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至暗时刻的君子之道

按：本文是余世存先生为解玺璋先生的新书《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写的序言。

1.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是解玺璋先生的历史人物随笔，以元明清三代和民国人物为主，从刘秉忠、马致远、李贽、黄宗羲、吕留良到严复、林纾、徐世昌，也有远到三国时代的陈寿。十几个人物不算知识人研讨写作的焦点巨星，但也都足够重要。玺璋先生相当于为每个人做了一篇专题传记，切入点在于历史转折之际的个人选择。

本书中的人物，要么面临王朝的鼎革，要么面临华夷之辩、中西之争，他们在历史巨变之际的认知和选择多有不同。尽管今人对历史目的和历史审判抱持怀疑，但玺璋先生证实，历史人物仍受制于历史。诚然，“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有人虽死犹生、有人虽生犹死是我们历史至今不虚的真实。

玺璋先生为一些历史人物做过辩诬，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不是为等待康熙等当政者访求所写，比如严复参加“筹安会六君子”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严复的事尤其值得一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严复只是因为思想接近，被杨度等人利用，还没听到杨度等人招呼，自己就被登报列名了。严复当时有过辩解，说自己“复纵百口，岂能自辩？”。这一事实说明，严复即使思想上趋于保守了，但在操作层面，他是明白是非的。洪宪闹剧失败后，严复认为，袁不能退位，这对当时的中国极其重要，也说明他是懂得现实利害的。

用哲人的话来说，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为宗教、讲究慎终追远文化的国度来说，历史进程往往有着法庭审判的功能。故我们经常面临历史的反动之举，在反动派们不以为是反动，反而自得地以为跟上了历史、创造着历史的时候，中国文化、世道人心仍在施行其审判功能，审判这些跳梁小丑。严复“躺枪”固然冤枉，但他当时保守得有暮气，为了子女前途而跟官场走得近，“躺枪”也是其来有自。

这类逃不过“历史审判”的人还有很多。比如陈寿，尽管他有“良史之才”，尽管他个人跟诸葛亮有私仇并且值得同情，但他在写史时歪曲史实、回避史实却是一个为当时和后世所诟病的事，人们甚至批评他“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玺璋先生也认为，陈寿丢弃了史家的良知和责任，其写作成了著史为政治服务的先例。

由此可见，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当事人如何委屈，我们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跟今天拜物教、成功主义流行的看法相反，中国文化不是势利的，中国文化看待人，仍着眼于人的伦理责任。陈寿们也许以为历史是由“胜利者”或活到最后者来写的，但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自有书法。

2.

通读全书，最让我感慨的是，无论历史被后人如何悲悯或者否定，无论元明清三代以来的历史多么混乱而缺乏确定性，并让文化人难以得到安顿，我们的文化都还有不曾被埋没的价值参照，都还在赋予历史人物以生命的能量。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感慨无尽，因为它不仅是经常面临异族入侵、异族入主的时代，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衰败时代。这样的时代之“穷”已经不是孟子意义上的“穷”，“穷则独善其身”，而是文天祥意义上的“穷”，“时穷节乃现”。

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的文化也赋予了个人选择的最高价值—气节，也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闭，贤人隐”“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就是孔子孟子们一再强调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玺璋先生在本书中撰写了不少历史巨变之际的中国君子。中国君子在文化的上升期曾经跟政道合作，甚至参与政道；但在衰败期，在穷窘之时，中国君子需要表现退藏的一面。这就是黄宗羲从“明夷”中看到的，“内文明而外柔顺”“内难而能正其志”。

这个“或处或默”的君子之道，就是从汤显祖、徐文长、李贽到曹雪芹们的选择，是旁观者、边缘者编织的想象之梦和美丽之梦。当然，最为极端的，莫过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历史里活出了“遗民”。本书中的陈洪绶、傅山、黄宗羲、吕留良们，就是历史大潮中的遗民，他们有的人曾经为自己没能及时死掉而觉得羞耻、后悔，有的人因为时代污浊而想办法洗净自己，但他们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性格的君子，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着打量和审判。因此，“遗民”如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弱者，是文化的守望者，更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尽管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合作了，都“与时俱进”了，遗民们的坚守越来越无望甚至没有了意义，但历史地看，正是这些遗民激活了中国的君子之道，百年千年以降，我们回望那些历史上的鼎革时代，依然能感受到遗民们悲怆、清瘦的面容，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撼人心魂的文化和美的力量。

