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中国没有抑郁症｜文化如何影响自我感知

这是我们翻译的第 137 篇文章

全文阅读约需 15 分钟

作者丨Shayla Love

翻译 | 欣蕊

审校 | 彬华

编辑 | 无人机、herel

如果我离不开米饭，如果我从不说爱。

显而易见，文化背景会影响我们喜欢吃什么；你也并不意外，文化会影响我们如何交流；但也许你不曾留意，文化还影响着我们如何存在，如何感受痛苦，如何感受爱。

我们大脑发展运作的方式是由我们所在的文化环境塑形的。关于“我感觉如何”的答案，能也只能由“我”过去的特定环境或事件回答。

文化差异如何影响我们的内在世界？抑郁症有更对的症状吗？我的自我感知里包含着什么故事？神经衰弱其实是什么？心声邀请你一起来读今天的文章。

主要内容：1. 文化心理学家对中国式情绪表达的思考；2. 中国式躯体化的相关研究；3. 探究文化和环境对大脑的影响；4.欧美与中国情绪表达的差异；5.作者的自身经历及对文化倾向性的自我觉察。

01

这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在华盛顿，刚吃过午餐，文化心理学家Yulia Chentsova-Dutton要给我看星星。这些星星在乔治城-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电脑屏幕上，它们被标上了令人并不舒适的标签：失眠、快感缺乏、头痛、社交退缩、慢性疼痛……每一颗星星代表一种躯体或情绪的感觉，而这些感觉都与抑郁症相关。

Chentsova-Dutton的爸爸是一名宇航员。那些来自爸爸关于夜晚天空的知识，让她找到了一个方法来解释自己对“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感觉与表达”的研究。她说，如果你抬头望向天空，上面有成千上万的星星，而你无法把它们全部尽收眼底。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创造了自己的图式，我们可以以星座的形式来记住这些它们。她按下一个按钮，有几颗抑郁症星星由一条黄线连接起来。

“根据DSM（《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是抑郁症，”她指着手册说，“这个，”她按下另一个按钮说道，“则是一个中国的抑郁症模型。”

星座变化成另一个形状。有新的星星出现，大多数与身体有关：晕眩、疲劳、没有精力。Chentsova-Dutton和同事们已经投入多年研究中国和西方关于情绪的星座，试图解释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设想。

02

从80年代开始，文化心理学家就发现，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身体表达情绪，尤其是心理压力。这个过程被称作“躯体化”。在探索我的家庭与中国文*革的联系时，我第一次遇到了这个概念。有一个新奇的观点称，心理创伤可能会发生代际传递。这个观点在科学上还有争议，但它确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基因学家参与研究。

“这个关于文化与精神健康的研究真的影响到了大家传统的做法，” Chentsova-Dutton的同事、康考迪亚大学的文化心理学家Andrew Ryder告诉我，“一般来说，我们表达抑郁症的方式是说我们有抑郁情绪。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在我知道了中国式躯体化后，我开始查阅古代文献，但始终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解释。Ryder说，正是这种不满足感使他和Chentsova-Dutton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很多人写文章，说中国人心理比其他人更简单，”Ryder说，“过去，大家说中国人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他们的表达方式不成熟。”

即使驳回了这个解释，Ryder也没有找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些研究者认为并不是表达者不够成熟，而是语言的问题，他们声称中文里没有描述情绪的词汇。“现在再回头看这些研究，实在是感到很可笑，”Ryder说，“他们把哪个语言放在了高处？是英语。这个写文章的人是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是很英式的人。”

但是，一些近期的研究不断显示，相对其他文化环境中的人，中国人显示出更多的躯体症状。2000年，杜克大学的Shirley Yen及其同事发现，在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中，中国的学生出现更多的躯体症状。2001年，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Gordon Parker对比了患抑郁症的马来西亚华裔和欧裔澳洲人。他发现在问卷调查中，马来西亚华裔报告出更多的身体不适，而欧裔澳洲人则频繁报告自己头脑和心情状态。在基层医疗环境中开展的一个后续研究发现，澳洲华裔们越融入、适应了澳洲社会，他们便会报告更多的心理症状，而非躯体症状。

