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无政府主义革命者

安那其主义（anarchism) 即无政府主义。俄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中国作家巴金年轻时在法国留学，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多部著作，有同学建议他把克鲁泡特金的“金”用于笔名，至于姓氏，为纪念一个自尽的巴姓同学，他自己选了“巴”，并不是因巴枯宁而用“巴”。但他确实曾公开表示“崇拜”巴枯宁，撰文为巴枯宁“洗冤”，并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归纳为三点：无神论、无政府论、自由共产主义。青年时代的这一信仰并未影响巴金成为一个获得多代读者喜爱、尊崇的大作家。

历史发展到今天，信奉无政府主义者已然不多，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或相信资本主义的人都要国家，要政府，也都要政党。然而自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由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宣扬，安那其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一时。当历史证明此路不通后，无政府主义者便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遭到马列主义者的否定、批判。不过，当我们追溯俄国历史、回顾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表现时，似乎不能绕过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而通过客观的回溯，我们似可对安那其主义有更充分的了解。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

来自权贵家庭的革命者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生于莫斯科西北特维尔省的小城普利亚姆西诺。他父亲是个职业外交家，多年在驻佛罗伦萨、那不勒斯领事馆任职，因有自由思想，回国后参加过十二月党人俱乐部的活动。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后，他不再过问政治，转而关心照顾自己的庄园和子女教育，米哈伊尔是其5男5女中的老大。

1828年，14岁的巴枯宁被送到圣彼得堡炮兵学校学习，该校的反西方态度、苛刻纪律、狭隘课程都使他感到不快。1834年因成绩差被学校开除后，他被派到波兰边境部队，当了个皇家卫队的小军官。1830年波兰起义失败后笼罩在波兰的恐怖气氛，使巴枯宁对专制统治产生憎恶，两年后便离开了皇家卫队，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参加了斯坦凯维奇小组。斯坦凯维奇被誉为“为俄罗斯思想打开德国哲学广阔富饶天地的勇敢先驱”，巴枯宁因此熟悉了多名德国哲学家，并多年苦读他们的著作，深受“理想主义哲学”的启发，自己动手翻译费希特、黑格尔的书。他还专回普利亚姆西诺办了哲学小组，希望老家的年轻人也能接触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思想。

1840年，因决意将来当大学教授、做“真理传播者”，他去德国上柏林大学。在该校3个学期内，他加入“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组织，参加柏林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他的教授梦日渐淡化，却对革命产生了兴趣。后来去了德累斯顿，在那里他读到德国法学博士斯坦恩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油然而生，终于弃置学术研究，为废除专制制度的抱负而越来越热心于革命行动。有人举报他的国外言行，沙皇政府自然不能容忍，责令他回国，并威胁他说，若不回去，将没收他的家产，但他拒不回国。从此之后，他便开始了浪迹天涯、四处奔命的一生。

他先去了瑞士苏黎世，在那里与一批德国共产党员有来往，有时他也自称为共产党员，在《瑞士共和报》上发表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他与激进政治活动家魏特琳的关系最密切，魏特琳被捕后，警方发现其书信上常出现巴枯宁的名字，俄国驻波恩大使知晓后便命令巴枯宁回国，他又一次拒绝，去了当年欧洲政治思潮中心——巴黎。

在巴黎，他结识了法国无政府主义创始人蒲鲁东，建立了密切关系，也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时候，马克思在思想上比我进步得多，比我博学得多。我那时根本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他尽管比我年轻，却已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有修养的唯物论者，一个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见面的次数颇多，因为我敬重他的学问以及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热情而严肃的献身精神。” 不过他也说，他与马克思之间“没有真诚而亲密的友谊”，两人性格迥异，难以为友。

1844年，鉴于巴枯宁的革命言行，沙皇尼古拉一世发布政令：取消贵族巴枯宁的一切特权，没收他在俄国所有的土地，将其终生流放至西伯利亚。为此，巴枯宁公开发表致沙皇的长函，称尼古拉为“暴君”，呼吁在俄国和波兰实行民主。1846年，俄国当局迫害波兰天主教徒，他又在法国《宪法报》上载文呼吁保卫波兰。1847年应波兰难民邀请，他在波兰起义失败纪念会上演讲，抨击俄国“没有正义，没有自由，也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呼吁波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沙皇，并表示相信俄国专制统治必定会垮台。就在他发表这次演讲之后，俄国使馆散布谣言说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并迫使法国驱逐他出境，他便流亡去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这个“间谍”事件也造成了巴枯宁与马克思之间的结怨。马克思在德国科伦主办的《新莱茵报》曾刊登关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证实巴枯宁是俄国间谍的文章，受到赫尔岑的谴责，说这是对巴枯宁的污蔑。巴枯宁自己为之恼火，曾分别给乔治·桑和《新莱茵报》写信，要求澄清事实，这两封信该报照登，乔治·桑也发表声明称《新莱茵报》登的文章是谣言。后来该报就巴枯宁的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发表社论，第一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但也声明“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小册子”。马克思则在1853年5月一封致《晨报》编辑的信中说明“间谍”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声明他与巴枯宁“早已恢复亲密友谊”。

