出处是务，但有些诗句明显是用前人成语的，他却无注。如卷十《病桔》“虽多亦奚为”、卷二十二《解忧》“致远宜恐泥”，两句均用《论语》成句，无注。又如卷七《夏夜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是化用古诗十九首“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李白《蜀道难》曾化用此句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也是可以引及的。无论如何，这总比同诗“北城悲笳发”一句引崔融诗“夜夜闻悲”要切近得多。卷十八《寄薛三郎中琚》“忆昔村野人，其乐难具陈”，用古诗十九首“欢乐难具陈”；卷十二《送何侍御归朝》“故人从此去，寥落寸心违”，用古诗“前日风雨中，故人从此去”，均未注出，可谓失之眉睫。
10、割裂原文例。仇氏引书每割裂原文，任意剪裁，为我所用。当然，古时无引号、省略号，引文删节无法标记，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也无法标记，注释为避烦琐而剪裁原文，本是常事。但仇氏引书有时搞得支离破碎，文不可通，甚或还有错误，这就让人难以原谅了。比如《九日蓝田崔氏庄》“醉把茱萸仔细看”，注引《西京杂记》：“汉武宫人贾佩兰，九月佩茱萸，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此引《西京杂记》，文理不通，若将佩茱萸饮菊花酒连贾佩兰读，则“令人长寿”一句无承受；若将佩茱萸饮菊花酒连令人长寿读，则贾佩兰下无着落。非但如此，仇氏还将贾佩兰高祖时宫人误为汉武帝宫人。《西京杂记》卷三明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仇氏此处恐未核原书，径抄旧注甚或转录类书，从而致误。《四库提要》就曾指其“摭拾类书，小有舛误者，如‘忘机对芳草’句引《高士传》‘叶干忘机’，今《高士传》无此文。即《太平御览》所载嵇康《高士传》几盈二卷，亦无此文。”由此可见仇氏处理文献之粗疏。
有此十例，《详注》在注释尤其是引书方面的问题便暴露无遗。这些失当不是空疏不学之弊，而是食古不化、识见欠练达所致。后出的浦起龙、杨伦两家书相对来说便要精当些，颇收注省于前、事增于后之效，从注释学的角度说值得称赞。当然，他们是在仇氏《详注》的基础上产生的，别说没有仇书的富赡，甚至就是没有仇注的芜杂，他们也很难有殷鉴在前，从而去粗取精，参以心得，更达精深之境。在这个意义上，《杜诗详注》更显出它在杜诗注释乃至古典诗歌注释史上的地位，也更值得我们从注释学的角度去研究它。
（三）
中国古代诗人作诗爱用成语典故。松浦友久博士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语汇“具有一旦形成就能很好地保存下去、继承下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与支撑儒家、道家那样的传统思想体系的特定的基本典籍的制定及其接受态度有关。而直接的，则与语言生活中的对故事成语的爱好和辅助诗文写作的各种学艺百科全书（类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因此在传统注释学中，不是语词的释义，而是对作者引古却用典、用语出处的指明和引证成为诗歌注释的重心，也是注家最用力的部分。
用典和用语，古人虽不太分别，但其区别还是明显的。用典是借古书中的故事喻言本事，用语则是袭用古人现成的语句。二者在注释中的溯源，前者旨在释义，后者旨在评判，合起来正好完成对诗意的阐释与对独创性的评估。中国诗歌的古典注释方式，原则本是如此，可是人们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并不遵守这一原则。结果注释单纯集中于旨在评估独创性的追溯语源，一如仇兆鳌注杜诗。然而我们要问，这种单纯追溯语源（无一字无来处）的注释方式，真能提供评估独创性的有效书证吗？实际上并不能。仇兆鳌煞费苦心的努力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诗人实际使用的语词，与我们认为的理论上的出处（最早的或最经典的）可能并无关系。他接受的来源完全可以是多方面的。个别特别突出的例子，如《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指出它是点化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一句，当然很有意义，可是象“无食无儿一妇人”之类，非要强指它出自某书某句，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所以，古典注释中的语源问题，实际上就触及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何判定作家或作品所受的传统影响。
文学中的影响问题，在当代的研究中已变得越来越重要。通常学者们研究传统或时尚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考察作家的藏书或阅读书目，从中划定作家接受影响的范围并确定影响源。然而对千载上的古典作家，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么怎么办？可以退而求其次，确定某个时代作家必读的基本书目，从而划出大致的影响范围。如唐代，《五经正义》、老庄荀韩、前四史、《世说新语》、李善注《文选》、《玉台新咏》、《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当然都应包括在内。然后还有个熟书优先的问题。比如，“《文选》烂、秀才半”是唐人常谈；“熟精《文选》理”是老杜夫子自道。故凡杜诗用典、用语可在《文选》中找到根据者，自应以《文选》为出处，起码应该举以参照。顷闻日本入谷仙介教授介绍他的王维诗注，《燕支行》注引《文选》12例，《史记》9例，《汉书》6例，《三国志》4例，《尔雅》、《后汉书》3例，《吴越吞秋》、《孙子》2例，其他书共十例；《桃源行》注引《文选》7例，《桃花源记》、《艺文类聚》3例，《史记》、《汉书》、刘孝威诗2例，其它书共十例；《洛阳女儿行》注引《玉台新咏》22例，《乐府诗集》（严格地说这是不能作为出典来统计的）4例，《后汉书》、《文选》、《世说新语》、庾信诗各2例，其它书共8例。如此一注，不仅可见王维作为唐代诗人的古典修养，其诗作的取材范围，受前辈诗人的影响也豁然在目。入谷教授注《燕支行》引《文选》卷二七石崇《王明君辞》，此诗亦见《玉台新咏》，出处作《文选》则是出于作品氛围的考虑。应该说，只有这样的注释，才真正具有溯源的意义，也才能保证为独创性的评估提供有效的材料。
诗歌注释的意义不仅限于释义，它还被要求提供艺术批评的素材，这正是中国古典注释学的基本特征。从李善《文选注》到钱鍾书《宋诗选注》都延续着这一传统。《杜诗详注》作为古代诗歌注释的典范，集中地体现出了传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本文希望通过对它的剖析，反思一下古典诗歌注释学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当代的古典诗歌注释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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