03

2004年，一个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进行的抑郁症临床研究项目发现，受访者中，76%美国华裔在初级诊疗中描述的症状大多为躯体症状。“这个结果表示许多美国华裔不认为抑郁情绪是一种症状，从而不会向医生报告，”作者写道，“同时，许多人对抑郁症不熟悉，不知道抑郁症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精神疾病。”

其他研究显示出更加复杂的结果。一个由Yen开展的后续研究发现，在所有样本中，相比华裔美国学生与欧裔美国学生，中国学生报告出更少的躯体症状。因此，研究者认为，这是其“病人”的身份标签而非“中国化”的内在促使人们主动地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况。2004年，由Parker开展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的患者被专门询问到是否出现心理症状，他们也会说出来，但如果不问，他们可能不会主动提到这些。

04

2008年，Ryder开展研究，对比了湖南医科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的门诊病人。他发现两组病人都同时出现心理症状和躯体症状，但是加拿大患者显著报告了更多的心理症状。在使用该数据进行的后续研究中，Ryder发现中国人更频繁地报告自己抑郁症的躯体症状，但是对于焦虑症的躯体症状，加拿大人报告得更频繁。

但对于所有这些跨领域的结果，Ryder和其他研究者仍然认为人类的抑郁症体验，或者说是所有精神状态的体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文化环境影响的。中国人的确更倾向于强调身体上而非精神或情绪上的状态。

“现在最大的争论变成了：为什么会这样？”Ryder说，“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而且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几乎是一个策略性的答案，即中国人主动选择报告躯体症状、不报告心理症状。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更强调躯体症状是因为这些躯体症状在他们身上表现得确实更明显。他们报告更多睡眠问题，就是因为睡眠问题确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他们报告更多疼痛症状，就是因为他们确实体验到了更多疼痛症状。我认为这是一个更为有趣的可能性，也更有争议性。”

05

我的母亲1961年在中国出生，1980年搬到美国，并在美国遇到了我的父亲——一位欧裔混血的美国人。我常常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种族与文化模糊的人，但当我仔细端详着Chentsova-Dutton的中国式抑郁症星座图，我忍不住思考：难道我也是这样感受我的情绪的吗？

我会“感觉”像是一个中国人吗？

06

1980年，中国的卫生部长告诉来访的精神科医生、人类学家凯博文，在中国没有精神疾病。“我知道这就是胡扯，” 凯博文说道，“但我听到后还是觉得很震惊。”

和这个结论一样令人惊奇的是，它背后还有数据支持。“全球疾病负担”项目已报告中国的抑郁症率为2.3%，而美国为10.3%。另一个调查发现台湾的终身抑郁率仅为1.5%。

即使中国人（无论通过任何途径）能免于抑郁症，他们也很难逃脱另一种疾病，即神经衰弱。上述精神疾病调查开展的时候（1980-1990年间），80%-90%的精神科门诊病人被诊断为神经衰弱。在凯博文去到的湖南医科大学门诊里，神经衰弱是给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诊断。凯博文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见过一个病人被确诊神经衰弱。

George Miller Beard在1869年首次对神经衰弱进行描述，囊括了70多种症状，包括虚弱、疲劳、失忆、晕眩、头痛、失眠、慢性疼痛等。但在1940年，美国医师们就开始质疑神经衰弱的正当性。最终，它离开了主流疾病认知，和其他过于模糊的综合征归为一类，比如癔症就代表了一系列的症状，而非一个具体的病症。但在神经衰弱在美国逐渐消失的时候，精神分析学家们开始推崇一个叫做“躯体化”（somatization）的词，词源来自希腊的“soma”，意为身体。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原始的防御机制，是一种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焦虑与恐惧打破潜意识层进入表意识层的途径。同时，研究者们越来越把这种现象与中国人关联起来。

凯博文在湖南工作期间，感觉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在一个现在被视作经典的研究中，他检查了医学院门诊的100位病人。长时间的采访和诊断测试后，他最终测定87%的病人实际上患的是抑郁症，并且可以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即使他们看病时报告的是躯体症状，并未报告抑郁情绪。

当时中国正逐渐走出文*革的阴霾，处于恢复期。凯博文认为中国人还未对表达情感感到足够安全和舒适，担心这会被解读为对政府的批判而招致风险。但是，他们会主动地表达自己的头痛和其他疼痛，因为这种求助没有任何被政治化解读的风险。他的这个发现在中国精神科执业者群体中引起关注。

