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只是代表暴力与征服，也可以训练人们趋于「正常」；权力也不一定来自刀枪和战场，也可能来自于科学与知识。这段视频，很好地解释了福柯眼中的权力世界。视频来源：Leiden University-Faculty of Humanities
1889年一月，在意大利都灵的幽静街头，一位中年男子突然抱住马颈失声痛哭，随后被人送去精神病院治疗。在当时人的眼里，他无疑是个疯子；可如今，他是世人眼中最富盛名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一位哲学家最后意识错乱，也许你会认为，他并不是疯子，只是如他的书名所写那样，在进行「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毕生沉思，猛烈批判现代以来的理性「成果」；可在1889年之后，精神病院将理性「成果」悉数施于他身，像是治疗，又像是受刑。尼采精神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句名言：真相如同谎言，尼采对笛卡尔以来现代理性所建构的「真相」嗤之以鼻，因为在这座虚无的「大厦」中，看不到人的第一天性。他尖锐的笔锋，开创性地为后现代主义开辟出广阔的土地。半个多世纪以后，另一位哲学家沿着尼采的路，开始沉思「癫狂」的真相，以及医院何以获得治疗病人的权力。他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国哲学界的怪才。特立独行的他在《规训与惩罚》中，研究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也即精神病院所拥有的权力形式，并通过挖掘尘封的历史，探寻现代社会的演变历程。福柯在慰藉尼采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不那么舒适却又难以反驳的答案。在游览现代美术馆时，你应该会有这样一种感觉：20世纪以来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艺术品，相较于古典艺术，变得不那么精致和优雅了。要么是一堆砖石的随意堆砌，要么是在空荡的布景前面放置车轮，这些粗糙的作品，究竟在表达什么艺术内涵呢？后现代艺术家们想要表达的，是对古典审美的颠覆，是对「什么样的作品足以称之为艺术品而被摆放在美术馆」的挑战。因为古典艺术品掌握了定义「美」的权力，所以后现代艺术家要去揭示这样一种权力的存在，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对各种传统的宏大叙事进行消解和抵制的一个例子。当这样一件后现代艺术作品和古典艺术同时陈列在美术馆中时，看似后现代艺术作品也掌握了阐释「美」的权力，然而决定一件东西是否为「艺术品」的权力，依然掌握在美术馆的手中，它决定了什么是「美」，也决定了我们能在美术馆看到什么。这就是福柯的观点：权力无处不在，它支配着我们如今的生活。从古代到现代，权力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从两种角度去解释权力：一种是压制性权力（repressive power），这也是我们熟知的一种。东西方的中古时代，权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王权与教权，拥有这两种权力的人便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需翻一两页古代历史便知道，那是一个被压制性权力所支配的世界。焚烧罗马城、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国暴君尼禄、后来又被罗马天主教廷施加火刑的布鲁诺......在古代，压制性权力以获取和巩固统治权力为核心，围绕周围的是暴力与施暴，服从与被服从。公开的刑罚活动是压制性权力最典型的表现舞台，用以彰显君王的绝对权力。▲浮雕《宗教裁判所火刑柱上的布鲁诺》，1887年作者为Ettore Ferrari (1845–1929)。了解了古代那么多砍头施刑的暴力行径之后，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和平等的现代世界。我们抗拒权势之人对弱者的迫害，便剥夺了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可权力并没有因此隐匿，它在现代世界依然在寻找自己的「宿主」。在福柯看来，权力本质上就是用来对人的行为进行惩罚。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随着各国君主权力的缩水和民主政体的建立，压制性权力所施加的罪行惩罚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隐退，进入代表正义的司法审判。然而，公开刑罚的废止并不代表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相反，权力对人的惩罚更加细致和扩大化了，并且以更加严密的方式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第二种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无处不在的规训性权力（normalizing power）。他认为，从古代到现代，权力经历了从「被拥有」到「被运用」的转变。不同于明显的压制和强迫，规训性权力通过约束、训练，使人的行为趋于合理化和正常化。