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人死之后

▲点击上方音频，听青年学者商昌宝老师原声领读《人间鲁迅》精彩片段。

1926年，鲁迅在一篇名为《死后》的文章里突发奇想：人死以后，「运动神经废灭了，但知觉还在」，将会是什么样子？

一番思索后，他想象了一种最可能的结局：

我死了以后，倒在道路上。于是有几个人来看我了。一个说：「死了？」另一个「哼」一声，还有一个又惊又叹：「啧。……唉！……」

我终于愤怒了：我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死了，你们叹息什么，惊异什么，高兴什么？！

鲁迅「愤怒了」，而他的愤怒背后投射出深刻的隐忧：个体不仅无法按照自我意志去「生活」，竟然也无法遵循自我意识去「死亡」吗？

这无疑令鲁迅感到痛苦、悲哀与无奈。 出于对「死后被利用」命运的警觉，鲁迅在逝世前不久留下遗愿：希望死后「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1956年10月14日鲁迅迁葬现场

但及待1936年10月22日鲁迅真正入殓那天，不仅上海有几万群众前来送葬，而且一面连夜赶制的巨大旗帜「民族魂」也不由分说地被覆盖在他的灵柩之上。这似乎也预示着，一个不受鲁迅本人意愿干涉的「鲁迅接受史」，从此开启。

一切终究还是发生了，无论鲁迅自己泉下所知究竟如何。

01.

「回到鲁迅那里去」

鲁迅逝世仅一周年后，毛泽东先是在延安陕北公学发表讲话，将鲁迅标举为新中国的「圣人」，又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赞许为「文化英雄」，并做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三个家」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对鲁迅的「权威认定」，以及由其构架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批评坐标，被认为是「神化」鲁迅的滥觞，也对此后的鲁迅研究造成了必然的深刻影响。

但就在「三个家」的论断依旧是人们认识鲁迅的主要途径之时，一部有关鲁迅的长篇传记却在1980年代出版了，这部传记在序言中就指出：「平凡的伟大者才是真正的伟大，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并评价以往鲁迅研究的动机称：

「如果它（研究鲁迅）所激发的，不是对真理的渴求，不是奔赴生活的勇气和变革现实的热情，而是宗教式膜拜，那么毋宁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这部力求将受到「宗教式膜拜」的鲁迅拉回「人间」的著作，就是林贤治的《人间鲁迅》。

▲《人间鲁迅》

作者：林贤治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明白团队特邀著名文史研究者、独立学者商昌宝老师，为我们解读这本旨在还原鲁迅真实面貌的传记作品。

商老师首先介绍了《人间鲁迅》的「解鲁」角度：

「林贤治在《人间鲁迅》中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把他（鲁迅）放到人间，将被尊为神的鲁迅还原为『人』的鲁迅。他就是『人』，他有他的优缺点，有他的爱恨情仇，有他的各种的人事的纠葛。所以这本书把鲁迅放到人间这个位置上，实际上也呼应了王富仁、王得后的那种『回到鲁迅』的呼声。

所谓「回到鲁迅」的呼声，其实是指80年代初王富仁等人提出的「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

1984年，王富仁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指出，以往研究「与鲁迅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因此「这个（鲁迅）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总结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

为此，他将研究口号调整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创作意图！」

王富仁的主张造成了「以鲁解鲁」对「以毛解鲁」的反拨，也促进了有关鲁迅的「整体研究系统」的转变，这自然是极有益的理论突破。

但商老师补充道：这一时期，除了王富仁等人在口号与观念上做出扭转以外，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的重要性同样不能忽视，因为《人间鲁迅》这部长篇鲁迅传记作品是真正实践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

除了采取平视视角，帮助我们「回到鲁迅那里去」以外，《人间鲁迅》还挖掘了相当丰富的鲁迅生平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与鲁迅的文章以及他人对鲁迅的记述文字对照起来，给人一种「无一字无来历」的阅读感受。

扎实的鲁迅生平资料，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未被神化之前的鲁迅，因此，《人间鲁迅》被评论者称为「从丰富的材料中看见了一个活的鲁迅」。

02.