这是一个由美国人开展的研究，而中国此时正处在毛邓交接的巨大社会变迁中，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李程这样写道。但这个研究也有别的意味：即中国人无法精确地识别、解读自己的情绪。同时，这个研究也暗示着人们明显没能识别出抑郁症病人。

07

在2012年，当我第一次感到晕眩时，我并不了解神经衰弱或中国式躯体化。后来，我因为焦虑症差点从大学挂科退学时，我给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去欧洲农场旅行、工作。有一天，一种奇怪的感觉流过全身，我感觉头脑在疯狂旋转。我回到纽约后，这种晕眩感越来越严重。当我出现手指尖和脚趾麻木刺痛时，我去看神经科医生，并且预约了MRI检查。

医生拿着我的片子称，“完全正常。”随后，他仔细打量了我一下，递给我一副SSRI药物的处方，是一种常见的抑郁药物。

这件事情在我的朋友间立马变成了一个笑话：我去看脑科医生，但他给我开了抗抑郁药物。我也笑了，但同时感到迷惑。我从来没有吃过药，但仍会定时接收到药房自动发出的语音消息，提醒我可以去领取新的药，电话里面一个机器人声音告诉我自己的感觉不是真实的。

我不停地回想之前和Chentsova-Dutton和Ryder谈话，他们说想再重写之前声称中国人对自己情绪的感觉“不成熟”的各种理论。但他们也不想忽略他们既有研究持续显示的现象：中国人处理、意识自己情绪的方式可能的确不一样，而重写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知道不同不等于不好。

08

“你的文化环境只是告诉了你什么是重要的，你该注意些什么。” Chentsova-Dutton说。“通常来说，当你出现抑郁症时，你的大脑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你的想法不同了，你的感觉不同了。这时，你就会试图从你的文化环境中寻求一些解释。如果你恰好在中国，周围的人在频繁讨论神经衰弱，这就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小心些什么。”

就像她从父亲那里学习猎户座一样，一个中国的孩子可能会从同样的星星那里看到不一样的形状：西方白虎。在她近期与Ryder的合作中，Chentsova-Dutton把中美两国孩子的情绪星座带到实验室中。在她一个仍在被评审的研究里，团队分别给中国和美国欧裔的年轻女性观看一段悲伤、无台词的动画电影。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大家的生理反应被实时监测，面部表情被记录，随后她们完成了自陈报告。

Chentsova-Dutton发现中国的女性报告了更多的身体感觉。她们说自己心跳和呼吸加速、起鸡皮疙瘩、体温升高。两组女性都报告自己感觉到悲伤，但中国的女性同时还报告了一些正向情绪。例如，虽然电影是悲伤的，但是她们很欣赏动画制作的优美。

Chentsova-Dutton说，这让她想起一个中国古代寓言，塞翁失马。一天农夫的马跑走了，他的邻居都说：“实在为你感到难过，马跑走了真不好。”农夫却说：“谁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第二天这匹马带了一批骏马回来，邻居都说：“运气实在是太好啦。”农夫却说：“谁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故事的寓意即有得必有失，任何事都没有完全的好坏，经典的阴阳太极模型 。Chentsova-Dutton的被试者，就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给她上了这一课，或者她把这称为“文化脚本”。即使已有千年历史，这样的脚本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们感知情绪和身体的方式。

当Chentsova-Dutton查看这些被试实际的生理活动变化时，她发现她们的心率、皮肤出汗量、呼吸节奏等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这些“感觉”是真的吗？Chentsova-Dutton说，这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才是真的。她认为，我们的身体里并没有什么“真的”东西，但她也不认为她的被试者们在伪装这些感觉，或是例行公事地“感觉”到它们。她认为，这些被试者们在真实地感受这些感觉，但是这些感觉并不是身体，而是大脑传递给她们的。

她们学习到的星座图也许包含了更多对应身体变化的星星。在美国，我们被教育常常监测和注意自己的情绪。情绪是我们最闪亮的星星，它们告诉自己关于“我”是什么。但在其他地方，这些情绪的星星可能没有这么明亮。而外在的背景更重要，其他人、你的家庭、你的身体。