这是弱者的力量。“弱者道之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一代大儒刘宗周就是这样。清军南下，浙省降清，刘恸哭说，“此余正命之时也”，终于“绝食二十日而卒”。陈洪绶的朋友王毓蓍有自知之明，他认为，在改朝换代之际，像他这样的声色中人要守住气节就不能苟活。有一天，他把所有的朋友请来欢聚，酒足饭饱之后，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

活下来的人也多活得并不踏实，他们或处于天人交战的心结中难以自拔，或为现实的污泥浊水所沾染。如陈洪绶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捕及避免剃发的耻辱，在诸暨（今浙江绍兴市）的云门寺落发为僧。但佛门的清静并不能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他改号悔迟、悔僧。如傅山70多岁了，还被朝廷要求到京城考试，他住在崇文门外一个荒寺（圆教寺）中，准备以死殉节。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为他求情，希望朝廷免试，授予他内阁中书之职，皇上同意；大学士冯溥（益都）要求他必须向皇帝谢恩，即使病了也要谢恩。此时的傅山已绝食七天，不能动，冯“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

只有少数如黄宗羲、吕留良那样的人仍在“折腾”，他们之所以能够“安顿”下来，是因为他们怀有幻想般的希望，驱使自己去研读、创造学术思想体系、带出弟子。我曾经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有人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有人选择了承担。”殉节者表现，遗民们承担。

3.

也许，我们无法以历史的理性来苛求前贤，他们身在局中，未必明了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一度安顿的黄宗羲到晚年发现自己原来是脆弱的，支持他的“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的历史假设，已经被历史证伪，他因此感叹，“十二运之言，无乃欺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遗民“死不瞑目”。他们没有看透，更没有破局。这不妨碍他们以各种方式哪怕以弱者的方式表达自己存在的尊严，无论是傅山、黄宗羲还是吕留良们都多少挑战了主流，挑战了这个历史和现实的迷局。

看透了的人同样面临着尖锐的问题—他还在这个局里，他该怎么办？比如本书中写到的马致远，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在皇帝身边，写过“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方齐贺当今帝，稳坐盘龙亢金椅”这类歌功颂德的谀辞；而到了晚年，他居然还写了“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而马致远是自以为看破了的，他的作品多有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经典，如他的《【夜航船】秋思》，“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堪称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生活的见道之作。他确实看透了，但他为什么献媚权力？玺璋先生说，“我们只能用文人的复杂性来解释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身在局中的中国人一般难以看透历史，包括一些文化遗民在内，但看透的人又多如马致远一样逃避责任、游戏人生。因此，历史写作的目的也在于校正历史进程的不足，代历史进行审判。当我们知道马致远的卑污文字时，会心生距离甚至厌恶。这就是历史和人性的现身。

当然，还有一些看透的人，他们登上了历史的彼岸，但他们还要在局中等待正命之日，如严复，作为启蒙思想的先驱，他早已明白我们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差异，但他不得不看着自家文化衰败、沉沦。这就是“既登彼岸舍舟楫，再入轮回做众生”。

4.

在衰败期，在文化被政治、经济革命的时代，在权钱阔者凯歌高进、拜物教盛行的时代，文化的命运最为难堪。世道人心的演进与自己无关，华夏民族的当代史与文化无关。除了殉道者、遗民们表现气节，时代和社会的边缘者还能有什么作为？

那就是回到众生中去。正如龚自珍意识到的，“东山妓即是苍生”。龚自珍们还意识到，历史的发动机不再由达官贵人担当，而是转向山民、海客，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有“山中之民”起来，一啸百呤，“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种做众生的事业，能够创造出惊天而感人的历史。因此，马致远们顶多是大读者，把作家和历史的真实读出来了一些，但傅山、黄宗羲、龚自珍、严复们才是大作者，是历史的推手。他们在历史巨变的重大关口，“或出或处”地创造着历史，他们的作品也确实为后来人提供了丰沛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即使不用百年千年的眼光，就拿我们今时今日的感觉来衡量，今天的中国人同样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身在局中。我们看透了吗？我们能破局吗？相信本书中的诸多人物能够供我们参考，他们的抉择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全新力作，余世存作序，雷颐、马勇、郭建龙赞誉推荐，十三个人物，十六篇文章，讲述王朝更迭、洞察世道之下的人心沉浮，评说世事变迁，明悟君子处世的进退之道。

▍延伸阅读

▼ 点击进入飞越书店，与思想者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