「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商昌宝老师介绍说，《人间鲁迅》由三部分组成，全书共计77万字，是长篇鲁迅传记文学作品。

它的第一部《探索者》出版于1986年9月，主要讲述鲁迅少年及留学日本期间，思想渐次养成的过程。

▲1903年3月，剪辫后的鲁迅摄于东京。这张断发照是鲁迅存世的第一张个人独照。时为鲁迅赴日本留学的第二年。

第二部《爱与复仇》出版于1989年1月，主要讲述鲁迅留学归国后，先在教育部供职，又到北京与《新青年》团队一起「鏖战」的经历。在本部分末尾，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任教。

最后一部《横站的士兵》出版于1990年5月，主要讲述鲁迅从广州回到上海，以及加入左联之后的经历。

商老师特意指出，此处所谓「横站的士兵」，颇具深意。这其实是指这一时期的鲁迅既要防备敌人，还要防备友军，在左联内部他还需要跟「四条汉子」、「奴隶总管」们从事战斗。所谓「横眉冷对」的形象，所谓「一个都不饶恕」的名言，都与他这一时期的处境及「横站」姿态有关。

▲拍摄时间：1931

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摄于上海

《人间鲁迅》能够抓住鲁迅生平各方面的史料，「努力把他写活，努力再现鲁迅当年活动的那些场景」。这些生平事迹不仅限于其创作方面，而是更广泛地展现鲁迅社交、婚姻、亲情、家族等各个方面的生命经验，这其实已将原有的鲁迅的「作品研究」拓展为鲁迅的「本体研究」。

商老师认为，《人间鲁迅》对鲁迅的「本体」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接近一个作为「人」的鲁迅，而且也能拓宽我们对于鲁迅思想、作品的理解诠释角度。

比如林贤治在《人间鲁迅》第一部《探索者》的《困顿的少年时代》中，就详解了鲁迅的家族小史，讲到鲁迅所属的周氏一族在绍兴可谓「豪门」、「大户」。

商老师认为，这个事实对于理解鲁迅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以及鲁迅两次创作高峰中的「故乡叙事」具有突出作用；而以往研究却仅仅强调「家道中落」，有意无意忽视了鲁迅童年、少年生活的优渥，这其实是对鲁迅经历的一种「误判」。

商老师介绍说，鲁迅的家族在绍兴相当显赫，据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在其所写的《恒训》中说：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

「合有田万余亩」，这显然不是一般地主的概念了。同时，鲁迅家的族产共分为两处，旧台门与新台门，光是新台门就有房屋八十多间，据商老师多方联络、考证得出，其实际占地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更是有5000多平方米。

对于周家如此雄厚的家业，商老师不禁进行横向对比道：

「我看到的现代文学作家的故居中，可能和鲁迅家相比的也就是徐志摩家。不过徐志摩家那个是四进院，鲁迅家是五进院。······因此，鲁迅家不是一个一般的富庶家庭，而是一个五进院的『大宅门』。」

▲鲁迅故里再现了鲁迅当年生活的故居、祖居、西厢房、土谷祠等一批古宅古迹，共计50公顷，其中鲁迅所谓「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实际占地约2000平方米，而鲁迅族产之一处新台门共计占地4000多平方米。

但这一切，却在鲁迅十二岁那年逆转了。

光绪十九年（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因科举行贿案被光绪帝钦定为「斩监候」，周家举家避难于乡下。随后不久，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病倒，药费开销极巨。作为伯宜长子的鲁迅此后每每为父病出入于当铺与药店，遭人冷眼。林贤治根据鲁迅的这段经历感慨系之：

「命运既然扔给他的道路是从当铺到药店，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别无选择的。」

而商老师又对此补充说，了解这段经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鲁迅从「少爷」到「乞食者」的转变并非发生在一夕之间，而是在鲁迅性格演成的关键期延宕了数年之久。就是鲁迅父亲患病的最后阶段，前后也经历了四年。