1848年，法国和欧洲革命浪潮澎湃，巴枯宁兴奋不已，写了《对斯拉夫人的号召》，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号召推翻压迫斯拉夫人的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君主国。马克思不赞同泛斯拉夫主义，巴枯宁指责马克思是日耳曼爱国主义。巴枯宁发动斯拉夫人起义，马克思则反对起义。第一次发动起义未能成功，巴枯宁又于1849年与德国革命家里克尔一起在德累斯顿发动武装起义，在街战中对抗普鲁士军队，但其革命政权只维持了5天。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也参与这次五月起义，结果被通缉，不得不逃亡，在瑞士流亡了12年。巴枯宁自己则被普鲁士政府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引渡给奥地利。在奥地利，他又一次被判死刑，在监狱里受尽虐待，结果于1851年又被引渡到俄国。

从沙俄监狱到里昂暴动

巴枯宁终于“回国”了，等待他的是7年饱受折磨的牢狱生活，3年在彼得保罗要塞土牢、4年在施利塞堡监狱，因染上坏血病，牙齿全部脱落。他回忆说，使他能在狱中保持心绪平静的是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下，他写过一份“忏悔书”，关于自己在欧洲的活动，本无秘密可保，所以他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沙皇要他供出其他人的名字，他写道：“您要求我忏悔，但您应该知道，一个悔过的罪人没有义务暗示或透露他人的罪行。我只有名誉和良知，我从未出卖过任何信任我的人，因此之故，我不会提供任何人的名字。”

他的悔过书难免有对沙皇的恭维表忠之辞，但也企图说服沙皇施行社会改革，比如，他写道：“当您旅行世界各地，会遇到各种罪恶、压迫和不公，可在俄国情况更糟。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民众比西欧人差劣，相反，我认为我们俄罗斯人比西方人更好、更亲切、更有宽大的胸怀。问题在于西方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抵制罪恶：公共性、公众舆论和自由，这使人高尚、自尊，而俄国没有这个东西。”

尼古拉一世死后，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大赦政治犯，却把巴枯宁从名单里勾掉，他母亲向新沙皇求情，得到的回答是：“记住，夫人，你儿子只要活着，他就别想自由。” 从监狱释放后，巴枯宁被终生流放，先去西伯利亚西部的托木斯克城，在那里，他与一个波兰商人的女儿结了婚，后来得到他的一个时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亲戚的帮助，迁居东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茨克。1861年夏，他有机会假冒商业公司雇员前去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在那里乘一艘俄国船至奥尔加港，转乘一艘美国海轮，抵达日本北端的函馆，再从横滨乘坐另一艘美国海轮抵达旧金山。他想去纽约，当时美国大陆铁路尚未修竣，他走了当时最便捷之路，先坐船去巴拿马，再从巴拿马换船去纽约。他关怀“48年人”，也即1848年欧洲革命参加者，到纽约后便去波士顿访问了一批起义失败后逃到美国的战友。

1861年底，他终于坐船到了英国利物浦，并立刻前往伦敦见赫尔岑。那天晚上，赫尔岑一家正在吃晚饭，突然闯进来的巴枯宁使赫尔岑十分惊喜，巴枯宁兴奋地说：“啊，你们在吃牡蛎！好啊！告诉我新闻！发生什么事了，在哪里？”

身受多国政府迫害、驱逐的巴枯宁，此时自然更坚定了反专制、反国家的决心。他急切地想了解欧洲革命情况，自己也急于投入行动。1863年初他到哥本哈根，打算穿过波罗的海去参加波兰人暴动，结果未能成功。1864年初他去意大利，在那里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国际兄弟会”，或称“社会主义革命者联盟”，吸收了许多意大利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斯拉夫人。两年后，他向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报告其工作成果说，这个组织的成员已遍布欧洲各国，唯独没有德国。