更重要一点，这是一种潜在的训练，让人们以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亦或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回想一下，你在学校按时上下课，并认真准备考试，学校也以学习成绩颁发学位；上班之后每天劳苦奔波，只为能赶到公司准时打卡；下班回家去买菜，超市里的摄像头记录着你的一举一动......这些行为看上去跟惩罚毫无关系，可一旦你尝试出格，违背那些普通的规定，小则人们会认为你特立独行，大则认为你不正常，是个「疯子」，进而把你与其他人隔离开来，甚至送往精神病院加以幽禁和治疗。现代世界的运作规则把每个人视为理性的，有道德的主体，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主体，因此福柯认为，精神病院的存在就是把那些失去「理性」和「道德」的人隔离开，使其他人意识到这两者需要在所谓正常社会在场的证明。「在规训性权力的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与其说福柯是哲学家，不如说他是发掘人的历史的「考古学家」。以疯人为例，他从一个之前没有人关注过的角度去思考权力的演变，可以说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诠释。福柯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发现，疯人自古就有，只不过，在18世纪之前，他们还不被叫做精神病人，人们不会想到去治疗他们，而是将他们放逐。因为疯人处在理性和感性的混沌之中，相较于怜悯，人们对他们更是一种畏惧。在「愚人船」中，疯人们虽然遭到驱逐，但也因此成为最自由，最无拘无束的人。可到了现代，精神病院建立之后，对疯癫的感性认识逐渐消失，正常人们只会认为疯人是丧失理性的可怜人，并尝试以科学的方式去治疗他们，矫正他们。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打破了中世纪的沉闷。18世纪之后，理性主义更是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重塑了人们的头脑，通过科学的发展扩张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真理。人们崇尚科学，追逐理性，认为这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对未来世界的乐观想象。▲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ISTOCK
可到了后来，理性大肆侵占本该只属于感性认识的领域，甚至人的精神世界也要加以科学分析。这种观念必然会对疯人，这个社会少数「非正常」群体格外关注。而想要去认识他们，首先就需要把他们边缘化，并在运用科学手段的基础上，将他们与正常人隔离开。人是被历史所创造的，而人对疯癫的认识，也是被历史所创造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理性的过分强调，使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界定了正常与非正常、主体与他者。1971年，福柯在荷兰电视台接受哲学家方斯·爱德丝（Fons Elders）的采访时说：
「人们使疯癫噤声，从而认识了疯癫；人们界定了他者，从而认识了他者。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以对整个现实的排斥、禁令、拒绝、抛除为代价的，是以某种残忍为代价的。」规训性权力规定了作为正常人的行为，也就因此对异于常人的精神病人进行限制。就像电影《飞越疯人院》中，作为正常人的麦克墨菲因为不服从病院管教而被切除额叶一样，即使不是精神病人，只要身处精神病院，任何人都要受到权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这都算是一种惩罚，而且是一种更为隐秘和有效的惩罚。▲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主角麦克墨菲正从精神病院的铁丝网墙上爬出去。
随着指涉范围的扩大，福柯进一步指出，这种惩罚不仅发生在精神病院里，因为我们在接受理性主义所制定的这一套规则的时候，我们同样地在接受着某种程度的「惩罚」。规训性权力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作为一种微观权力，成功地将自己合理化，并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着现代世界的景观。和压制性权力的不同，规训性权力是无主体的，也就是说，没有人逼迫你去遵守它，而是你自以为自愿地进入规训性权力的场域。规训性权力的去中心化，让整个现代社会成为一张遍及权力的关系网络，所有人都身处其中，哪怕你掌握某个人的生杀大权，也同样无法逃脱这种微观权力的规训。对此，福柯在访谈中说：
「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