在这期间周家为周伯宜遍请绍兴名医，每位名医光出诊费基本就需要五十大洋一次。而且这些所谓名医大多虽然「敛财有术」，但却「医术不精」，常命鲁迅兄弟寻找经霜一年而未坏的甘蔗、长达一米的芦根，或者「原配的蟋蟀」作药引，并用「墨香止血」的医理来为鲁迅的父亲治疗肺病。

「名医」们的集体闹剧，最终演变为患者家最大的悲剧。重病四年后，鲁迅的父亲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终于不治，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之后，少年鲁迅处境更艰。第二年，周家开会分房，鲁迅一家所分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并因此遭到叔辈们的严厉斥责，他因此倍感世态炎凉。

林贤治总结说，鲁迅的少年时代，就在他「被猝然摔落到社会底层」之后结束了。但是，这段经历以及少年时代的故乡生活经验，却为他提供了一个持续一生的创作源泉，后来他的作品不断回溯着那时的所闻所见。

▲《社戏》  李可染作

正如商老师所解读的，了解《人间鲁迅》中记录的那些史实细节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社戏》中鲁迅是在何种境况下看的社戏、坐的游船，读懂鲁镇居民与鲁迅祖母及母亲之间的许多相处细节。由此，我们或许更能移情感受到「家道中落」对于鲁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人们普遍低估鲁迅家境富裕程度的原因，商老师认为，正是因为鲁迅「三个家」中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按照一种阶级论的观点，同情劳苦大众的鲁迅，其阶级属性自然不应该甚至不可以是大地主或富豪。在这样的观念之下，鲁迅就必须要是穷苦人家出身。

同时，商老师也提醒我们，被建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士的「鲁迅」虽然与其显赫家史有内在冲突，但是作为「人」，活在人间的鲁迅却真实地经历了家族的繁华与没落。

「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鲁迅对于自身存在「人间性」的自觉，启发了林贤治对本传的书写，林贤治这样写道：

「正因为他（鲁迅）……深味了人间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艰深的象形文字，才会变得那么平易，那么新鲜，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

「假如不是太多的屈辱和痛苦构成了坚实的底座，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凭什么可以支撑一具伟大而沉郁的天才？」

基于此，商老师指出，正是上述「活在人间」的生平经历，使鲁迅成为了鲁迅。

03.

「鲁迅」抒情化的是非

正如王得后在《林贤治著<人间鲁迅>读后》一文中指出的：

「单有丰富的生平史实，也可能不成其为传记，而不过是一部传记的长编。关键在于找到流动于史实中的那种精神，那种史实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赖以诞生的那个活人的秉赋，素质，修养，个性，品格，思想和情感。」

商老师认为，除了善于运用史料来重现鲁迅当年的生活场景之外，《人间鲁迅》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运用「散文化的抒情笔调」来表现鲁迅的情感个性。

对于鲁迅作为「活人的秉赋」，林贤治在《人间鲁迅》中可谓挖掘了不少细节。比如，在前文所述对少年鲁迅不幸遭遇的书写之后，作者还写道：

「一天忙过之后，樟寿（鲁迅的本名）照例坐下来读书。忽然，耳边响起一阵滞重的足音。抬头一看，原来是先生背着钱搭，蹒跚着走进门来：『樟官，陈大米寻到哉！』一个荒寒中人，只要给一丝温暖就觉得浑身灼热了。樟寿木然站着，看老人家气喘吁吁地倒出陈米来，一时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此处细节着重刻画少年鲁迅感知人间冷暖时的具体心境，虽然看似闲笔，却有助于理解鲁迅这位有血有肉的活人。

同时这处细节也有助于理解鲁迅作品中的部分思想倾向，正如林贤治在书中所说：

「只有失去了社会的温情，而感到严霜回逼的时候，一个人，才可能真正认识周围许许多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