1869年9月，巴枯宁在瑞士开会。

1866年他发表《一个革命者的教义》, 明确表示反对宗教和国家，主张“绝对排斥任何权威，其中包括为便于执政而牺牲自由的政府机构”。1867年他在瑞士协助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其纲领体现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该同盟为无神论组织，旨在消灭阶级，实现男女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要求土地、生产工具以及其他资本归全社会集体所有，只能由农业、工业联合会使用，所有现存的政府和主权国家都将在各自的国度里降格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并定要消失在农业和工业自由联合会的大联合中。

1870年9月，也即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夕，巴枯宁及其支持者在法国里昂发动武装暴动，带领一批工人和市民夺取里昂市政局，赶跑了市政局官员。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内，马克思曾于1874年对该书作了详细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将来不再有国家，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按照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毫无区别的（因为是自由地）包括说一切语言、属于所有民族的人的自由生产协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会的自由兄弟同盟。”

马克思已早两年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巴枯宁起初拒绝加入，后见其宣传社会主义的实力转而入会。结果在1869年该协会巴塞尔大会上，以马克思为首的德、英会员与以巴枯宁为首的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之间，在要不要国家、要不要代议制政府、要不要政党这些问题上，发生激烈辩论和冲突。

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思想差异使他们的决裂在所难免。马克思说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词句”。马克思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运用政权，“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共产党宣言》）。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荷兰海牙举行，在巴枯宁本人未能出席的情况下，以多数票把他从第一国际开除。此时，巴枯宁已入病弱的晚年，1876年在波恩去世。

1901年，列宁参考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一文，撰写论文《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其“提纲”部分的最后一段写道：“巴枯宁主义者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义在当时经济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1873年，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起义中遭到彻底破产。”这是马列主义者对巴枯宁主义作的结论。

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继承者

巴枯宁主义的“彻底破产”并没有彻底终止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便是继巴枯宁之后积极传播安那其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似乎还可从巴金说起。《巴金的一个世纪》一书中的“1945年9月上旬”，有这样一段记述：从延安来重庆的毛泽东下榻在此，会见巴金、老舍等人。毛泽东说：“巴金先生，听别人说你年轻时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这样吗？” 巴金回答：“是么。听说你从前也信过。”毛泽东笑着说：“是的，那时我们对什么都感兴趣。”

巴金曾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蒲鲁东的人生哲学》《面包略取》等著作。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中表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即“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克鲁泡特金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世袭亲王。他上了彼得堡皇家士官生学校，毕业后服役，自己选择西伯利亚哥萨克团，因而有机会到中国满洲考察地形，一直深入到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后又去芬兰和瑞典考察冰川沉积，考察后都有著述，成了地理学家。25岁时离开部队到圣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但地理也好，数理也好，都没能长久吸引他。比起地形水文，他后来更关心工人农民；比起数学物理，他对政治产生了更大兴趣。1872年，他在日内瓦参加了马克思创办的国际工人协会，还接触了更激进的汝拉山区钟表工人联盟，开始形成其无政府主义观念，回国后即积极投入革命活动。

就像巴枯宁一样，克鲁泡特金在其政治生涯屡受迫害，四处奔命。在国内，他被捕坐牢，两年后越狱逃跑；在国外，瑞士政府把他驱逐出境，法国政府也抓他入狱，最后在伦敦流亡30年。除参加革命活动外，他埋头写作，1902年出版《互助论》。此书思想源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自然界除了竞争的一面即达尔文强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外，还有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一面，而人类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正是以互助论为基础，指出人类具有互助的本能，欧洲中世纪各种行会组织中的互助形式在人类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人与人之间应平等自由，不受任何强权势力的压制，而国家是人类互助本能的对立面，造成社会不平等、思想不自由，所以应该废除国家；没有国家和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不仅完全可以建立，而且会更完善、更理想、更富有生命力。

克鲁泡特金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是人类长期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私有财产，按需分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大家收入平等。为实现这个理想，他认为要从教育孩子开始，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

1917年2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75岁高龄的克鲁泡特金返回俄国，在圣彼得堡受到热烈欢迎。临时政府安排他担任教育部长，他拒绝接受，继续致力于伦理学史写作。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政府也以礼相待。他为人真诚坦荡，不计名利。他于1921年病逝，成千上万人举着无政府主义的标志——黑旗为他送葬，苏联政府将高加索一座城市命名为克鲁泡特金。显然，他比巴枯宁幸运，叶落归根，长眠于自己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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