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
▲这是刘愚写给明白知识圈学友们的第06封信
学友们，新春好哇。
「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
这句冷酷的话，是刘慈欣12年前说的。
如果拿这句话来评论《流浪地球》电影，很容易就会发现电影的设定与刘慈欣原著设定之间的矛盾。
▲《流浪地球》电影海报。电影大年初一上映，至今累计票房已破25亿，成为现象级话题。
电影里所展现的，不仅是科技的胜利，也是人性的胜利。甚至应该说，是人性胜利之下的科技胜利。
在地球要被木星吸住并毁灭的时刻，地球上的人类没有放弃希望，努力自救。在棋差一着的最后时刻，吴京出演的英雄父亲刘培强驾驶空间舱撞向地球发动机火焰，拯救了地球。
而刘慈欣的原著里，没有木星危机，但有人类叛乱：屈服于软弱、黑暗人性的人类，杀死了地球的英雄。
地球通过木星加速，成功逃逸太阳系后，人类发现太阳日复一日，依然正常，并无爆发演变成红巨星的迹象（太阳在未来的变化，请点击阅读：人类应该对未来恐惧吗？）。于是，人性幽暗面开始如野草蔓延，人类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阴谋，是联合政府为了统治人类而制造的阴谋。
叛乱开始了。很快，连政府军也加入其中，要从联合政府手里夺回地球发动机，重返太阳系。
最终，叛乱的人类成功攻占联合政府，并把为地球发动机正常运转而坚守的最后5000人，残忍地扔到零下一百多度的冰海面，冻成冰雕。
胜利反叛的人类在岸上高唱《我的太阳》，然而，5000个人类英雄被处死后一个小时，太阳开始氦闪，开始熄灭，开始走向末日。叛乱的人类全傻眼了。
小说和电影的结局一样，英雄死了，人类活了。
但刘慈欣的原著，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故事。故事里，人性是不可靠的、忘恩负义的、杀死英雄并制造绝望悲剧的。
人性的结局是灰暗的。
而在电影里，人性是高尚的、带着希望的，英雄为人类而死，是主动的、壮烈的。
人性的结局是光明的。
用不着意外，这是贯穿刘慈欣多数科幻作品的人性观。
在《三体》里，拯救人类的英雄罗辑，面壁五十四年，与三体世界对视五十四年，震慑了三体世界五十四年，为人类争取了发展时间；然而，人类的回报却是，在新任执剑人与罗辑交接后，无人感激罗辑，反而立即指控他「世界灭绝罪」，将他拘押在国际法庭接受调查。
这时的罗辑101岁，其中超过一半的生命用于守护地球文明。
刘慈欣笔下，人类多么黑暗。
而且愚蠢。
三体人眼里，罗辑的威慑度曲线像一条凶猛的眼镜蛇，在90%高度波动，而托马斯·维德则是魔鬼，在所有外部环境参数下，他的威慑度全顶在100%，简而言之，毫无人类弱点可言。
如果托马斯·维德成了人类面壁计划里的执剑人，那么三体人只能屈服。但人类最终选择了最道德同时也最无威胁的程心：程心对三体人的威慑度在10%上下波动，像一条爬行的小蚯蚓。
结局可想而知。程心成为执剑人之后十五分钟，三体人成功入侵地球。
越是人性，越是弱点。
多么冷酷。
当然，这只是刘慈欣的思想实验，将人性放在宇宙背景下衡量，放在「走错一步，地球文明就完蛋」的宇宙设定下审视。
在刘慈欣眼里，宇宙不是童话。地球上的人类道德才是童话。
宇宙时代，地球文明要生存，科学是唯一可靠的力量。地球上的道德，不说被抛弃，至少要被修正。
因为，他的立场是整体人类。所以在面临生存选择时，他拒绝单个个体的道德考虑，只服从于理性。
因此，只能依赖于科学提供的力量。
他信仰科学：
「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就有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什么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托啊，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
他说：
「如果技术达到了那一步，我想不出任何问题是技术解决不了的。我认为那些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所面临的问题的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顾虑，那就是人本身不该被异化」。
所以，《三体》里，还出现了「思想钢印」的技术。迷茫的人，绝望的人，畏惧徘徊的人，思想上打个钢印就能变得对人类未来充满乐观，问题解决了。
▲刘慈欣，中国当代科幻作家
2015年，《三体》获雨果奖最佳小说
刘慈欣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人
图片来源：New York Times
既然信仰科学，人类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人类拒绝异化的表现之一而已。
虽然是科幻作品，说到底是一场思想实验，但显然在刘慈欣心里，科学技术确定并且完备，而人性则是模糊的，从古到今一直在变动，不可靠的。
亲爱的学友，你能同意吗？你会同意吗？
我不能同意。
我同意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但不同意刘慈欣的设定，将人类生存的关键点，设定在对科学的信仰上，并因此轻视人性、贬低人性。
恰恰相反，因为科学太重要了，所以必须信仰人性。
说得再具体些。只有人类拥有对「自由人的信念」，对人类生存极端重要的科学能力才有可能会出现。
这是一个必要命题。
也就是说，有了对「自由人的信念」，人类也未必能发展出对人类生存极端重要的科学能力，但如果没有对「自由人的信念」，人类的科学能力一定不会出现（关于对自由人的信念，请点击阅读：理解市场自由，必须要读这篇经典文献）。
理解这样的命题，需要先追问：人类的科学能力从何而来？
人类的科学能力，毫无疑问，出自于人类的创造能力。这一点，刘慈欣也同意。
但是，人类的创造能力演变为科学能力，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
显然，人类历史虽有数千年，但真正形成现代科学能力的时间不超过500年，并且不是遍地开花式出现，而是率先出现在英国，然后才扩散开来。
牛顿的天才物理学发现，在约一百年时间里，只有英国人自己认真对待，欧洲人并不在意。
