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 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

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

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

文、 编：少年X

1867年7月的一个夏夜，时任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曾国藩，在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不知清王朝还能撑多久。

而赵烈文作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预言，他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因为这段精准的预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赵烈文，被史书永久地铭记，乃至于被后世冠以天才预言家的名号。

赵烈文的伟大，是因晚清的悲剧。如果清朝得以中兴，那么赵烈文这三个字便也淹没在浩浩汤汤的中国历史中，难寻踪迹了。

因此，对于预言来说，其实存在着一个不可能的三角：预言家的伟大、预言的精准、好的社会结果，这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

一个灾难性预言的成真，成就了预言家，却也是社会本身的悲剧。如果历史波澜不惊，则预言家也复归平庸，难称伟大的先知。

但伟大的先知，往往并不以伟大为荣，他们之所以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当下就采取行动，制止那样可怕的未来。

批评家瑞卡兹说：“预言家担负着双重任务，他既要用自己的言辞影响未来，又要成为一个真实的预言家——一个不出差错的预言家。”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在《未来简史》一书中，对人类未来有一个极为可怕的预言：

随着基因技术的进一步突破，人类的智力和寿命可以用“上帝的手术刀”进行编辑，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了少数智力超群，且永生不死的“神人”，这一极小部分人垄断了人类一切的资源，且永久地奴役着绝大多数人，历史于此处终结。

尤瓦尔·赫拉利忧心的是，当基因编辑技术被少数富豪垄断时，智力的天然分配和死亡这个唯一公平的系统就失效了，未来的不平等将成为永久性的事实。

只有听众不把这个预言当作耸人听闻的诳语，并进一步采取行动，重申人类的普遍价值，为技术加上约束，这种反乌托邦的未来才不会成为现实。

如果说技术的预言尚属于没有发生的现实，那么，托克维尔、哈耶克、唐德刚所作出的三个世纪预言，不但在历史中无数次得到验证，当代人如何对待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代的命运。

▌托克维尔的预言：坏政府的改革，会导致更严重的革命

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

在这部巨著中，托克维尔作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预言：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被大规模迫害。

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他曾在国王面前为人民的权利辩护，当议会审判国王路易十六时，他又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因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才幸免于难。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民众往往以为，那些最先被推翻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但是托克维尔发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

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

他关爱穷苦百姓，救济贫民。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周围农田，应当付给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

在路易十六统治后期，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人们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富有创造性。

然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

托克维尔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

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

但事实上，革命不仅没有摧毁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几年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时至今日，很多国家的转型之路依旧布满荆棘，危机一触即发。所有关心政治的人们，都应该谨记托克维尔的告诫、深究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

改革一旦开始，万万不可中止；民主的陷阱，恰恰就在于民主本身；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石，市民社会是自由的屏障；为面包而放弃自由的人，既得不到面包，也得不到自由；贵族精神缺失的社会，必然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

▌哈耶克的预言：国家垄断铸币权，会导致经济循环奔溃

在哈耶克生命的最后时光，这位20世纪的思想巨人，一直在思考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力图找到一种“不算太糟糕的经济制度”。

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

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被忽略的财富转移：国家超发货币

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委内瑞拉，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

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可见，铸币并不会创造财富，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掠夺财富。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了这个“神话”。

◎货币的非国家化：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 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货币是财富的度量衡，一切物质财富都要兑换成货币才能进行流通，因此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谁就控制了人类。

在世界历史上，历代政府都将货币的发行权紧紧攥在自己手中，因为这是他们从民间汲取财富的方便法门。

正如哈耶克所说，拥有暴力背书的政府一旦掌控了货币的发行权，就会难以抑制地发行货币，直到经济崩溃。

但是，每当经济陷入低迷，民间反而会渴望政府的经济调控，甚至呼唤用“大水漫灌”来刺激经济。

但是哈耶克警醒我们，经济危机的本质，往往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当一国政府开始走向凯恩斯主义，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因此，哈耶克的预言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可能在未来再次上演，对于‍每一个勤劳、诚实，合法创造财富的公民来说，如何捍卫自身的财富，应对政府超发货币导致的经济危机，关乎着自身的根本权利。