还有一个结论也是真实的：中国人感受到身体的生理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情绪体验被抑制或者被身体感觉替代了。实际上，Chentsova-Dutton认为上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了研究者们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倾向。如果有什么可以说的话，中国人实际上表现出了比美国人更复杂的反应。

“如果你直接询问这些中国女性，她们是知道自己正处在悲伤情绪中的。” Chentsova-Dutton说，“但是在这一段相同长度的时间中，她们有比其他人更为微妙、精细的反应。”

09

如果道家塞翁失马的寓言可以改变人们感受情绪的类别，这样的文化脚本也能够改变我们的大脑吗？在一个叫做文化神经科学的新兴领域，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文化神经科学家Mary Helen Immordino-Yang目前正在攻读一个五年制的文化神经科学项目，旨在研究文化和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及我们的自我感知。

当我发现Mary Helen Immordino-Yang的工作时，我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被吸引的：Mary Helen Immordino-Yang的丈夫是一位中美混血，他们的孩子是双文化背景——与我一样。她的其中一个研究的对象就是双文化背景人群。我情不自禁想要问她：我如何知道我是如何感觉的呢？我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更像一个中国人还是更像一个美国人？

在那个研究中，她研究了三组人群：南加州大学的美国学生、南加州大学的东亚裔二代移民的英语母语学生、以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学生。当她研究被试者们的神经活动是如何与他们的情绪体验（他们在当下的感觉）相对应时，她发现在他们的前脑岛：一个映射我们体内状态、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感觉的大脑结构中，存在“非常系统化的文化差异”。她的研究表明前脑岛不同部位的活动会与感受的不同强烈程度相关联，而这种相关存在文化背景的差异。并且，对于双文化背景的人群或二代华裔移民来说，Immordino-Yang发现他们的结果落在了纯中国人和纯美国人之间。

当Immordino-Yang在Skype上与我讨论此研究时，她说她坚定地相信，并且她的研究也持续表明，我们的生物遗传信息和文化环境会对我们产生交替影响。我们大脑发展运作的方式是由我们所在的文化环境塑形的。关于“我感觉如何”的答案，能也只能由“我”过去的特定环境或事件回答。

10

斯坦福大学的文化心理学家Jeanne Tsai 已经研究东亚情绪与文化长达25年，她一直在寻找这样的环境信息究竟从何而来。她研究了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儿童历史书、两地领导人在官方照片中的微笑方式、以及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的照片。在这些事物中，她发现美国欧裔人会更经常表现出活泼热烈的微笑。

她从研究中发现，欧美文化非常喜欢高度兴奋、激动的状态，而东方文化更看重平静、坦然的状态。这个现象在大脑活动中也有所显现：中国人对兴奋表情的反应比欧美人更为冷淡。Tsai认为这些差异也会延伸到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也体现了对于情绪的狭义定义。换了文化环境后，原先的这些观念可能就是不符的。

“很多文化甚至都没有一个对情绪的普遍概念，”Tsai告诉我，“大家可能会认为他们‘没有感情’，但是这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特定的情绪体验。我认为西方文化、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让准确表达自己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的能力占优。但是这并不代表用身体反应来描述情绪的方式就是某种劣等的表达模式。”

11

最终，我的身体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最后被诊断一种叫做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POTS）的自主神经障碍，意思是当我四处活动时，我的身体无法很好地控制我的血压水平。知道站起来太快的那种晕眩感么？我一整天都有这个感觉。

我的治疗方案是每天1克食盐，提高我的血压。这个方法确实有效，我的头也不晕了。但与此同时其他东西也不见了：令我筋疲力尽的焦虑，我因焦虑产生的抑郁。这些不是盐解决的，而是通过定期去看治疗师、从大学毕业、重新拾起对写作的兴趣以及找到一位伴侣做到的。

最近，我停了药。一开始我隔天吃，但非常害怕晕眩会重新出现。接着我隔两天吃，然后三天。我已经连续五周没吃药了，也没出现任何不良症状。我的心脏科医生告诉我，这是可能发生的，我可能已经不受影响。但直至现在，我仍然在质疑这个诊断。哪个才是真的——我的焦虑、我的抑郁还是综合征？