福柯认为，规训性权力不是让人们自上而下地臣服，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规训性权力支配着个人的行为，并让人自愿地服从这个理性主义构建起来的世界。▲位于荷兰哈勒姆的一家监狱。©Dmitry Kostyukov 、The New York Times即使是作为压制性权力产物的监狱，其设计和构造也处处体现着规训的力量。监狱里的监控器、走廊、台阶，无一不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人而设计的。不难看出，规训性权力之所以能够让惩罚更有效，是因为它借助一些在现代社会才存在的手段，即科学知识与技术。《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认为技术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层级监视就是通过一些工具监控人的行为，这种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提出的「全景监狱」到了现代，借助于光学和建筑等知识制造了更为精密的监视工具；而规范化裁决依靠的是纪律，纪律渗透进了几乎所有法律触及不到的微小领域。检查则结合了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裁决，成为了规训性权力最重要的技术手段。精神病医院每日的查寝、学校定期的考试、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考核等等，「检查」借助现代科学知识对人进行分配和分类，建立了一套所有人都愿意服从的现代等级制度。▲1844年的一份监狱监察长报告中出现的监狱等轴测图。©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不幸的是，我们此刻，就生活在所谓的「知识社会」之中。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论述科学革命以来的世界时延续了福柯的观点，他说道：「对『知识』的考验,不在于究竟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力。」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使得我们只能通过所谓「正常」的方式才能认识世界。福柯对权力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瓦解这种认识。当康德提出「我是谁」之后，福柯沿着他的路线继而提出「我是怎么被塑造而变成我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外界权力和个体灵魂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方面，现代社会提倡自由，自由又容易导致失控，只能借助于理性，为个体生活提供规范化标准，这种标准反过来又会限制自由。在过度的理性主义侵蚀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对「科学即真理」持以批判态度？最终，福柯想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无法逃出这个被权力和知识塑造的世界，如何在避免失控的情况下活得更自由一点。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研究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中说：「我自己之所以爱好科学和哲学，只是因为我想研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谜，研究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知识之谜。我相信只有恢复对这些谜的兴趣，才能使科学和哲学免于狭隘的专门化，免于对专家的专门技术、个人知识和权威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同我们这个『后理性主义』和『后批判』时代如此相称，它正在悠然自得地致力于摧毁理性哲学的传统以及理性思想本身。」福柯认为知识即权力，波普尔认为知识应该是一种兴趣。尽管他们是从两种角度去探讨「知识」，但依然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福柯并不关注那些宏大的，主流的现代话语，比如社会正义、个人意志等等，而这恰恰是我们逃离福柯那个权力无处不在的世界的唯一出口。▲《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福柯的视线之外，知识也能起到启蒙的作用，这种启蒙，不是教你科学技术的运用，在福柯看来，这种运用必然会成为一种权力技术。真正的启蒙是对科学精神的唤醒，这种科学精神，正如波普尔所言，是对世界的神秘抱有永恒的兴趣。话说回来，你如果只看到了权力，便会觉得权力是在对你实施规训和惩罚；如果因为只看到了权力便对其极端抗拒，则其实是另外一种惩罚，它们的逻辑有什么区别吗？一个封闭的规训社会和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乌托邦一样，它最终杀死的，是一个人的生存价值。关于自由，福柯不是要通过揭示权力的无处不在，来号召人们追求绝对的自由。福柯揭露出一个权力世界之后，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比明智的决定。正如他对那些宏大、主流的现代话语不置一词一样，福柯在揭示权力世界的同时毅然决然地跳出了那个权力世界，所以才有可能在思想上触到真正的自由之境。■关于福柯的思考起点，明白荣幸邀请当代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高宣扬原声领读《监视与惩罚》。扫描下方海报二维码，限时特惠收听高宣扬教授精彩解读。👇👇在福柯看来，规训性权力无处不在，早已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着现代世界的景观，每个人都约束着别人或被别人所约束，人们都是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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