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前瞻性预言，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深入了解，并引起警惕和深思的。

▌唐德刚：中国的第二次历史转型，犹如船过三峡险流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研究历史数十年后，将中国四千年历史，分为三大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以及一次已完成的转型，和一次未完成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封建制到帝制，起于秦国“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与汉昭帝之间，历时三百年之久，此后约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二次转型，从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犹在转型途中。

唐德刚先生说：“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要经过一番“惊涛骇浪”的古今大变，这个艰难的变革期就是“历史三峡”。

他预言道：“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

也就是说，自1840打开国门开始，大致要到2040年才能顺利“通过三峡”，如果历史出了偏差，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不过，唐德刚先生相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

世界民主化潮流，浩浩汤汤，如三峡之水，一路东流，纵有漩涡、礁石、人工堤坝等障碍，却无法阻止其奔腾，无法更改其航向。

到那时，“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

民众可以在喝采声中，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但是，回到当前的现实语境中，这次犹在途中的转型，如船过三峡险流，激荡无比。已在其中航行过的，有文化名人，诸如“小册子作家”胡适；有政界大佬，比如“外交第一人”顾维钧；还有那些被贴上标签的风云人物，如“窃国大盗”袁世凯。

傅国涌先生曾指出，历史三峡论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

从现实层面来说，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是通过论述“帝制-民治”这一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最后阶段，来阐述转型的艰难、复杂、长期，并反思当时中国政治的现实，给后人以警醒。

在唐德刚之后，无数历史学家仍在接续这一世纪预言与历史困境，正如《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作者王人博老师所说：近代以来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就像一个民族亲手剪裁的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如果未来的路，比想象中的更窄，我们更应直面历史的真问题。

在一个强制传统悠久的国家，由帝制向民治转型的阻力之大，往往超乎想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不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而民间又缺乏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助力这一转型的加速。

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轻则发展迟缓，重则饿殍遍野，血流成河。

从1640年光荣革命开始，人类历史正式步入了现代文明。然而，在了解法国大革命对满清的影响后，我们发现和以往认知不同的是，鸦片战争前的满清政府，并非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文明的迟到，绝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如何才能拥抱现代文明，彻底摆脱“历史三峡”的预言？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政治现实中的人来说，是一件轻则决定利益，重则决定生命的大事。

▌最伟大的预言家，

都是最优秀的思想家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厉害的：君王、祭司、先知。

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上帝的启示。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纵观人类历史，像哈耶克、托克维尔、唐德刚这样既能深入历史细部，探究人的行为逻辑，又跳出细节，站在前人肩膀上看整体，通过预言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的大师寥若晨星。他们的预言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他们的预言做到了以下几点：

◎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人性亘古不变，人类大多数问题的答案，都已经写进了历史，一切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

当今现实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也越来越难以预料，只有带着对现实情境的问题意识，躬身进入历史现场的人，才有能力预言未来。

正如英国的一句谚语所说：“最好的预言是过去”。一切伟大的预言，无论是哈耶克对货币超发、托克维尔对改良与革命、还是唐德刚对中国转型的思考，无不是深挖到历史深处，致力于将其中最关乎人类命运的答案揭示出来。

 ◎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大灾难，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忧思

往往是那些经历过动荡年代，亲眼看见过人类大灾难的学者，才能深刻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脆弱和愚蠢。

托克维尔、哈耶克、唐德刚三位学者的人生，刚好横跨三个世纪，他们或见证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或目睹了席卷世界的战争，或亲历过国家的几次大转型，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对未来世界的预言，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而是有深入骨髓的体会。

因此他们提出预言，比起学术追求，毋宁说是要用自己的良知和洞见警醒人类，让人们有所行动。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先知的世纪预言”书单，包含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唐德刚的《历史的三峡》的世纪预言，以及仍在接续唐德刚世纪预言的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在这个大多数著作都陷入鸵鸟式思考的时代，他们的世纪性预言却超越了时间的局限，警醒我们要对历史保持谦卑、对权力与理想保持警惕，否则灾难将一再重演。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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