我仍然陷在“一个事情必须比另一个更‘真’”的观念里，是身体还是大脑——我心里的美国文化开始闪光。但我属于中国的部分呢？我并不认为我能选择是感到晕眩还是感到更多精神上焦虑症状的表达。现实中，我知道我可以同时体验二者。但与此同时，无论我是否有综合征，在我去治疗师那里弄明白这件事之前，我确实花了两年时间在医生那里寻求改变生理症状的方法。在我身上，我对哪种文化具有倾向性显而易见。

12

在凯博文于中国开展开创性研究的二十年之后，我到哈佛大学去拜访他。如果说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已经逐渐渗透进中国，那么凯博文的办公室便是一个庇护所。在里面，我发现了一位沉溺于中国的美国人。所有的书画都是中国的，全是中国的文化和人民。凯博文可以无缝切换到中文，口音纯正到我妈妈都会抬眼看着他说声“厉害”。

凯博文仍然认为，在他原来的研究中，政治的混乱和创伤影响了他所看见的行为以及人们所认为是安全的表达。但他并不认为他在1980年的所见所闻应该被病态化，甚至被认为是罕见。现在的他认为这些应被看作是珍贵的。

“在过去，或者直到现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局限，甚至是一种病态，”他说，“我现在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美德。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过度心理学化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状况反映了西方的过度个人主义。这种社会文化现在已经完全触及到了中国的年轻人。”

凯博文说到这里表现出了一丝遗憾。“我并不认为抑郁症的生理体验有任何的不同。我反而认为是心理体验有所不同。”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伴随改变的也有我们的感觉本身、以及对感觉本身的认知。如果你的妈妈用非常传统的中国方式对待你，她并不会非常美国地在嘴上说‘我爱你’，而是在给你的食物里、在为你做的事情里表达她的感情。”

我一直都太专注在抑郁症本身，还有躯体化背后的其他糟糕感觉中。而这一切都在他提到爱的时候被撼动了。

13

一股情绪涌现出来，我回想起三岁时我在奶奶旁边睡午觉的感觉。她会轻柔地抚摸我的手臂直到我睡着，全心投入地照料我的身体。在温暖的午后，我把手臂朝她伸展，就像一株植物向着阳光生长。奶奶还会给我做衣服。我去年回中国看望她的时候，我夸奖了她的衣服很好看，那是一件蓝色白花衣服。她立马把衣服脱了下来，坚持要我带回家，真的，就是马上脱了T恤给我。

我妈妈的花园里也充满了这种无言的爱。每当夏天过去她的番石榴树就会结下许多鸡蛋一样的果实。越是椭圆形状和青绿色的果实就越酸，我们会先把它们吃掉。圣盘中的果实都是完美的圆形，是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找到的那种完美。而深绿色果实的果肉藏着最甜美的味道。切开一半之后，我们会再次陶醉于它的完美，接着妈妈经常会让我把整个果实一并吃掉。

我回想起Chentsova-Dutton的星座图，以及那些构成中国人抑郁和痛苦的光点，头痛、晕眩、失眠——所有的星星都如此地闪亮。我可以感觉到它们气态的烈焰内核，那些是痛苦。

但我也有另一个星群——来自中国的爱。它没有这么多关于“我爱你”的词汇，但却有更多关于番石榴、轻轻挠痒、手工制作的衣服、妈妈吃着扯丝的芒果核以让我能吃一点点入口即化的果肉、爷爷手榨的橙汁还有奶奶为了不让我受凉给我穿的拖鞋。

这些关于爱的“症状”也触及了身体，但是这些星星并不涉及痛苦。就像太阳一样，它们也有无限的温热。

(来源：undark.org)

更多有用的精神健康知识：焦虑障碍 | 正念冥想 | 手机依赖 | 惊恐障碍 | 双相障碍 | 社交恐惧症 | 分离焦虑 | 儿童创伤 | 自杀干预 | 恐惧症 | 阿尔茨海默病 | 自闭症 | 产后抑郁症 | 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 

心声公益（英文名：Mind China）是一家关注精神卫生的青年公益组织，由来自哈佛、哥大、UCL、复旦、华政等高校的同学发起成立，我们致力于以社会创新与青年力量，提高公众精神卫生意识，促进精神病人社会融入，推动中国精神卫生发展，并最终实现社会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发展。

心声期待你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