瓦特的蒸汽机，在发明之后的五十年里，只有英国人自己在用，欧洲人并不在意。
为什么？
从思想上说，影响英国的是培根的实验主义，而影响欧洲大陆的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
追随笛卡尔的人，会重视数学、逻辑，但轻视实验；追随培根的人，会去设计精密的仪器、机械，对科学原理进行验证。比如，关于真空的探讨，在英国是波义耳针对真空的大量实验成果，在欧洲则是真空是否存在的形而上讨论。
▲波义耳设计的空气泵示意图
毫无疑问，实验性的科学知识更容易在英国出现并得以积累，现代科学体系的雏形，亦发端于英国。
从宗教来说，在欧洲，对待新知识的态度，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不外乎禁止出版、火刑伺候、投入牢狱；而英国则采取了罕见的宗教宽容。但是，在欧洲大陆，新知识的扩展毕竟难以阻挡，相比较而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更好对付，因为天主教不仅有经院哲学的底子，还是逻辑辩论的高手，能跟上甚至影响理性主义的论证。但强调实验科学的培根以及牛顿的物理学，天主教无从抵抗。
所以，实验科学很难在欧洲大陆立足。但因为英国的宗教宽容（关于宗教宽容，请点击阅读：人类至今仍受惠于洛克），实验科学更容易在英国扎根。
从社会经济结构来说，波义耳的真空理论、牛顿的力学，能被手艺工人汤玛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詹姆斯·瓦特（James von Breda Watt）吸收，并由此发明转换为蒸汽机这样的工业品，不仅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科学成果出版、大学研讨会、皇家学会等），从而瓦特这样的工程师也能随时获知最新的物理学进展；同时，还需要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这样的企业家愿意投资，承担一次次实验失败的经济代价。
企业家为什么愿意投资？
如果没有对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没有对他们投资科技成果的保护，没有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消化他们的产品，无法想象瓦特可以连续研发20年直到最终成功。
为什么英国人的财产保护的比较好？
因为英国自大宪章以来，就有意识的限制君王权力。
为什么英国能成功限制君王权力？
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只有对外拓展贸易的海军，没有常备陆军，所以议会与君王发生矛盾动武力时，都需要雇佣军，等于比拼财力。而争端、战争的起因，就是君王没钱了，要压榨老百姓，议会不干。
结果是，君王没钱，所以要打战，打战又需要钱，所以君王败了，权力被民选议会限制了，于是社会的财产权得到了有效保护。
还可以追问，蒸汽机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显而易见，但为什么要过了近五十年时间，欧洲才开始引入使用？
这又要说到英国的经济结构与欧洲比如法国经济结构的不同。英国人工贵，煤便宜；法国煤贵，人工便宜；早期的蒸汽机耗煤高，法国用不起。要到了英国的煤开始变贵，英国人因此设法改进蒸汽机效率，法国才能用得起。
那为什么英国人工贵？
因为，同样是农业经济，英国被经济史学家称为「高级有机经济」，比同期欧洲各国的农业经济效率高。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大量使用畜力、风力等。这又与英国的历史传统有关。历史传统又要说到一千年前英国人就有的现代经济观念等等。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一整套的人类现代化体制，人类无法系统地将创造力有效转化为科学成果。
这套人类现代化体系，不必然出现，但人类很幸运，现代化体制在英国开始萌芽并最终成型，最后带动了全世界，形成现代化的世界大势。
刘慈欣所信仰的现代科学，扎根于人类的现代化体制。没有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体制，就不会有现代科学的成就。
这套现代化体制里，有最基础的特点：宗教不能干预科学、干预自由思想，不能干预经济自由、不能干预政治；政治不能干预经济自由，不能干预宗教，也不能干预科学与自由思想等等。
简言之，政治、宗教、经济、科学以及思想自由，互相分离、各不干涉、各自独立。
而能联结这些分立领域的，只能是独立的司法、健全的个人主义。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指的是基本人权为个人私域所有，公权力由个体私域让渡到公域而成。
可见，如果整体人类的科学成果是一列火车的话，能成为火车头的，只能是自由人组成的自由社会，或者说民主化国家；非民主国家，就算GDP再高，也注定是火车厢的命运。
非民主国家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偶有所得，但要能为人类整体提供持续、长久的科学成果，要能将人类的创造力整体动员起来、形成人类的科技实力，形成关键时刻左右人类生存的实力，只能是民主国家。
这也符合数百年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记录。最重要的科学家、最关键的科学发现，几乎都出自率先现代化、率先民主化的国家。
以诺贝尔科学奖为例，一百多年了，非民主国家贡献了几个像样的科学家？
只有自由人的自由社会，才有最大的科学创造能力。这更应该取代刘慈欣对科学的信仰，成为我们的信仰。
科学是我们人类的底气与力量，但最基础的信心，不是来自科学，而是对组成自由社会的自由人的信念。
无论未来宇宙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危机，都该如此，都是如此。
赞曰：
问汝平生功业，自由民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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