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让青年担负代价过于残酷，成年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文：钱理群  编：李强

鲁迅先生说过：“青年必胜于老人。”

钱理群先生在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同样发现了这一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他把自己当成历史的过渡者，颇为真诚，他期待青年人跨过自己的疆界，另辟新径，也别有意味。

为此，小编从钱理群的作品中，精选出一篇文章，供大家鉴赏。

▌“黄金时代”的18年

与“40、50后”的理想之交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40后”、“50后”，“60后”、“70后”与“80后”、“90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40后”。

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

但，之后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

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

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

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

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

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

▌与“60、70后”交往中的负罪感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

他们或多或少有“文ge”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80年代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社会，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40后”、“50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地自责。这里所暗示的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续至今的。

我总觉得，我们成年人没有把国家搞好，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社会的责任，付出代价，这过于残酷，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80、90后”的期望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

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

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这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

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

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实在“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

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

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

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

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

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

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轻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说：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

他在人们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太平之景中意识到了危机。他带着忧患之心面对众生，但热情之高超出常人。

他常常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

在北大课堂上他的风采还一直被人们所追忆。他的敢于直面当下风气的目光，那些不断拷问人的灵魂的言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我们未曾见过的他都经历过，我们已经见证的，他都是当事人之一。

为此小编诚荐：“钱老作品集”，汲取钱老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以及更多洞见与智慧，以上本文也是编选自钱老的书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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