鲁迅与其故乡生活中部分人物的血肉之情，其实是通过「人世苦难」这样一处感情歧径连接起来的。

▲日本富士樱花，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前两年常与友人游玩于富士山麓。

《人间鲁迅》用抒情化的散文笔调来重现鲁迅具体「情感真实」的例子还散见于全书的许多其他章节。

比如鲁迅留学日本时除了常陷于革命的「义愤」之外，还经常悠然自得地徜徉于富士山麓春雪融融、江户川畔樱花如织的迷人风景中，这对于了解当时鲁迅具体、复合的心境，无疑具有帮助。

在商老师看来，《人间鲁迅》这种「散文化的抒情笔调」会促使我们理解鲁迅作为人的丰富情感，进而了解鲁迅独特的心灵探寻过程。

商老师所举另一个例子，被他称为时隔多年依然记忆如新的一处情节，就是书中所写鲁迅与朱安举行旧式婚礼之后的哀痛，可谓凄切哀婉，书中这样写道：

「楼上，陪人已经走了。树人仍旧一声不响，端坐在床沿，脸上异常阴郁。灯灭了。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将要陪伴自己走尽一生的女人。幽暗中，他极力睁大眼睛；不知怎地，泪水竟沿着鬓角，不断地爬将下来。」

作者继续写道，新婚夜后次日起来，家人及仆人们都看见鲁迅眼泡红肿，脸色靛青，而从他脸上被泪湿的枕巾染上的靛青来推断，鲁迅结婚当晚哭了整整一夜。

▲朱安（1878-1947），鲁迅的原配夫人。1901年，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让鲁迅和朱安痛苦终生的婚姻。

商老师指出，林贤治对这处细节进行了如此动情的铺陈，其实存在一定的演绎成分，但却由此接近了鲁迅某个时刻的「情感真实」与「心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林贤治的这种「散文化的抒情笔调」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但与此同时，商老师也效仿鲁迅估《学衡》的先例，对林贤治的抒情化的传记写作进行了另一个方面的对「批评家的批评」。

商老师指出，林贤治似乎对鲁迅具有太多的理解、同情以至偏爱，这让《人间鲁迅》在不少处情节书写中都表现出「以鲁迅之是为是，以鲁迅之非为非」的倾向。

比如在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问题上，林贤治就过分执着于维护鲁迅的形象；而对鲁迅在「三一八事件」中的表现，商老师认为也应该采取更接近真实、更为客观的立场来对其进行考察。

那些被刻意遮掩的事实，或许多少有碍于表现鲁迅光辉伟大的斗士形象，但却无碍于表现鲁迅作为一个个体所经历的，充满期待与艰难的心灵历程。

因此从这个角度，商老师对鲁迅传记的真实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在商老师看来，《人间鲁迅》已经极大挣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窠臼，但在一些事件的细节、对话的细节甚至心绪的细节中，却又陷入了对一个抒情化的鲁迅形象的刻意构建。

一个抒情化的鲁迅，或许更能激发读者对鲁迅的热情，并容易让读者将鲁迅视作某个方面的「主将」、「导师」，但这却可能错失了鲁迅对于当今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鲁迅并非某个政治革命或思想文化革命中的「主将」，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的运动，他都是既参加，又保持怀疑的眼光。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鲁迅却难以被「收编」。

或许这就是鲁迅的一个真正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难以被归类的。鲁迅曾在一篇文章《谈蝙蝠》中，特意提到一则寓言：

「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

鲁迅或许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那只「蝙蝠」。

对于这个难以被规范、永远保持自我主体意识的生命存在，恐怕我们首先需要做的还是「回到鲁迅那里去」，而非企图将他化归为某种方向，执着于思考「回到哪个鲁迅那里去」。

商老师对一个更「真实」的鲁迅形象的呼唤，或许正呼应着王得后对《人间鲁迅》的那句批评：

「文学传记的根底终究还是传记，是史，不是诗（小说）」。

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是那个「兽类不收」、「鸟类不纳」、毫无立场的鲁迅，而非某种作为旗帜、导师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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